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的政治文化看其对钓鱼岛的觊觎
摘要：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其对外政策。

日本对我国钓鱼岛的觊觎和其政治文化有很大联系。

“岛国特性”使其对钓鱼岛格外敏感，“集团意识”使其妄图以钓鱼岛为突破口向国际社会表明其“领土”诉求，“耻感文化”使其在钓鱼岛问题上颠倒黑白。

从日本的政治文化看其对钓鱼岛的觊觎，有助于我们在探索对日方针政策制定的道路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以做到有的放矢。

关键词：日本；政治文化；对外政策
一国的对外政策总是受政治文化的影响并体现该国的政治文化。

在国家层面上，政治文化影响对外政策的内容；在个人层面上，政治文化影响决策者的对外决策方法。

从一国政治文化入手研究一国对外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日本政治文化的特性与其对钓鱼岛觊觎的关系
著名的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将日本民族的特点比作“菊与刀”。

她认为“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应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贞不贰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而且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是在最高的程度上表现出来的”[1]。

日本民族的自大心理使其对钓鱼岛争端带来的严重后果缺少清醒的认识。

日本没有意识到当今的国际形势已经不是过去，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今非昔比。

自大心理使日本右翼势力产生幻想，妄图像过去一样侵略中国的固有领土，必然是徒劳无果。

日本民族的自卑心理。

从地理的角度来讲，日本是个生存条件极差的国家，资源匮乏又自然灾害频繁。

强烈的自卑感使日本民族形成了过分的防御心态和戒备心理，极具危机意识，往往会将别人的正常行为敏感地认为是针对自己，具有“神经质”的特征。

钓鱼岛作为一个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岛屿，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日本害怕中国开发钓鱼岛，认为对钓鱼岛的开发可能威胁到日本的安全。

这种自卑的心理促使日本对中国拥有自己固有的岛屿竟感到极度敏感。

这种神经质的反应不得不让人警惕。

“集团意识”是针对以个人为主体的西方文化而言的。

这就是以无比强烈的归属感为基础，个人对所属的集团竭尽忠诚，无私奉献，并为该集团的成员与他人保持行动上的一致[2]。

集团主义是日本民族最核心的力量，他们历来有一种崇尚集体的情感。

在一个集体中，有一套完整的等级制度，人们应该“恪守本分”、“各得其所”。

日本“恪守本分”的等级观念。

日本人认为国际社会是个“金字塔”结构，各个国家按其大小、强弱、贫富等标准处于不同位置上，国际社会中各个民族应该“恪守本分”，世界各国应统一于国际等级所固定起来的世界中。

正因为如此，日本把自己定位为“西方一员”，认为当今世界是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美日韩是战略盟友。

在日韩岛屿争端中，日本相对不是很强硬。

同时，日本认为俄罗斯是军事大国，而且在二战中，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遭到苏联红军的毁灭性打击。

在南千岛群岛问题上，日本显然信心不足。

因此，在一系列的岛屿争端中，日本企图以钓鱼岛为突破口，妄图再次侵占中国领土。

在等级观念下对强者的依赖。

在对外关系中反映为“依附强援”“与强者为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一直依赖于美国，美国出于亚太战略的考虑，也以日本为战略基点之一，牵制中国。

美国对钓鱼岛争端的暧昧态度促使了日本觊觎钓鱼岛的野心。

信从“马太效应”的丛林法则。

“马太效应”的原则就是“弱肉强食”，日本人的等级制观念与对强者的依赖必然使其在国际社会中极力向外扩张推行强权政治，而日本要扩大自身影响力会不惜牺牲他国利益，遵从“物竞天择”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并对其他国家进行侵略与掠夺。

中国已经不是近代以来的那个任人宰割的中国，而是有能力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强大中国。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解释道：“真正的耻感文化依赖外在强制力以达到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则依赖内在的罪恶自觉。

耻感是对他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由于被公众的嘲笑、摒弃或自以为受到嘲笑而感到羞耻，不管情况为何，耻感都是强烈的强制力，但先决条件是必须有一群观众的存在，或者至少幻想一群观众的存在”[3]本尼迪克特这番言论对日本来说，可谓一语中的，这主要表现如下。

日本民族善于随机应变，相机行事。

因此，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历届政府显现出“无常”的特性，基本不按照规则出牌。

相反，右翼势力却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一方面，鼓动国内势力，同时给中国政府和人民施加压力。

日本民族“爱面子”的他律性道德。

“耻感文化”是一种“面子文化”，它将外在的评价标准作为唯一至上的参
照系，将面子看得比事实、公理和正义更重要。

在是非曲直面前，日本人首先考虑和维护的是尊严、名誉，对于自己所犯的错误与罪行，既不是明辨是非、吸取教训，也不是反省和道歉以得到受害一方的宽恕与原谅，而是想方设法地推卸自己的责任以保存面子与荣誉。

钓鱼岛问题已经使日本人骑虎难下,进而使日本人颠倒黑白。

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错误态度和这种“面子文化”有很大的关系。

二、日本政治文化影响对外政策的实证分析
日本政治文化对其对外政策的影响是长期而深入的。

无论对外政策在国家现实利益的前提下如何变化，它都将带有日本政治文化的独有特色，深受其底色作用的影响。

在古代，日本深受中华文化圈的影响，主动遵守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但依然重视自己在“中华文化圈”当中的角色。

到近代，面对西方列强的威胁，日本又开始转而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与科技文化，在自身国力增强后便开始策划对外扩张。

冷战结束以后，关于未来世界秩序的构想，日本政界和舆论界提过的“三极世界”（美日欧）和“五极世界”（美日欧俄中）的设计都将日本当作重要一极。

安倍晋三再次执政又积极争取“修宪”的实现，这些都意味着在日本历史发展过程中，力求成为其认为的“国际社会金字塔”的塔尖地位一直是日本外交追求的目标。

日本在东亚地区把中国作为其竞争对手，在钓鱼岛问题上大做文章。

与强者为伍、谋求本国利益最大化，是日本外交中的显著特点之一[4]。

日本人将国际社会构想为“金字塔”模式，制定恒久的强国
目标力图使自己处于塔尖地位，但同时自卑心理又使其形成了对处于塔尖地位的各个大国的仰慕与崇拜。

1871年，出访欧美的岩仓使节团在“任务书”中提道：“欧美各国现行之政治制度、风俗、教育、营生、守产无不超绝东洋，将此开明之风俗移往我国，使我国迅速进步到同等化域”[5]。

这是最早的“脱亚入欧”论。

“脱亚入欧”与“脱亚入美”都是日本为其追随强国的外交政策所提出的理论支柱，在这一系列理论的指导下，日本对外交往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与强国的结盟。

日本在钓鱼岛上大做文章和美国的态度也有很大关系。

日本的外交之所以给人以暧昧的印象与日本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特殊地位有关。

日本是一个东方国家，骨子里有东方文化底蕴，但却采用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并在社会的各方面追逐西方，这样，它在东西方之间处于特殊地位，也就是既没有完全“入欧”也没有完全“脱亚”。

“角色定位”是各国制定外交政策的一个基点。

日本的“耻感文化”使它总是将外在的评价当作唯一的评判标准，因而出现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定位困惑”。

日本的“定位困难”一方面会误导外交政策制定者对国际事务的判断，另一方面会使日本在亚洲事务中越来越感到孤立与尴尬，只有摆正态度，认清形势，根据“客观定位”来制定对外政策，才能使日本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影响，进一步提高自身地位。

日本的神道教成为日本右翼势力用来凝聚民族力量的精神武器。

日本政府在外交政策制定上是非常务实的，出现国民情感恶化的主要
原因是少数右翼分子的过激言行时常引起媒体注意，媒体报道较多反过来会使中国人认为这是日本政府的实意，这便是经济学上的“劣币驱逐良币”效应。

石原慎太郎正是利用了这种效应屡次成功激化了中日钓鱼岛问题上的矛盾。

三、结语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政治文化是日本外交的灵魂，从日本的政治文化看日本对钓鱼岛的觊觎能更加深刻认识到其政策本质，为我们提供了框架，这些框架正如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背景图纸一样，它首先为日本外交奠定了一种色调，提供了某些外交准则。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影响外交政策的这些政治文化内涵并非单独存在的，它们相互交错影响，共同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
[2]昌松.日本社会文化概论[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0.
[3][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剑[M].北京：光明日报社，1988.
[4]广民.与强者为伍——日本结盟外交比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5]万和.简明日本近代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