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文学家歌德曾对文学翻译做过这样一番比喻，他说：“翻译家应被看作是忙碌的媒人，他对一位还半遮着面的美人大加赞誉，说她真值得我们倾心。

媒人就这样激起了我们对这位美人的爱慕，于是就一定要对她本来的长相看个究竟。

”[1]做这样的比拟倒也十分传神。

对于外语能力有限者来说，欲结识外国文学作品这个美人便只有借助于翻译家这个媒人之手掀起那遮面薄纱。

然而，如同媒人言说各有差别，受时代以及翻译者语言能力的影响，外国文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则经历了雾里看花和渐窥真颜的过程。

《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研究》一书即把我们带回了历史现场，一睹当时翻译家这个媒人如何向国人引荐外国文学那尚半遮面美人的历程。

被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大门后，晚清统治者并未意识到中西之巨大落差，依然沉浸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昏睡不醒。

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一次次的退让、溃败与屈辱才使当道者如梦方醒，不得不承认西方的物质文明之先进，于是开始“师夷长技”，进行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改革。

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一方面宣布了洋务改革的破产，另一方面彻底唤起了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首的维新派登上历史的舞台，倡导维新变法，尝试在制度上学习西方，结果也以失败告终。

经历了“师夷长技”和政治改良后，开明士大夫和广大知识分子意识到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的重要性，认为“开民智”“新民”才是革新自强的根本和前提。

启蒙对象已定，主体无疑就是晚清的知识分子，报刊、著述、译介、演讲等则是进行民众启蒙的工具和主要途径。

在诸多的途径中，翻译是最为重要的途径之一。

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因其自身特点，阅读者颇为广泛。

晚清从事外国文学翻译的人数和译书的数量较以往有所超越。

虽然晚清的很多译者都有在海外的经 半遮面的美人与媒人 ——读任淑坤《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研究》□把增强 李书文【作者简介】把增强，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思想文 化史、社会史。

李书文，石家庄学院元氏分院教师，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翻译。

205林评介历，但在这一时期译者的笔下，外国文学这位美人却变得中国味十足。

译者的文学翻译是以对其工具性使用为前提的，同时又不可能摆脱自己在母语中的学术和文字修养，加之此时的文学翻译尚属于新生事物，没有固定的模式、没有前车之鉴、没有成熟的理论依托，这方方面面的因素使得译者在很大程度上享有了自由，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装扮初来乍到的西方美女。

具有留学经历，曾留学海外的译者尚且如此，那些不曾走出国门，并不熟谙外文，需要与西人或懂外文之人对译的译者，其笔下的美女就更加中国化，林纾可以说是这类译者中的代表人物。

其译作数量巨大，影响广泛，其中不乏《巴黎茶花女遗事》这样的名著。

但经由这位大媒人之手，外国文学有了“唐代小说之神韵”。

据《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研究》一书分析，这与当时盛行“豪杰译”“意译不译词”的翻译风气和林纾从事文学翻译的客观条件是密不可分的。

因其不懂外文，“使得他能够摆脱原文的束缚，其翻译的自由度更大，林纾关注的只是原文的内容，至于语词，则脱胎换骨为中国的文言，原文的句式结构并不在林纾的视野之内”。

所以，“林纾的翻译就是影子的影子，其中会存在更多的有悖于原文的失真和走样”[2]。

五四人的破旧立新的愿望在翻译界也得到了实现，翻译风气发生了很大转变。

如果说，晚清译者在翻译中最大程度地享有了自由，五四译者则是在翻译史上最为拘谨的，拘谨到字对句比，文字“诘屈聱牙”的地步。

因而在五四时期译者的笔下，外国文学这位美人最大程度上保持了她原有的风采，虽然这风采并不一定能博得“悦己者”。

晚清译者将外国文学这位美人中国化，目的是使中国读者能够顺利接受。

但五四时期的翻译风气和翻译目的都发生了巨大转变，五四译者更致力于保存原文的陌生感和异域感，希望这位外来的美人能给中国的思想、文学和语言带来变革。

于是读着林纾的译文成长起来的五四人对旧文学和旧翻译风气的代表人物发难了。

《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研究》追溯了新文化人对林纾的批判及扩大批判影响的过程。

读着引发这场新旧之争的双簧戏，让人有些忍俊不禁。

但通过《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研究》一书还原的客观事实，我们更能感受到林纾的悲哀与无奈。

林纾不遗余力地译介外国文学的成就被抹杀，而其翻译中的错误被无限放大。

看似是关于翻译的论战实际并非因为翻译问题而起。

五四人对林纾的批判着实使得林纾的翻译很多年被排斥在翻译的大门之外，《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研究》一书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真相。

即便在同一时期，关于翻译问题持不同见解者也有很多。

经历了晚清文学翻译的积淀，五四译者的理论自觉意识得到加强，关于翻译问题的讨论，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对翻译经验的总结，对译文的点评，而是触及到对翻译本质的思考。

郑振铎和沈泽民、沈雁冰关于文学书是否可译的争论就十分耐人寻味。

通俗地说，就是是否能再现外国文学这位美人的真容，是否能摘下美人脸上的面纱。

就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争论一样，各说各的理，却个个有理，《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研究》 一书认为，206半遮面的美人与媒人对翻译本质的不同认识、翻译标准的不同设定、不同的理论依据和不同的描述方法使得关于可译性的论争不断复杂化。

无论是郑振铎和沈氏兄弟个人的论争，还是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关于翻译的作用与地位、翻译的动机与目的等的团体论争，都是翻译实践发展到一定程度，译者理论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

“五四”与晚清时期的翻译风尚被对立起来，其内在的联系往往被忽略。

《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研究》一书认为，五四时期的译者都是“吸取晚清的营养成长起来的”[3]，无论是思想、文学还是翻译，“五四”与晚清的关系都不可割裂。

“五四”与晚清一样，对外国文学这位美人都寄予厚望，能否帮助启蒙国人思想，改变社会现状是译者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所以寄译文以载道，重视其社会功用的传统“非但没有弱化，还不断得到加强，只不过形式由‘显’变得‘隐’而已”[4]。

“五四”与晚清翻译的主要区别在于引荐美人的方式、评价美人的标准发生了变化，不但注重其作用，同时也更注重美人的容貌。

因而，如五四译者所期望的，这一时期外国文学翻译对中国文学发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在诗歌、戏剧和题材借鉴等方面。

五四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成就斐然，这不仅仅体现在翻译的数量和质量上，更体现在译者理论自觉意识的增强和翻译理论的发展。

五四时期的译论至今仍为中外译者所关注。

鲁迅与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的译论就常常被划上等号，其实，虽然都标举直译，但两人所属不同的时代和文化，翻译目的、对待原文的态度迥异，所以他们的理论不可能等同。

韦努蒂所属的“解构注意的读解与翻译观念与具有叛逆精神的五四时代的翻译观念还是截然不同的。

这种本质的差别也有助于我们理解韦努蒂宣称不争取主流，不建立规范，不要求多数的心态，这与鲁迅在“五四”这一特定时期的焦虑心态形成鲜明对照”[5]。

《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研究》一书吸引我们的是它重视历史事实，不主观臆断，如书中所言：“翻译是与特定的时空相联，与其翻译目的相适应的行为，难以简单地以优劣、是非、对错为标准进行裁断。

”[6]五四时期是一个社会动荡、思想活跃的文化转型期，这一时期的文学翻译盛况空前，就其对翻译实践的探索、翻译理论的贡献，就其对活跃社会思潮和建设新文学所起的推动作用，可谓继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之后的中国翻译史上的又一次翻译高潮。

因此，对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的起源语境和内外动因进行分析和研究，对其译介倾向和翻译方法之争进行描述和探讨，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五四时期文学翻译在促进我国新文学新文化以及翻译理论的发展与进步所发挥的作用，对于今天的翻译研究，无论是我国传统译论，西方现代译论或文化转向学说而言，从我们的实际出发，也能催生新的思考。

因此，《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研究》一书具有较为明显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也正因为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如此重要，就需要我们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认真梳理当时的那段历史。

就《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研究》一书而言，全书除绪207林评介言、结语外仅有五章二十三万字，读来颇有意犹未尽之感，在内容上还有进一步充实的广阔空间。

五四时期，广大知识分子一边进行文学创作，一边从事文学翻译活动，译介与创作相辅相成，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正如郑伯奇所言，在“这短短十年中间，西欧两世纪所经过了的文学上的种种动向，都在中国很匆促地而又很杂乱地出现过来”[7]。

王哲甫也曾说：“中国的新文学尚在幼稚时期，没有雄宏伟大的作品可资借镜，所以翻译外国的作品，成了新文学运动的一种重要工作。

”[8]对于这一波澜壮阔的景观，该书在第一章中仅是选取了四个点（新青年社、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未名社）进行探讨，细致考察他们在文学翻译中的成绩和历史地位。

第二章则选取了具有典型意义的三个点（三次论争）进行细致考察，多少显得有些“抽样”的意味。

若能通过掌握的大量原始史料，从作品、国别、译者、论争等问题入手，多层面、多向度全面梳理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之概况，在此基础上细致探讨译作及其反映的时代背景、译者知识结构与理论素养等方面的问题，结合不同的译作实例进行分析，会使此书内容更为丰满，也就更具资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涉及到诸多的媒人们，其翻译思想及其理论是中国翻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今天而言仍有借鉴意义和价值。

《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研究》一书以鲁迅的翻译理论为个案进行细致解析，并将他的翻译理论与海外韦努蒂的解构翻译理论进行比较，颇有启发意义，使得我们可从又一角度对解构主义翻译理论重新进行解读。

当然，除了鲁迅，还有书中提到的周作人、郑振铎、茅盾，等等，他们的翻译理论是否也能在国外的翻译理论中觅得踪迹？或者说，他们的翻译理论与国外当今的一些翻译理论是否具有可比性？这既是我个人的期待，肯定也是从事翻译史研究和翻译理论探讨的同仁们非常感兴趣的话题。

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转折期。

“五四”留给我们许多的历史启示，而最为重要的一个便是，对一个国家、民族而言，无论是改革还是要发展，均离不开与国外的文化交流。

五四时期的“媒人们”通过他们的译笔让时人接触到西方的“美人们”，感受并体会到其各自的美与丑，这不仅扩展了他们的个人视野，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他们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

如今，在全球化的今天，加强与国外的联系和交流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

鲁迅的“拿来主义”仍然适用，在拿来的同时，我们还要认真鉴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进中国的文化建设。

因此译介外国文学，可谓任重道远。

注释：[1]何刚强：《翻译的比喻种种》，载《文汇报》2003年9月8日。

[2][3][4][5][6]任淑坤：《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研究》第46、85、105、192、192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