北宋思想家周敦颐与政治家王安石之关系考读史料多了，你能从一些史料中看到一些人主观臆造的写史态度。
他们往往想当然地将一些位高权重之人搁在中心位置来写，而置客观事实于不顾，将实际是中心人物者摆到从属地位。
近些年我对北宋思想家周敦颐与政治家王安石之关系进行过某些考证，就发现了这样一些问题，说王安石与周敦颐之交往，“对周敦颐的一生乃至身后产生了重大影响”云云。
下面，我从史料中梳理出一些时间节点和王、周有可能的几次交往，来澄清一些事实，以正视听。
在他俩的关系上，王对周的身后事确实造成过一定的影响，却多为负面的;而要说到生前影响，倒是周对王的影响更大，甚至影响到王的学术观的建立。
一、少年王安石，三及门求教在宋刻版度正所撰《濂溪先生年谱》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先生遂扶柩厝于龙图公墓侧，是岁居润，读书鹤林寺，时范文正公（仲淹）、胡文恭（宿）诸名士与之游，独王荆公（王安石）少年不可一世，怀刺谒先生，足三及门而不得见。
荆公恚曰：吾独不可求之《六经》乎？”[1]从南宋礼官度正的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读出如下两条信息：一是，周敦颐在润州鹤林寺居丧期间，范仲淹和胡宿等一些社会名流前来与之交流。
《二程遗书》卷三也有云：“许渤在润州与范文正、胡文恭、周茂叔（周敦颐）游。
”[2]宋仁宗景?v四年（1037年）七月十六日，周敦颐的母亲郑氏在汴京病逝，周解去“试将作监主簿”的官职扶柩南下，将母亲葬于润州（今江苏镇江）龙图阁学士、知杭州府舅舅郑向的墓旁。
[3]周敦颐于鹤林寺“丁忧守制”、读书期间，连范仲淹、胡宿和许渤这些当朝名士都前来交流。
胡宿是仁宗朝的翰林学士、英宗朝的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此时他应该是在两浙转运使任上（两浙东北路转运司治所在润州）。
而范仲淹则因在开封府知府任上得罪了宰相吕夷简，先被贬谪饶州（今江西鄱阳），第二年也就是景?v四年十二月又迁知润州。
[4]其有《苏幕遮?碧云天》词为证：“暗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写的正是那种贬谪中的羁旅生活。
处于如是境地的范仲淹，这期间与在润州鹤林寺“丁忧”的周敦颐有些往来，是很有可能的。
这年，周敦颐年方21岁。
其挚友潘兴嗣在为周敦颐母亲撰写的《墓志铭》中对周的青少年时期评价说：“既壮，行义名称，有闻于时。
”[5]度正在《年谱》中也写道：“先生年20，始冠，行谊早闻于时。
”[6]因为周敦颐闻道甚早，学有所专，故而在青年时就已名声在外了，不然怎么会连大他28岁的范仲淹和大他22岁的胡宿这些当朝名士都能前来与之交流呢？二是，少年王安石也三次慕名前来拜会求教。
周敦颐居丧润州的三年，也正是王安石侍父居江宁（今江苏南京）的三年。
景?v四年四月，王安石父亲王益通判江宁府，这年王安石17岁，跟随父亲来到了江宁。
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二月，父亲王益卒于江宁任上。
[7]后王安石应是扶柩回了老家江西临川，在江西边守孝边读书。
江宁与润州相隔不远。
王安石居江宁期间，得闻周敦颐学问，方来求见。
于是，就有了度正《年谱》中的记载：“独王荆公少年不可一世，怀刺谒先生，足三及门而不得见。
荆公恚曰：吾独不可求之《六经》乎？”《年谱》这样说，主要是由于新旧党争的一种偏见，后来的传统儒家学者们不想让周敦颐这位理学开山和王安石这位“新党”的领军人物有什么瓜葛，所以史料对许多事情避而不谈，甚至连景?v年间，周敦颐在润州鹤林寺读书守丧期间，周、王二人的相见也说成是：“独王荆公少年不可一世，怀刺谒先生，足三及门而不得见。
”看来，这是周敦颐四传弟子朱熹的高足度正的有意而为，一是要有意挤兑王安石，既承认你有上门拜见求教这桩事，却又说成是三次被拒;二是要说明王安石这个人的个性历来固执、自负和桀傲不驯，别人已经不理你了，你还三番五次地扭着不放;三是如前所说，出于新旧党争之偏见，认为作为理学之祖、二程之师的周敦颐绝不应该和革新派魁首王安石有什么瓜葛，故要撇清这层关系。
然而，度正的“安排”既不符合周敦颐的人品、性格，也和后面发生的事情相矛盾。
周敦颐的一生，是惜才、爱才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一生，犹如同时代大文豪黄庭坚在《濂溪词并序》中对他的评价那样：“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茂叔，短于取名而惠于求志，……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
[8]在当时，周敦颐结交的朋友和收授的门生都是一些学识不俗的好学之人，如他在南安司理参军任上，受上司通判程太中之托，辅导其子――15岁的程颢和14岁的程颐;[9]他在合州（今重庆合川）任上，听说遂宁14岁的少年傅耆聪明好学，便主动写信关心，邀请这位少年来合州一叙。
[10]所以，我们可以说，周敦颐一贯重才乐教。
当他面对一个慕名远道而来，且三次登门的好学少年，是不可能忍心将他拒之门外的。
而王安石一方，如果真像度正说的那样“少年不可一世”，那么他又如何能耐得住性子怀揣名刺（名片），从南京三次远道来镇江登门拜访呢？景?v末至宝元间，周、王两人肯定有过交集，而且周敦颐也让王安石领受过指教。
如是，这才让受益匪浅的王安石乐此不疲，会在一年多时间里，三次往返于江宁和润州之间。
这种师生关系，在以后的事实中得到了印证。
二、王、曾论道惑，需待茂叔裁在宋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遗事”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谢无逸志潘延之墓云：荆公、子固在江南，二公议论，或有疑而未决，必曰：‘姑置是，待他日茂叔来订之。
’”[11]从这则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王安石和周敦颐两人不仅有交往，而且还交往甚密。
应该说王安石对周敦颐肚子里有多少墨水是心知肚明的，同时也能看出王安石和曾巩（字子固）对周敦颐的学术造诣是相当敬佩的，而且到了尊以师长的地步，不然怎么会当学术上有了疑惑，在?扇瞬荒芫龆鲜保?都一致说：“姑且把它搁置起来，待来日见到周先生后，再由他来定夺。
”而谢无逸说的这件事是完全经得起考证的。
下面先来梳理一下这几人的关系：潘延之，也就是后来为周敦颐写墓志铭的那位潘兴嗣，宋真宗时宰相丁谓的外甥。
讲述丁谓言谈的那部史料笔记《丁晋公谈录》，据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言，乃出于洪州潘延之家，有可能是由潘收集、整理并成书的。
《苏轼文集》中有一篇《记潘延之评予书》，就记录了潘延之多次对苏轼两兄弟的书法进行评论之事。
潘氏虽一生不愿做官，但也为当时士人所看重，算得上一位社会名流了。
曾巩于熙宁十年（1077年）回到江西老家任洪州知州时，就手书《移守江西先寄潘延之节推》书信一封给潘延之，可见两人之关系。
周敦颐生前和潘为挚友，交往和书信往来甚多。
周敦颐不仅在生前托其为迁葬的母亲墓写过墓志铭，还嘱托其为身后的自己写墓志铭，这关系自然非同一般。
潘与曾巩及王安石等岁数相差不多，同为老乡，亦为朋友。
谢无逸，北宋著名文学家，史载有五步成词一说，和王安石、曾巩为江西同乡，虽为晚辈，但当时都活跃在文坛上，也算得上忘年交了;而他能为潘延之写墓志铭，肯定也是潘的挚友或门生，应该是当时最了解这几位内情的人。
王安石与曾巩不仅是江西老乡，且少年时两人便在京城相识而后成为挚友。
曾巩于景?v三年（1036年）18岁时进京赶考，与随父服满赴京的王安石相识，并结为挚友。
曾巩20岁入太学，上书欧阳修并献《时务策》;因为笔锋独特，受欧阳修赏识。
他因少年就与王安石成为密友，登欧阳修之门后，便向欧阳修举荐王安石。
谢无逸在潘的《墓志》中提到的“荆公、子固在江南”一事，当是指宋仁宗嘉?v二、三年（1057年、1058年）间的事，当时王安石和曾巩都在江南任职。
嘉?v二年王安石以太常博士、知常州，随即又提点江东刑狱。
[12]这年曾巩刚中进士，补缺来到太平州（治今安徽当涂）任司法参军。
两地相隔不远，况且太平州也属王安石的江东路管辖，见面的机会当然就多了。
[13]文人墨客聚在一起，免不了吟诗弄词，间或也切磋切磋学术问题，自然就有了谢无逸说起的这段故事了。
这件事中所涉及的五位当事人，有四人均为江西同乡，常在家乡的文人圈子里活动，关系自是密切，那么他们又是如何同周敦颐这位湖南籍的师长扯上关系的呢？除前面所述王安石在江苏润州时与周敦颐有过交集外，在这一阶段还看不出其他几位与周敦颐有过什么交往。
这中间除撰文的谢无逸为晚辈外，其他三人均比周敦颐小2～6岁，入仕也都是稍后之事了，所以也看不出他们与周敦颐有同府为僚的经历，那么他们又是怎么熟知周敦颐其人和学问的呢？要说明这个问题，就有了另一种可能。
周敦颐本人所写《彭推官诗序》和度正为这篇诗序所写的《跋》里有这样的记载：“（周敦颐）庆历初（1041年），为洪州分宁县主簿，被外台檄，承乏袁州卢溪镇征之局。
局鲜事，袁之进士多来讲学于公斋。
”“濂溪初仕时，年方逾冠，从而讲学者已如此，亦足见其闻道之甚早也。
”[14]从这些历史资料中可以看到，周敦颐刚步入仕途时，就在江西的分宁和芦溪两地开筵讲学了，两地的文人学者纷纷前来听他解经论道。
分宁县就是现在江西省的修水县，宋时属洪州（治今江西南昌）管辖;袁州芦溪就是今天江西萍乡市的芦溪区。
而此时的王安石正好在江西老家一边为父守孝、一边读书备考。
王安石出身地的清江离此不远，既然周先生在这里讲学，岂有不听的道理！于是，王安石也就成了讲堂内的常客。
而此时的潘延之和曾巩也都处在读书备考之中，正是求知欲正旺的时候，前来听讲也不是不可能;何况潘延之的家就在洪州。
这就是对这群人为什么知道周敦颐学问了得，并与之建立起师友关系的一种合理解释。
正如明代名士张弼在路过芦溪拜谒周濂溪祠后留下的五言律诗《过周濂溪行祠》中写的那样：“过化传先哲，遗踪咎后思。
一官监酒税，千古建香祠。
秋日高山丽，春风满座熙。
渺然经一拜，庭草绿差池。
”就是说，当年的这位先哲是值得我们去追忆和思想的。
别看他当时只是一个小小的市征监税官，却让后人为他建了香祠来作纪念。
他当年在这里开筵讲学，可谓高朋满座、桃李满园。
凡经过他点拨的人，已是名满天下之人了。
是的，遂宁少年才俊傅耆要算，洛水少年俊才“二程”（程颢、程颐）要算，连唐宋八大家中的苏轼、曾巩、王安石都应该算。
只是周敦颐其人胸怀洒落，不愿以师道自居，而只愿尚友千古。
这样看来，谢无逸在潘延之墓志中所说的这番话当是不假，不然他大可不必在潘延之的《墓志铭》中去提及曾巩、王安石和周敦颐三人，当然也就不会提到曾、王二人的论道求问了。
三、京师再相遇，安石心震动史料中所能查到的王安石和周敦颐的另一次相见，是在宋仁宗嘉?v五年（1060年），周敦颐合州签判任满回京述职时，在汴京和王安石有过的一次会面。
考《王安石年表》，王安石于嘉?v三年二月提点江东刑狱，十月被召回朝任三司度支判官。
王安石此时心气很高，一回京便向皇上上了一道奏折《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直陈赵宋王朝面临的严峻局面，针砭时弊，极言变法。
他从变法的政治需要出发，来论述选拔、任用人才对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可这呕心之作，洋洋洒洒的万言书，却被朝廷多数人和皇帝认为“不识时务”，未被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