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历史三次大规模的迁移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浪潮是从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

从东汉末年以来，中国西部和北部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开始不断地向内地迁徙，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汉王朝的军事征服以及他们为弥补中原兵力和劳动力的不足而对少数民族的招诱。

与此同时，周边各少数民族势力的消长变化也引起一些民族内迁。

在这一过程中，内迁的民族主要包括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历史上泛称“五胡”。

大量人口迁移到南方，给南方地区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江南地区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这为我国经济重心的逐步南移奠定了基础。

发生在唐天宝十四年（755年）的“安史之乱”造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

这次战乱虽然仅仅持续了七年（755——763年），但是，中原地区人民南迁并没有因为战乱的结束而终止。

直至唐末和五代十国时期，南迁的中原地区人民仍相望于道。

经过“安史之乱”后，中原人民的南迁，南、北方的人口比例首次出现均衡状况。

人口的大量南移，南方得到更进一步开发，特别是江淮、太湖地区荒地被大量开垦，成为我国新的财富地区，到五代时南方经济开始逐渐超过北方。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第三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是从北宋末年的“靖康之难”至南宋末年。

1161年金撕毁了与宋的和约，大举南侵。

淮河流域成为主要战场，迫使淮河流域的人民南迁到长江流域，主要迁移到浙江、江苏、湖南、江西等地。

忽必烈继承汗位以后，于1273年出动大批蒙古兵南侵，发动了消灭南宋的战争，主要战场在长江中下游地区。

当地居民为躲避战乱，大量地向珠江流域迁徙，主要进入今天的广东、广西、福建等地。

两宋时期，北民的进一步南迁，南方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已经超过了北方，对朝廷的财政收入起着重要作用，表明：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进程最终完成四普定义的迁移人口是指“1985年7月1日的常住地与1990年7月1日常住地比较发生了跨县、市变动的人”［3］；五普定义的迁移人口是指1995年11月1日至2000年10月31日期间“来本乡、镇、街道居住，且其后外出从未超过连续六个月以上的人”［1］。

两相对照，迁移口径至少有三个重要变化。

第一，空间尺度不同。

四普界定的迁移空间尺度下限是跨县、市，而五普下延到跨乡、镇、街道。

为明确起见，本文将县（市、区）内跨乡（镇、街道）的迁移称为“乡际迁移”，将省（自治区、直辖市）内跨县（市、区）的迁移称为“县际迁移”，将国内跨省的迁移称为“省际迁移”，三者只有等级差别，没有包含关系。

五普的总迁移包括省际、县际和乡际迁移三个层次，而四普只包括省际、县际迁移两个层次。

所以两次迁移的“总迁移量”不具备直接可比性，五普的“县际以上迁移量”才在空间尺度对应于四普的“总迁移量”。

同样，两次普查的省内迁移也不具有直接可比性，四普的省内迁移等同于县际迁移，而五普的省内迁移还包括乡际迁移。

据“1‰数据”，乡际迁移约占迁移总量的43.7%，占省内迁移量的59.6%，可见空间尺度的变化对两次普查数据的可比性造成了很大影响。

第二，时间尺度不同。

对于非户籍人口，四普规定普查对象须在本地居住一年以上或者离开户口所在地一年以上，才被统计为迁移人口［3］，五普将此时限修改为半年［1］，也就是说五普的迁移人口中比四普增加了在现住地居住半年以上一年以下的非户籍人口。

我们无法精确知道全国在现住地居住半年至一年之间的非户籍人口数量。

据与2000年人口普查同期进行的上海市外来流动人口普查，在上海居住半年以上一年以下的外省流入人口为83.43万人，占上海的外省际迁入人口总量的38.3%。

上海是人口流入强度较大的地区，所以从全国来看时间尺度的影响应该没有这么大。

第三，迁移源地的时点定义不同。

四普以5年前常住地为迁移源地，而五普以5年内最后一次常住地变更前的常住地为迁移源地。

如果把迁移表作源地指向目的地的“矢量”，那么五普得到的是过去5年间发生的末次迁移“矢量”；而四普得到的是5年间发生的历次迁移的“矢量和”。

1.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率的区域差异1.1.迁入率中国人口省际迁移的迁入率的区域分布特点，一是沿海地区高，其中北京、广东、上海三省市的迁入率超过25‰，北京市最高，达到27.5‰，广东以泱泱大省其迁入率也高达26.7‰，略过上海市（26.5‰），反映了珠江三角洲对人口迁移的巨大吸引力；浙江、天津两省市的迁入率超过10‰；福建、江苏和海南三省也超过了全国平均的省际迁移率水平（5.4‰）。

二是西部的新疆、西藏两个自治区也有较高的人口迁入率，特别是新疆自治区，迁入率达到12.7‰，在各省中排名第四，这是耐人寻味的！三是中部地带人口迁入率偏低，绝大多数省区的迁入率在5‰以下，特别是非沿海的中南部省份，像湖南、江西、贵州、广西、四川以及北方的河南、甘肃、东北的黑龙江等省的人口迁入率都低于2‰（图14）。

1.2.迁出率中国人口的迁出率分布与迁入率恰成互补关系，迁入率高的沿海省市和西部省区的迁出率均比较低，广东省最低，只有1.3‰，低于3‰的省还有辽宁、云南、山东、山西、天津、新疆、上海、河北、西藏和北京；相反，迁入率偏低的中南部省区是迁出率的“高地”，江西省最高，达到13.4‰，湖南、安徽、四川、重庆等省市也超过了10‰，湖北、贵州超过7‰（图15）。

1.3.净迁移率上述迁入率与迁出率在分布上的互补关系决定了中国人口省际净迁移的分布特性，这就是：净迁入省区分布在东部沿海和最西部新疆等区域，而净迁出省区集中分布在中南部地带。

广东省净迁移率最高，达到25.4‰，其次是北京和上海，都超过24‰，新疆也达到了10.3‰排在第四位，天津8.0‰位居第五，浙江省在1990年四普及1987、1995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时都是人口净迁出大省，而这次一跃而成为第六大净迁入省，这是该省长期坚持市场经济探索，厚积薄发的必然结果。

中南部地区是我国净迁移率最低的地带，或者说是最大的人口净迁出地带。

江西省的净迁出率达到12‰，全国第一，净迁出率超过5‰的省区还有湖南、安徽、四川、广西、重庆、贵州和湖北（图16）。

中南部各省的高净迁出率的产生原因是这一地带同时接近沿海两大人口引力中心：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这一点将从本文以下的迁移流场得到很好的证实。

对于许多发达国家，大规模的城市化过程早已完成，国内人口迁移趋于平衡，迁入率高的城市地区往往也具有较高的迁出率，相反农村地区迁入率和迁出率均比较低，进出基本平衡，所以人口迁移不会导致宏观人口分布的显著变化。

但是中国目前的情形有很大不同，迁入率与迁出率互逆消长，这意味着人口迁移正在重新塑造中国的人口分布形态，沿海地区的人口集聚度在进一步增强，而西部与中部的人口密度差异在缩小。

2.中国人口省际迁移的原因别流场新特征丁金宏［5］曾利用四普资料，手工绘制了1985－1990年间中国人口迁移的流向流量图。

作为对照分析，本文根据五普“10%数据”和“1‰数据”，借助计算机绘制新时期的人口流量流向图，并分析其新特征。

2.1.总迁移流场1985-1990年中国人口省际迁移存在三种典型流场，一是以四川等省为源地的辐散流场，二是以广东、上海等省市为引力中心的辐合流场，三是山东与东北的对流流场［5］。

今以五普资料相对照，辐散和辐合流场依然存在，而且强度和范围有所发展，显示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人口迁移空间模式具有很好的承继性，但是对流流场已经不复存在。

（1）辐散流场。

中南部诸省连成我国地域广阔的人口辐散源区。

四川省是现阶段我国最大的人口辐散源，5年累计净迁出347.4万人，平均每年净迁出69.5万人。

这意味着如果人口迁移使四川省每年减少一个大县的人口，与四普相比，净迁出规模增加了3倍，在大陆31个省中，四川省对25个省为净迁出。

湖南、安徽、江西、河南等省也是重要的辐散源，每年净迁出规模接近或超过40万人，有22-25个省接受其净迁出人口。

此外湖北、广西、重庆、贵州等中南部省区也是基本人口辐散区域，每年净迁出规模超过10万人。

（2）辐合流场。

大规模接受人口净迁入的人口辐合区域有四个：广东省代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以北京为中心的环渤海地区、西部边缘区。

珠江三角洲是全国最大的人口辐合中心，广东省是人口净迁移的“超级大省”，5年累计净迁入1082.9万人，年均净迁入216.6万人，相当于每年搬来两个百万人的特大城市！在广东接受的迁移者中，以湖南省为最多，5年净迁移243.0万人；其次是四川省169.5万人；再次是广西自治区158.0万人，江西、湖北两省也超过100万人。

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也是一个强有力的人口辐合区域。

上海5年净迁入人口197.9万人，浙江176.3万人，江苏74.1万人，三省合计448.2万人，平均每年达到了89.6万人，对于本就人口密度很高的长江三角洲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迁移规模。

与广东省代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相比，长江三角洲的人口迁入水平只及前者的四成，这说明长江三角洲的经济运行市场化、人口流动自由化的程度不如珠江三角洲。

以北京为中心的环渤海区域是我国北方的重要人口辐合区域。

北京5年净迁入人口167.0万人，天津39.3万人，辽宁39.1万人，山东2.8万人，河北省净迁出9.4万人，合计净迁入242.4万人，每年平均净迁入48.4万人，比两个三角洲地区有所逊色。

西部边缘的新疆、西藏、云南三省区也是颇有引力的人口“西陲”辐合区域，5年净迁入人口135.01万人，特别是新疆，净迁入95.01万人，仅次于北京居全国第四，这对于一个西部干旱区域是难以想象的。

在辐散、辐合流场日益强化的同时，长期强盛的山东－东北对流流场渐趋式微。

这主要是因为对流流场更多地属于社会原因迁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人口迁移演变的基本趋势之一，是就业目的由迁移的主要原因发展为绝对优势原因，而社会原因迁移相对衰弱。

胡焕庸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根据地理条件推断，中国人口迁移的主要迁移地带在东北而不是西北［6］，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东北确实成为国内移民最重要的吸纳地。

但是五普资料表明，东三省已经出现分化，辽宁仍为人口净迁入省，而黑龙江省、吉林已经成为净迁出省，尤其是黑龙江省，5年累计净“溢出”62.64万人，对照新疆的人口净迁入，也许说明中国人口迁移的潜力地带在悄悄转移。

（3）两大“流域”。

从滇藏边界经成都、西安、郑州到苏鲁边界连一条曲线，可以把中国人口迁移流场划分为两大“流域”，此线以北主要流向北京、新疆，以南主要流向广东、上海。

这条“分水岭”的西段是胡焕庸人口分布线（黑河－腾冲线）的西南半段，东段是秦岭淮河线，这说明中国的人口迁移流场既受经济发展（就业机会中心）的作用，又受人口分布、地理环境的制约（图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