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科学 2001年 第3期(总第110期) 法理学的定义与意义①葛洪义(西北政法学院法学研究所,陕西西安710063)[摘 要] 法理学是一个运用哲学方法研究法律基本问题的学术门类,与法律哲学或法哲学含义相同,都是探讨法律的一般性问题的学科。
与其他法学门类相比较,法理学的对象超越了实在法规范,甚至更多地以相关法律思想和学说为研究的直接对象,从中获得思考现实法律问题的精神养料,目的是建构和探索法律的理论问题。
因此,法理学的意义主要在于开启心智、启蒙思想,提高法律职业者的理论思维能力。
[关键词] 法理学;定义;意义Abstract:J urisprudence is an academic branch by means of using the philosophical method to study the basic problems of law,and it’s a subject that is to research the ordinary problems oflaw.Same as legal philosophy or philosophy of law.The researching target of jurisprudence is beyond the norms of the positive law in contrast with other legal sciences,even regarding nelevant legal thought and theory as a direct object of re2search so that the s pirit food about actual legal problems can be gained from it;It’s aim is tostudy the theoretical problems about law.S o,the meaning of jurisprudence lies in impiring andenlightening thoughts and improving the theoretical ability of professionals s pecilized in law.K ey Words:J urisprudence;definition;significance中图分类号:DF0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307(2001)03200032(10)尽管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对“什么是法理学”是有共识的,如法理学是法学的一个理论学科,是我国法学教育的一门基础课程,等等,但是,长期以来,分歧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法理学的涵义在认识上并不相同,甚至存在严重的对立。
如有人认为法理学是一个与法哲学、法社会学等并列的学术门类②,并试图以此开辟一收稿日期:2001201208作者简介:葛洪义(1960— ),男,浙江宁海县人,西北政法学院教授。
① 笔者曾以本文相同题目和基本内容在浙江大学、山东大学、清华大学等著名高校的法学院和华东政法学院、中南政法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学院为法学专业本科生、研究生举办学术讲座。
在报告过程中,上述高校学生积极参与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对本文的最终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在此表示感谢! ② 参见吕世伦、文正邦主编:《法哲学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也有学者提出,法理学经历了从部门哲学、法哲学、法律哲学、法理学到哲学的法理学的演变过程,将法理学纳入一个知识进步的历史观中。
参见曹义孙:《论哲学化的法理学》,《政法论坛》2000年第3期,第3—10页。
个法学理论研究的新的领域。
也有人认为法理学与法哲学等仅仅是用词不同,两者实质上是同一的①。
我同意后一种观点②。
选择这样一个问题进行探讨,原因在于,我以为法理学的定义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名称问题。
尽管在科学研究中,如列宁所说,定义只具有微小的价值,哈特也提出,不能在定义的脊背上建立理论③,但是,定义毕竟是逻辑思维的一个环节,也是逻辑思维得以有效进行的基本的标准条件。
对于法理学来说,定义问题同时还意味着一种学科定位,进而也就意味着一种学术空间的拓展。
因此,法理学的定义与意义存在密切联系,法理学的定义赋予了法理学学科以学术意义,对法理学意义的把握又决定了讨论法理学定义的知识进路。
正如哈特成功地将语言分析哲学运用于法学相关概念研究引起了法学领域一场革命性的知识转型那样,实际上,关于法理学的任何定义都必然预示着相应的学术空间的范围及其开拓。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拟以法理学的定义与意义为题,结合我国法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些具体情况,分别探讨法理学的定义、对象和意义,并试图分析其中所蕴涵的法理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问题。
一、法理学是一个运用哲学方法研究法律基本问题的学术门类,实质上就是法律哲学或法哲学 法理学就是法哲学,法哲学也就是法理学,尽管法理学原出于英美国家经验主义,法哲学则出于欧洲大陆国家,并且曾作为甚至现在也可能作为哲学的一个部门。
但是,两者不是也不可能是并列的关系,它们都是运用哲学方法研究法律问题的学术门类,不同之处仅在于它们的哲学观念不同。
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讨论这个判断。
首先需要明确的就是,法理学是一个以研究法律问题为宗旨的学术门类,实际上,法学最终也都是以研究法律问题为目的的。
习惯上,我们往往将法学分为理论法学与应用法学,这种划分固然标志着法学研究中分工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代表着法学研究的进步。
但在另一方面,则不可避免地发生一种误导,使人误以为这样或者那样分工是绝对的,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
这样,学术分工又被人为地转化为学科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这种认识似乎并不恰当。
我们可以说法律职业需要一种解决法律问题的技能和技术,而法学所承担的任务则是传授这种技能。
但是技术本身并不构成学问,或者说,法律技术是由法律问题决定的。
不将法律问题置于考察的重点,而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规则取而代之,可能有些本末倒置。
法律技术都是用于解决法律问题的,法学只有在下述意义上才成立,即能够对于法律问题的解决提供帮助。
法律作为一种实践理性决定了法①②③1953年,哈特就任牛津大学法理学教授时发表了题为《法学中的定义和理论》的著名就职演说,强调语言分析方法运用于法学研究的必要性,提出应着重研究语言在使用中的含义而不能拘泥于其固定内容。
参见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91页以下。
以前我曾多次提到这个观点。
参见拙作:《探索与对话:法理学导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论法理学教学教材体系的改革》,《法商研究》1999年第6期。
《牛津法律大辞典》有关“法理学”、“法哲学”的解释是极其相似的。
参见〔英〕戴维1M 1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489、539页。
波斯纳也认为:“传统将法理学定义为法律哲学或哲学在法律中的运用,这显然是恰当的。
”〔美〕波斯纳:《法理学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类似见解还可见《不列颠百科全书》等工具书。
学的实践性,也决定了法学研究的问题性。
法学教育,特别是法学研究,并不是把法律规定的文字含义介绍给受众这么简单。
如果问题这么简单,法学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只要有文化,能识字,具有一般的理解文字的能力,就可以从事这项工作了。
这种观念是对法学的极其轻率、粗暴和不负责任的界定。
实际上,法律职业作为一种社会分工本身就意味着该领域属于一种专门的知识领域,也可以说是具有专业知识结构的群体的特权领域。
①法学研究在任何意义上和任何学科范围内都是以解决相应的法律问题为宗旨的。
而法律问题之为问题,则在于它的疑难性。
哈特曾经提出,法律语词与一般词汇一样所揭示的仅仅是对象的典型情况,例如秃子,我们很容易地可以将头上没有一根毛的人归为秃子一类,而问题是在特殊情况、也是大多数情况下,许多人头顶上光彩照人,周边却稀稀拉拉布着头发,这种情况我们如何归类呢?能叫他们秃子吗②?正是诸如此类的边际情况构成了我们所面对的问题的复杂性,而对法律领域这些复杂问题的研究则构成了法学。
所以,法学都是需要解决问题的,传统的理论法学与应用法学的分类并不可靠,区别实际上可能仅仅在于我们思考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一般的还是特殊的,是抽象的还是具体的。
任何法律领域的“真问题”都是从实践中产生的,都需要从理论角度予以回答,只是在回答的方式上,我们可能根据法律(如许多部门法学者那样),也可能根据某个更具有一般性的原理(如法理学者那样)来加以讨论。
由于我们必须对法律问题给予透彻地说明,需要“以理服人”,也就不能武断地说:法律规定如此,你就应该如此。
所以,“说理性”是所有法学门类的共同特征,只不过法理学把“理”搁置在一个极其突出的位置而已。
其次,法理学研究的是法律的基本问题或者说更具有一般性的法律问题。
法律问题有具体问题和抽象问题,个别的、特殊的问题与一般的问题之分。
具体、个别的问题如某个案件、某类纠纷应该如何解决,抽象、一般的问题如法律为什么如此解决问题,这种解决方案是否正当等。
法理学正是解决这些一般性问题的。
所以,法理学可能并不关心,至少不是像部门法学那样关心某个具体案件的处理是否妥当,而是更为关心解决这些问题的“理”是否成立,是否有效,是否能够说服人或者是否选择了能够说服人的方式去说理。
在这个意义上,法理学可能并不脱离实际,或者说,并不是仅仅关注经院哲学的问题。
现在,许多人一听到“理论”两字就头痛,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每天实际上都在接触理论,使用、运用理论解决自己面对的问题。
例如,每个需要打官司的人都需要在自己决定是否打官司的过程中寻找打官司的理由,只有在他说服自己,认为自己有理由甚至有把握打赢官司的情况下,才会做出打官司的决定。
那么他在形成判断的过程中会参考哪些因素呢?法律固然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情理、政策、习惯恐怕也在考虑的范围内,他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做出一个综合性的判断和推理,他会参考专家的意见,已有这种职业化特征构成了法的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标志,后现代法学也对此进行了激烈批评。
①②哈特的这个观点深受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影响,后者认为,不能将某个概念指为某个特定对象的反映。
因为概念是借用语词来表达的,而语词所反映的仅仅是对象的典型情况或中心含义,语言的含义必须与语言的具体使用环境结合,这样,语言的固定含义就被肢解,成为语言游戏。
哈特正是借用这种方法,对追求法律的固定含义的思维倾向提出批评。
参见〔英〕哈特著:《法律的概念》,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