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信息检索作业——《诗经·关雎》解读一、注释方法汉代：采用“传”和“笺”的注释方法。
唐代：《毛诗正义》采用“正义”的注释方法。
正义，又叫做“疏”，也叫“注疏”、“义疏”，是一种经注兼释的注释。
宋代：《诗集传》采用“传”的注释方法。
朱熹《诗集传》，以自作解说为主，兼采他人之说，是对传这种注释形式的发展。
《四书章句集注》采用“集解”的注释方法。
集解，汇集诸家对同一典籍的语言和思想内容的解释，断以己意，以助读者理解。
清代：《诗经原始》主要采用“疏”的注解方法，在对原文进行考据的基础上也注重兼释前人的注释。
侧面采用“章句”的注释方法，但主要侧重于辨明章句结构（对单句分章来分析结构），而非全篇逐字解释，而是分句进行总结。
《诗三家义集疏》采用“集疏”的注释方法。
对于字词的考证，参考了众多古典著作，如《文选》、《释文》、《广雅》、《说文解字》等，同时引用其他许多学者的观点，归纳出大量例证来解释说明，此外还结合方言的含义来作参考。
由对字词的解释阐发出来许多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文化。
对于字词含义的考证，会结合比较不同学者、不同著作，最后整合归纳，得出比较合理的解释。
（一）联系1.汉代与宋代都有采用“传”的注释方法，同时宋代的“传”是在汉代的基础增加兼采他人之说的形式。
2.唐代的《毛诗正义》和清代的《诗经原始》和《诗三家义集疏》都有采用“疏”的注释方法。
但是，《诗经原始》和《诗三家义集疏》的“集释”方法更加精确，对于注释的考据更为合理。
（二）区别1.汉代在使用“传”的注释方法之外，也采用“笺”的注释方法。
从而对于原著中隐略不详的部分加以申发，或者记下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作为自己的阅读心得。
而宋代并没有使用“笺”的注释方法。
2.唐代和清代的注释方法都属于“疏”，但是在表现形式各有侧重点。
唐代《毛诗正义》采用一种经注兼释的注释。
《诗经原始》的注释大多只是为了“扬弃”，主要的注释是名物考证。
依靠原始文献本身的注释来进行合理推论。
《诗三家义集疏》的集释部分引用的例证更加充分。
二、注释重心他将自己对具体经义和语境的理解与前人视野和自己视野融合，以追本溯源、以经解经与解喻三种方法为主，注重音、义方面的解释。
《诗集传》的注释重心在：①句子的比兴；②用反切法注音；③字、句的解释；④自己的评述；⑤表达的思想等。
《诗经原始》强调逐字句对于“比兴”手法运用，同时受到清代对于义训诂和名物考据的影响关注名物考据，由诗歌所处的时代背景来侧面推测诗歌描绘的主体。
文中也表达自身的思想，但是在[眉评][附录]部分也大篇幅记叙他人的思想观点。
“君子”与“淑女”在先秦时代里，是具有重大道德意义的称谓。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中的“逑”为匹配之意，即为结合。
在道德意义上，地位相当的淑女与君子通过婚姻结合，以此来反应诗人心中的道德追求和价值观。
在古代君主不仅是国家权力的最高者，同时也是天下人的道德楷模。
虽然关雎篇中的淑女与君子并未明确指出是君主与后妃，但他们作为社会的道德楷模，其婚配情况自然受到社会的关注与歌颂。
因此后来学者在对关雎篇进行解读解释的时候，自然将其往先秦政治伦理体系方向进行解读。
王先谦先生的《诗三家义集疏》，对于关雎篇的解读也是放到了君主的角度，其中表现了浓厚的礼乐文化。
王先谦先生的解读是站在儒家正统的角度，有着鲜明的政治文化和礼乐文化的色彩，而没有将它单纯地理解为一首情诗。
（一）联系1.从汉代至清代都注重对于《诗经》逐字句的解释。
2.丛唐代开始，对于《诗经》的集释和注疏部分逐渐增多。
《诗集传》、《诗经原始》和《诗三家义集疏》都在前人注释的基础，衍生出自己独特的思想和自己的评述。
3.《诗集传》和《诗经原始》中都强调“赋、比、兴”手法的运用，通过对逐字句的“比兴”的考察，来探讨《诗经》的艺术风格和美学价值。
4.《毛诗正义》和《诗集传》都关注音义问题，《毛诗正义》注重音、义方面的解释，《诗集传》注意到反切法注音。
5.《毛诗正义》的“追本溯源”法和《诗经原始》的“追求原旨”具有一定的共同之处。
（二）区别1.《毛诗正义》中有经解经和解喻两种方法，是《毛诗正义》中独有的。
三、注释释义孔颖达圆通毛郑两家之说，但又指出，不论对象是后妃还是众夫人，都是王后宫的女人，不善妒、劳苦贤善，是国君的好内助。
孔颖达在《周南·关雎正义》中提到“然字所用，或全取以制义，关关雎鸠之类也；或假辞以为助，者、乎、而、只且之类也……古人之韵不协耳，之、兮、类、也之类，本取以为辞，虽在句中不以为义。
”这是最早的按“为义”“不为义”将词划分开，他根据词义，结合词在句子中的作用，将词分为“义类”和“语助类”两大类，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实词和虚词，是汉语语法学史上实词和虚词的最早划分。
孔颖达《毛诗正义》通过不同的训释方式揭示了不同的词类，蕴含着典型的词类思想。
孔颖达的“义类”指的就是实词，他在进行训释时，一般是直接指称，很少标明“义类”。
往往用“…之称”、“…之名”、“…称”、“…名”的训释方式来指称。
《诗集传》对《诗经》的含义做了新解释，结合了《毛传》、《列女传》和孔子、匡衡的言语。
在释义的结构上，《诗集传》在《诗经》原文中插入用反切法标明的注音，再分句判断其“比兴”，接着解释词句的意思，然后结合之前的注释，最后写出自己的理解。
例如：第一章“关关雎鸠，……君子好逑。
”这句的释义：①“七余反”是用反切法对“雎”字的注音；“乌了反”是用反切法对“窈”字的注音……②“兴也。
”说明这句使用了“比兴”中“兴”的手法。
③关于词的解释，如：“关关，雌雄相应之和声也。
”④“生有定耦而不相乱，耦常并游而不相猬，故《毛传》以为挚而有别，《列女传》以为人未尝见其乘居而匹处者，盖其性然也。
”由词的解释说明了《毛传》和《列女传》中的注释。
⑤“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后凡言兴者，其文意皆放此云。
”采用了人们广为接受的一种注释。
⑥“孔子曰”、“匡衡曰”则运用了前人对《诗经》的理解。
⑦“可谓善说诗矣。
”这类句子个人认为是对其他人理解的评价。
从《诗集传》的内容来看，《周南·关雎》篇第一章，“女者，未嫁之称，盖指文王之妃大姒为处子时而言也。
君子，则指文王也。
”并继承《毛诗序》的看法，认为“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
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闲贞静之德，故作是诗。
”《关雎》中君子指文王，淑女指姒氏，文王寻找有德行的后妃，宫人感于后妃的德行，为其做歌。
第二章“采荇”中“盖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则无以配君子而成其内治之美，故其忧思之深不能自已，至于如此也。
”朱熹认为具有如此美好德行的人，是世所少见的，如果求之不得，将无法成就君子内置的美德，因此君子忧思不能自已。
而女子“采荇菜”源于“后妃之德说”。
在《诗经》的文学研究上，方玉润以原诗的主旨为最高原则，遵循从原诗的角度出发而不受后来人注释的“过分解读”的影响，从而在批判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诗学主张。
受到清儒重视名物考据的思想的影响，方玉润也格外重视《诗经》中的名物考据。
例如，在《关雎》中关于“后妃之德”的问题，方玉润先直批姚际恒、《小序》和《集传》中“从郑氏”、“宫人之咏文王、大姒”的注释过于主观臆想，缺少客观依据佐证。
再通过《关雎》属于《风》篇，而《风》篇皆采自民间，再结合地理、民情风俗、史学、文学多角度分析“后妃之德”的具体含义，从而得出“此诗盖周邑之咏初昏者，故以为房中乐，用之乡人，用之邦国，而无不宜焉。
”1的结论。
在《集释》部分，方玉润列举了《列女传》、《毛传》、《集传》关于“荇菜”说法认为是“滕妾求于妻”喻其柔的说法表示批判。
在承前人之说方面，方玉润的《诗经原始》是上承朱熹的《诗集传》，但是却有自己的发展见解。
他秉持了严谨公正的治学态度，客观地分析了《诗集传》的优缺点，高度评价了朱熹《诗集传》的正确注释，但对于《诗集传》中存在牵强附会、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他也一一予以批判，同时根据自身的理解而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
为《诗经》的经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雎有幽闭专贞之德，以此引申为后妃之德。
后妃处于深宫，地位极高，而责任同样重大，辅佐君主、好合众妾、具有极高的道德修养，对于一位君主来说非常重要。
“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若关雎之有别焉，然后可以风化天下。
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
”由家庭到国家，这是君主的婚姻，君王夫妻的要求，即夫妇为王化之源。
王先谦先生对于这首诗的解读，不是简单的年轻男子追求他喜欢的女孩，而是君子求淑女、君主求贤妃，“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
“后妃有关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借庶物以事宗庙也。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这里的女子采荇菜，有着深刻的礼乐文化背景，荇菜的作用是“以荇菜覆蔓于牲上以为祭品”。
由荇1方玉润：《诗经原始》，中华书局，1986年，第71页。
菜延伸到了祭祀大典，在祭祀上需要贤妃与君王一起主持。
祭祀是国之大事，找到合适的贤妃对于君主来说非常重要，故“优哉游哉，辗转反侧。
”不得淑女，以为己忧。
这自然是令人忧愁的，“窈窕淑女，寤寐思服。
求贤女而不得，觉寐则思己职事，当谁与共之乎。
”其中的琴瑟、钟鼓也是礼乐文化中的重要成分，而不仅仅是男子追求女子的方式。
（一）联系《毛诗正义》、《诗集传》、《诗经原始》、《诗三家义集疏》四书的释义，都是站在儒家正统思想的角度来解读，而不是单纯地认为是民歌，从反映民风民俗的角度进行解读。
将“君子”和“淑女”放到了政治伦理体系中，即君主与贤妃，所以对于两者在道德方面的要求有着深刻的解读。
这不仅仅是男子对女子情感上的追求，更是因为君子与淑女双方的道德水平都很高，可以作为天下的楷模，双方结合可以恩泽万民，风化天下。
君主能够找到自己的贤妃，对于国家的命运，民风的教化都有着重要意义，而求之不得对于君主来说无疑是痛苦的，因而辗转反侧、寤寐思服。
（二）区别四家对于《诗经》的解释既有共通之处，又有各自的特点。
《毛诗正义》对原诗的解读中，对词性有着一定的指向，初步明确了实词与虚词的类型、意义等方面的特点，对于后世学者的注释工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诗集传》在《诗经》原文中插入用反切法标明的注音，再分句判断其“比兴”，接着解释词句的意思，然后结合之前的注释，最后写出自己的理解。
对原诗艺术手法的运用进行了赏析，有从美学角度进行分析和研究。
在《诗经》的文学研究上，方玉润以原诗的主旨为最高原则，遵循从原诗的角度出发而不受后来人注释的“过分解读”的影响，从而在批判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诗学主张。
在这一过程中充分尊重原著，回归文本，从原文出发，比较参考其他学者的成果，最后得出自己的研究成果。
《诗三家义集疏》则将以往三家对《诗经》的研究成果汇编到一起，在比较中检验其准确性、合理性，得出较完整同时、较全面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