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道教文化类研究马培红,姚伟钧（华中师范大学湖北武汉430079）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颁布施行，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道教文化，作为中国宗教文化的一部分，有着完善的宗教思想文化体系，对现代养生、医学、音乐、信仰等都有着重要的价值。
然而，其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数量实在是凤毛麟角。
本文通过分析道教文化所处的境地及原因，认为应当加强对道教文化的重视，正视道教文化的存在；建立公正客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评价体系；加强道教文化研究，扩大道教文化的传播力和文化认同度。
关键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道教文化随着“非遗”热的兴起，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做了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省－市－县”四级名录体系的建立，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建构日趋完善，更加富有层次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颁布，为非遗的保护提供了法律保障。
非遗名录体系的建立，展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以及文化发展的可持续性，其中，在道教文化方面，不少学者向纵深处研究，取得了不俗的成果，也有不少学者从民间信仰方面，将非遗中的道教文化作为个案进行研究。
然而，很少有人从整体上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的道教文化类项目进行研究。
道教文化是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资源，其中蕴含的现代养生、医学等都对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产生重要影响，值得现代人去保护、传承。
因此，充分发掘优秀道教文化资源，保护、传承优秀的道教文化意义重大。
本文拟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文本，通过对国家级非遗名录具体的量化分析，指出道教文化在非遗中的不利境地，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以加强人们对道教文化的重视，促进非遗中道教文化类项目的申报。
一、道教文化在国家级非遗名录中所处的境地鲁迅曾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这是对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地位的高度肯定。
“因此，不深入研究道教，就不可能全面地了解中国的社会历史和中国的传统文化”。
[1]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体系构建中，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不可或缺。
而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道教文化所处的境地却是不容乐观。
截止2011年底，我国共有36个项目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却没有一项是关于中国道教的，由此可窥见一斑。
而在国家级非遗名录中，道教文化在其中的处境也是尴尬的，这与道教文化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传播是极不相称的，与道教_________________作者简介：马培红（1988—），女，河南郑州人，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姚伟钧（1953—），男，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化应有的文化地位也是不相称的。
这种不相称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道教文化类非遗在名录中屈指可数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各种文化争奇斗艳，几千年积淀下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在非遗中得到了完美体现。
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各类文化绽放奇光异彩，文化活动比比皆是，文化资源被不断挖掘，而道教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国家级非遗名录中所占比重仍很小，突出了道教文化仍然不为多数人所重视。
在国家级三批非遗名录及两批扩展名录中，道教文化类非遗屈指可数。
三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共有1219项，国家级非遗扩展名录共有311项，其中国家级非遗名录中道教文化类总共只有7项，分别是一批3项，二批2项，三批2项，占国家级非遗名录的7/1219，即为0.57%（详见表1）。
而在两批扩展名录中就只有1项道教文化类非遗，这样的比例使得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显得苍白无力，这样的事实使得文化资源沉睡在纷繁的中华文化之中，不得不引起人的深刻反思。
（二）道教文化类非遗在名录中分布不平衡在国家级非遗名录的十大分类中，道教文化的分布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
在非遗名录中，道教文化类项目主要倾向于道教音乐方面。
在道教文化类非遗的8项中，就有4项关于道教音乐的，分别是一批中的苏州玄妙观道教音乐（Ⅱ-68）和武当山宫观道乐（Ⅱ-69），二批中的道教音乐（广宗太平道乐、恒山道乐……）（Ⅱ-139），二批扩展名录中的道教音乐（东岳观道教音乐、澳门道教科仪音乐）（Ⅱ-139），占所有道教文化类非遗的一半。
而道教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包括道教绘画、道教宫观的神仙信仰、斋蘸科仪、建筑艺术、音乐、庙会、教义、道法、炼养等等，至于道教音乐，则只是道教文化中的一部分，占得比重如此之高令人费解。
不可否定，道教音乐确有独特之处，但其它道教文化也很有特色，不可偏颇。
其实，道教文化在传统文化中就一直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其优秀的道教文化则是值得深挖，值得研究，值得传承的，只关注其中的某几方面不免会对整个道教文化形成偏颇。
（三）道教文化在非遗名录中所占类别少在国家级非遗名录的十大类别中，每项非遗都在其中找到了所应处的类别，道教文化亦是如此，但是仅涉及了五类，而传统美术、传统舞蹈、传统手工技艺、曲艺、传统医药等五类并无涉及。
而这五类在道教文化中也是相当重要的，特别是传统美术和传统医药。
道教讲究内修外养，在长期的实践中，探索了一套道教医药文化体系，“……与古代的思维模式和哲学思想有较紧密的联系，形成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传统养生文化”[2]，对现代养生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契合之处。
但是这种医药文化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说明对道教文化资源的挖掘仍显不足。
另外，在道教的宫殿建筑中，随处可见道教壁画，其丰富的题材，独特的审美观念与文化意境，令人印象深刻，这类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其它传统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实，道教文化不只在国家级非遗中的类别少，在地方上站的类别也很少，例如，如湖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就只涉及到玄天上帝传说（民间传说），武当道茶炒制技艺（传统技艺），武当山道教医药（传统医药）三大类。
其在非遗中的缺失，不得不说是非遗申报中的一大损失。
（注：本表根据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其两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名录制作而成；一批代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扩表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名录；二扩表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名录。
）二、国家级非遗名录中道教文化处境尴尬的原因分析道教文化，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发展在中国，是中华文化土壤孕育下的一种重要的宗教文化，汇聚了人类的无上智慧和处世哲学，有着完整的道教文化体系，并对当今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道教文化中，民俗信仰、斋蘸科仪、绘画、音乐等都是很有特色的优秀文化资源，“从哲学层面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体系建设提供核心价值观、包括宇宙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3]。
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类宝贵的财富，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蕴含了人类的思维观念、处世态度、人生哲学，为传统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鲜元素。
而由道教文化在国家级非遗名录中所占的比重，可以看出，道教文化在非遗中并不受重视。
具体原因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一）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相背离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中国传统的主流价值观念体系。
而道教思想观念则与中国传统思想格格不入，二者在价值观上相差甚远，道教思想也只能作为旁枝末节湮没在庞大的文化体系之下。
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主要以儒家为主导，核心为仁，“以儒家的价值原则为主导，不同的价值观念既相拒又交融、互补，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丰富的价值系统。
儒家价值观是一个以和谐为目标、以道德为中心的完整体系”[4]。
而道家的价值观念则强调无为，以修行成仙为终极追求，有着一种淡泊的人生态度，洒脱的人生境界。
以仁为核心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一直是现代教育的重点，仁、义、礼、智、信一直是约束人们行为的道德标准。
并在现代人的心中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存在。
在主流价值观的影响下，道教文化这种特殊的价值观念就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排斥，被大多数人所忽视，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成为一种非主流的追求。
其实，世上本没有主流价值观念，认同的人多了，自然就有了主流价值观念。
而道教文化则一直游离于传统文化边缘，肩负着背离传统文化的角色担当。
（二）对道教文化资源挖掘不足在传统文化中，道教一直是以一种非主流文化存在并流传，以至于人们对道教有偏见，认为道教是一种迷信。
总体来说，在中国道教比佛教的信徒更少，使得了解道教的人更少，道教在无形之中就缺乏了传播的人群，也使得道教的发展得不到大众的认同。
学术上，人们对道教的研究也很少，认为那只不过是一种迷信。
“在这种学术偏见的影响下，许多人对道教都抱着一种极端鄙视的态度，认为这种宗教文化，简直不屑一顾。
”[5]这种偏见一直存在着，影响着现今人的思维观念，而很少关注这些文化背后精湛的技艺、独到的思维方式所蕴含的非遗文化内容，导致对道教文化资源的挖掘存在严重的不足。
对道教文化资源挖掘不足，既有当地政府的责任，也有当地道教文化主要传承人的责任。
一方面，现在非遗的传承人一般都是一些老者，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承，申报非遗的观念淡薄。
地方上的道教文化传承人没有过多宣传自身所拥有的文化，面对非遗的申报不知所措。
另一方面，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就像一场运动一样席卷整个中华大地，当地政府紧跟现在非遗评审的要点，专注于那些所谓的热点项目，都在紧锣密鼓谋申报，而对于道教文化这类不愠不火的文化项目，则是没有深入去挖掘其中的文化资源，也没有重视这类文化的申报，导致地方上也很少有与道教文化相关的文化项目，使得众多丰富而又独特的文化资源与非遗的申报失之交臂。
非遗名录的建立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参与到非遗的保护传承工作中，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而对道教文化资源的挖掘不足，使得对道教文化的认识缺乏了一种文化自觉，这又恰恰导致其在非遗的发掘中处于不利境地。
道教文化有待被充分发掘，充分认知。
（三）非遗评审制度存在不合理之处在非遗的评审中，传承人、专家、政府都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再加上非遗的审定主要是以政府为主导，中国政府对宗教的态度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使得宗教一直是一个大多数人都不愿提及的敏感话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审中，专家的作用不能低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和评价主要是在专家群体中进行的。
”[6]这样就使得非遗在评定过程中有意无意的掺杂了一些主观意识，再加上并不是所有的专家都了解道教文化，导致对于一些宗教性的项目能避则避。
“我们比较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表演艺术形式部分，而对像第三项（如属于民俗的礼仪和节庆活动）、第四项（如图腾信仰民间信仰）以及文化空间（如庙会祭典中俗神崇拜）等涉及意识形态的领域，则更多地持否定性态度，这不仅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的理念不符，而且仍然在坚持一种非唯物史观的文化观。
”[7]这种非量化的不客观的评定形式是非遗评审制度中存在的一大缺陷。
当然，三方的综合评定之中，传承人在非遗评定中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政府在其中仍是举足轻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