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及其思想严复( 1854.1.8 —1921.10.27 )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汉族，福建侯官人，是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严复是晚清接受西学教育最早的一批知识分子之一，有丰富的西学知识，对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有较深造诣。

他学古通今，学西贯中，成为大学问家。

他报效祖国的不是他所学的轮船驾驶和航海专业技术，而是救国救民的学问。

他留心国情、国事，考察西艺西政，努力探索强国富民之道，积极提出各种见解。

其提出的思想更是带动了社会的发展。

一、变法思想光绪二十年(1894 年) ，爆发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的甲午中日战争。

使国人大受刺激。

这场抵御侵略的战争是对兴办三十多年的洋务事业的严峻考验。

原以为，对西洋人打不过是因为西洋人船坚炮利，所以赶紧“借法自强”，制造轮船、枪炮，编练了海军，训练了陆军，可是，有了这些却仍败在东洋岛人手下。

于此，国人又一次大受震撼，大受教训，大受催醒。

有识之士认真检讨洋务事业的不足和问题，更多的人开始把目光投向“变道”上，认为仅仅“变器”是不够的，还要赶紧“变法”。

时任天津水师学堂总办的严复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1895 年，他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刊发《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等文章，极力呼吁变法。

他说：“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

严复认为：“自微积之理而观之，则曲之为变，固有疾徐；自力学之理而明之，则动物有由，皆资外力。

今者外力逼迫，为我权借，变率至疾，方在此时。

智者慎守力权，勿任旁守，则天下事正于此乎而大可为也。

即彼西洋之克有今日者，其变动之速，远之亦不过二百年，近之亦不过五十年已耳，则我何为而不奋发也耶! ”⑥在《救亡决论》一文中，严复认为，变法首先要变的，“莫亟于废八股”。

“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

他列举了八股的三大害：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

他说：此三大害，“有一于此，则其国鲜不弱而亡，况夫兼之者耶! ”“此之不除，徒补苴罅漏，张皇幽渺，无益也，虽练军实，讲通商，亦无益也。

何则?无人才，则之数事者，虽举亦废故也。

舐糠及米，终致危亡而已。

”因此，严复提出“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 的“救之之道” 。

他阐述西学为实用之学，为国家致富强之学，指出“欲救中国之亡，则虽尧、舜、周、孔生今，舍班孟坚所谓通知外国事者，其道莫由。

而欲通知外国事，则舍西学洋文不可，舍格致亦不可。

”“欲通知外国事，自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

此理不明，丧心而已。

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

早一日变计，早一日转机，若尚因循，行将无及。

”⑦严复批评“天不变，地不变，道亦不变” 的迂腐观念，指出天在变，地在变，道也在变：“夫始于涅菩，今成椭轨；无枢渐徙，斗分岁增；今日逊古日之热，古晷较今晷为短，天果不变乎?炎洲群岛，乃古大洲沉没之山尖；萨哈喇广漠，乃古大海浮露之新地；江河外啮，火山内崩，百年之间，陵谷已易；眼前指点，则渤澥旧界，乃在丁沽，地果不变乎？然则天变地变，所不变者，独道而已。

虽然，道固有其不变者，又非俗儒之所谓道也。

请言不变之道：有实而无夫处者宇，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三角所区，必齐两矩；五点布位，定一割锥，此自无始来不变者也。

两间内质，无有成亏；六合中力，不经增减，此自造物来不变者也。

能自存者资长养于外物，能遗种者必爱护其所生。

必为我自由，而后有以厚生进化；必兼爱克己, 而后有所和群利安，此自有生物生人来不变者也。

此所以为不变之道也。

若夫君臣之相治，刑礼之为防，政俗之所成，文字之所教，吾儒所号为治道人道，尊天柱而立地维者，皆譬诸夏葛冬裘，因时为制，目为不变，去道远矣！第变者甚渐极微，固习拘虚，未由得觉，遂忘其变，信为恒然；更不能与时推移，进而弥上；甚且生今反古，则古昔而称先王，有若古之治断非后世之治所可及者，而不知其非事实也。

”⑧他指出：“夫数千年前人所定之章程，断不能范围数千年后之世变，古之必敝，昭然无疑”。

严复强调说：天下大势，既已日趋混同，中国民生，既已日形狭隘，而此日之人心世道，真成否极之秋，则穷变通久之图，无已谆谆然命之矣。

“继自今，中法之必变，变之而必强，昭昭更无疑义，此可知者也。

至变于谁氏之手，强为何种之邦，或成五裂四分，抑或业归一姓，此不可知者也。

”“善夫吾友新会梁任公之言曰：’万国蒸蒸，大势相逼，变亦变也，不变亦变。

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已；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

’”⑨意思是说，在今天形势下，相变也变，不想变也会变。

主动变法，变法之权掌握自己手里，被动变法，变法之权就会让别人掌握去。

1898年，严复在《国闻报》上刊发《拟上皇帝书》，阐述政见。

他分析形势，强调变法的重要和变法所应采取的措施。

他指出：朝廷在内治要变法，“法敝”就要“知变”，“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法”。

他说：“夫甲午一役，不独挠败为辱也，其辱有余于挠败者焉。

而吾国之权力，乃为天下所尽窥，虽欲为前之苟延岁月，有不可得者矣。

”所以，变法图强的形势更为逼人。

中国积弱，“至于今为已极矣”。

为什么积弱？“由于外患者十之三，由于内治者十之七也。

”内治问题在“法既敝而不知变”。

“外国穷而知变，故能与世推移，而有以长存。

中国倦不思通，故必新朝改物，而为之损益。

果使倦而能通，取来者之所损益而豫为之，因世变化，与时俱新，则自夏禹至今，有革制而无易主，子孙蒙业，千祀不坠可也，何必如汉臣刘向所言：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哉！”因此，一定要掌握变的主动权，才不会让人来变，“新朝改物”。

他建议未变法前所亟宜行者有三事：一“联各国之欢”；二“结百姓之心”；三“破把持之局”。

他写道：“盖不联各国之欢，则侮夺之事，纷至沓来，陛下虽变法而不暇；不结百姓之心，则民情离涣，士气衰靡，无以为御侮之资，虽联各国之欢，亦不可恃；而不破把持之局，则摇手不得，虽欲变法而不能也。

” 二、民主思想由专制制度变为民主制度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政治制度的重要转变。

西方列强的民主制度建设已有200多年历史，而中国尚未出现这种转变。

严复留学英国，亲身感受到西方民主制度的优越，并从西学、西方报刊宣传中了解、认识民主制度，结合中国的政治、社会现实，提出自己对民主的看法。

首先，严复称赞西方的民主制度，“无法与法并用而皆有以胜我者”。

“无法”指自由、平等、民主，其“捐忌讳，去烦苛，决壅敝，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

” “有法”指规章制度（“官工商贾章程”），其国“人知其职，不督而办，事至纤悉，莫不备举，进退作息，未或失节，无间远迩，朝令夕改，而人不以为烦”。

“凡所以保民养民之事，其精密广远，较之中国之所有所为，其相越之度，有言之而莫能信者。

”之所以如此，严复指出，西洋各国都“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因此，国家强盛，甚为“可畏也”。

严复说：西洋谈论国家治理者都认为，“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

”而中国尊崇帝王者认为，“天子富有四海，臣妾亿兆”，把天下当作私产，把臣民视为奴隶。

他指出专制国之兵败于民主国之兵的必然结果：“窃尝观之西国矣，大抵民主之兵,最苦战而不易败，得能者为将，则当者皆靡，如华盛顿之自立与拿破仑之初起是已……真实民主之国，其兵所以最强者，盖其事虽曰公战，实同私争，所保者公共之产业国土，所伐者通国之蟊贼仇讎。

胜则皆乐而荣，败则皆忧而辱，此所以临阵争先，虽挫而不溃也。

……独至主尊将贵，邈然不亲，招以利而用以威者，民之应募而为兵也，如牛马然，其心固漠然无所向，迫于饥寒，觑数金之口粮以为生计耳。

至于临阵之顷，于其上非所爱也，于其敌非所仇也，一军未破之时，顾法重不敢去耳。

然而有时而可用者，则必内地之战争，前有城池掳掠之获，后有官职保举之优，有一不存，其兵皆废。

”其次，严复认为，中国要谋富强，应该效法西洋。

他指斥自秦以来的“君”（皇帝）都是“大盗窃国者”。

“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

窃了国，怕民知觉，又行愚民政策。

他希望清朝廷仿效英国，使民“自为”治理国家：“陛下惟恭已无为，顺民所欲，而数稔之间，吾国固已强已富矣。

彼英国之维多利亚，不过一慈祥女主耳，非所谓聪明神武者也。

至若前主之若耳治，则尤庸暗非才。

然而英吉利富强之效，百年以来，横绝四海，远迈古初者，则其民所自为也。

”他指出，“天下未有民权不重而国君能常存者也。

” 严复说：“夫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立宪、革命诸义，为吾国六经历史之不言固也，然即以其不言，见古人论治之所短。

今使其人目略识旁行之文，足稍涉欧、美之地，则闻闻见见，将无所谓而不然。

彼中三尺童子皆知义务民直为何等物也。

至于发明伦理治法之书，则于前数者之义为尤悉。

”士生今日，如果不读西书、不治新学则已，如果读西书、治新学而乃取自由、平等、民主、人权之说而绝这，这是大笑话。

再次，严复强调“民质”在实施民主政治中的重要性。

严复认为，民主要建立在民能自治的基础民要有政治觉悟、政治能力。

严复所说的“民质”，就是民力、民智、民德的高下。

民主的程度要与“民质”的水平相适应。

由于两千多年专制统治者的愚民政策，使中国“民质” 水平低下，所以实行民主制度要首在提高“民质”水平，实现民主的目标有一个过程，不能急于求成。

严复在《原强》、《救亡决论》诸文中，“本之格致新理，溯源竞委，发明富强之事，造端于民，以智、德、力三者为之根本”，认为“三者诚盛，则富强之效不为而成；三者诚衰，则虽以命世之才，刻意治标，终亦隳废。

” “是以今日之政，于除旧，宜去其害民之智、德、力者；于布斯，宜立其益民之智、德、力者。

”严复说：中国如“病夫”，民智下，民德衰，民力困，所以，有一倡而无群和，靠少数人想实行民主必无成效。

“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

于是一政之举，一令之施，合于其智、德、力者存，违于其智、德、力者废。

”“是故贫民无富国，弱民无强国，乱民无治国。

”在《辟韩》一文中，严复批评韩愈《原道》对君主专制的看法：“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

”他指出，这是颠倒的说法，应该倒过来说：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相为生养者也，有其相欺相夺而不能自治也，故出什一之赋，而置之君，使之作为刑政、甲兵，以锄其强梗，备其患害。

然而君不能独治也，于是为之臣，使之行其令，事其事。

是故民不出什一之赋，则莫能为之君；君不能为民锄其强梗，防其患害则废；臣不能行其锄强梗，防患害之令则诛。

意思是先有民，而后才有君、臣之立。

所以，民是国家的主人。

“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严复很赞赏孟子的这句名言，称为“古今之通义”。

由此，严复指出民主是合理的，“君臣之伦”是出于不得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