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维”适应性转换浅析中国文化特色词的英译摘要：“三维”适应性转换是胡庚申教授提出的“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基本翻译方法和原则。

该观点倡导，译者要在三维（即语言维?p文化维和交际维）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即包括原语和目的语语言、文化、交际语境、社会环境、作者、读者和委托人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做出适应性选择并给出整合适应度较高的译文。

本文以该方法和原则为指导，以例证分析做途径，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层面分析中国文化特色词的英译，并试图找到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译本。

关键词：“三维”适应性转换翻译生态环境中国文化特色词。

1.理论基础“三维”适应性转换是“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基本翻译方法和原则。

该理论是由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应“新时代，新译论”的号召提出来的[1]。

根据胡教授的解释，“三维”具体指的是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

该理论认为，在翻译活动中，原文本、原语和目的语所代表并呈现的一切（包括原语和目的语语言、文化、交际语境、社会环境、作者、读者及委托人）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这些因素合力构建了一个翻译生态环境。

翻译的实质就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并将翻译过程看做是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不断自我适应并做出适应性选择的过程。

换言之，就是译者在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译文的语言、文化和交际层面相互转换，做出整合适应度最高的选择，即最佳选择。

但是在这些翻译过程中，必须坚持“译者为中心”的翻译理念。

2.中国文化特色词“文化特色词”又名“文化词汇”，指的是“有一定文化背景或深刻文化意蕴的词语，包括在一定历史阶段沉淀下来的谚语、典故、特殊的人物名称等，以及现行的熟语、习语”[2]。

中国文化特色词就是具备一定中国文化内涵且中国独有的词汇。

原外文出版社总编辑徐明强明确指出中国文化特色词即我们自己创造的、非通用的词语[3]。

这些词的英译不同于一般词的英译的原因，是因为这些词一般都具有极深厚的文化内涵意义。

这就要求译者在英译这些词的时候要理解这些词的内涵意义，构建一个良好的翻译生态环境，即从语言、文化和交际三个维度仔细考虑译文的整合适应度：译文能否在最大限度保持原文语言风格的同时被英语国家读者接受；译文是否符合英语国家读者的文化习惯；译文能否准确传达原词含义。

以下内容，本文主要采用例证分析的方法，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的三维（即“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适应性转换原则，谈谈中国文化特色词的英译。

2.1语言维的适应性转换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指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1]。

换言之，语言维的适应性转换就是有关原文本与目的语文本的转换，它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尽量保存原文本的语言风格。

例如：章思英和陈海燕两位老师在翻译“2001年APEC 会议上，主办国中国提供给各国首脑的服装是唐装”一句时，将“唐装”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词汇翻译为“Tang-style apparel”[4]。

根据OALD，对“apparel”的解释为：[U]（especially AmE）clothing，when it is sold in shop/stores（商店出售的）衣服、服装；（old fashioned or formal）clothes，particularly those worn on a formal occasion（尤其指正式场合穿的衣服、服装）。

因此，在这里，章思英和陈海燕两位老师在顺应翻译生态环境（了解“唐装”在汉语里的含义和文化背景?p保存源语言特色）和以“译者为中心”（立足保存本民族特色）的基础上，采用音译加意译的方法，既保留了原语的语言风格，又顺利、贴切传达了原语意思。

又如：人们对有关“中国梦”这一新词的英译就产生过分歧，有人建议将“中国梦”英译为“China’s Dream”，既保留原词使用并列的名词的形式，又传达出一种中国特色的感觉，但是这一译法本身就是不规范的。

后来又有人提出将其英译为“Chinese Dream”，这一译法就会让英语国家读者联想到“American Dream”的内涵意义进而理解其深刻含义。

2.2文化维的适应性转换文化维的适应性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1]。

一般而言，文化内涵的传递是比较难的，其原因是原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在内涵上往往存在差异。

为了避免由于翻译过程中译者对两种文化把握不到位而造成的误解，译者不仅要注意对原文语言层面的适应性转换，还要很好地适应原语所属的文化系统。

换言之，就是在翻译过程中要具备文化意识，努力克服由于文化差异而造成的障碍，从而实现信息交流的顺利进行。

这就是所谓的文化维的适应性转换。

例如：在英译我国近几年提出的“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外交理念时，外交部并未按照西方国家的传统逻辑，将“以人为本”英译为“humanism”，而是另辟蹊径，将其英译为“putting people first”[5]。

这是因为我国提出的“以人为本”的“人”指的是“全体人民”，是一个集体主义概念，而西方国家的“humanism”是指的是个人主义概念，两者有本质的区别。

将“以人为本”英译为“putting people first”是很好的，因为“以人为本”的本质就是将人民放在第一位。

由此可以看出译者在英译“以人为本”这个短语时，不仅深刻理解了原词含义，而且熟知了译文读者的文化习惯。

换言之，就是说译者在文化维度很好地适应了翻译生态环境，做出了整合度高的译文。

再如：中国的某些对外宣传刊物曾一度将“住房公积金制度”英译为“public housing fund”，这一译文很容易引起英语读者的误解。

因为在中国和英美等英语国家中，“公共的”即“public”的指称意义不一样。

在中国，“公共的”既表示“老百姓的”，又表示“政府的”。

“住房公积金”，国家出台的针对编制共组人员的福利制度，公积金的一半是受惠人的工资支付，另外一半是由其工作单位支付。

然而，在美国，根据OALD指出，“public housing”指的是“house and flats/apartments that are built by the government for people who do not have enough money to pay for private accommodation”（即政府为低收入者修建的公共住房）。

所以将“住房公积金”译为“public housing”容易引起误解，是不妥当的。

这种误解正是由于译者没有很好地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对原文文化内涵把握不到位，因此没能做出整合适应度高的译文。

2.3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翻译的目的就是将原文的某种信息经过适应性选择转换，通过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

从这一层面而言，在翻译过程中，原文本交际意图的实现与否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中国文化特色词中，有很多词在英语中根本找不到与之相对应的词。

在英译此类词的时候，交际维适应性转换的顺利实现，往往比语言维和文化维的适应性转换更重要。

例如：中央编译局在翻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时，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译为“building a society in which people lead a fairly comfortable life”是非常好的[4]。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其实质就是全面提高14亿全部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建立一个经济更加发达，民主更加健全，科技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社会，其根本目的就是让人民群众生活地更加舒适，更加惬意。

所以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译为“building a society in which people lead a fairly comfortable life”是最好不过的。

再如：在英译胡锦涛同志的讲话“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

”中的“不折腾”时，难倒了中外很多翻译名家。

“折腾”一次在汉语中有三个意思：一是翻来覆去，二是反复做（某事），三是折磨。

此句中的“不折腾”具有其特定的意义，它是相对于“折腾”而言的。

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共在政治上“折腾”过（文化大革命），在经济上“折腾”过（大跃进），这些都阻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

胡锦涛同志的“不折腾”在这里的含义是“我们要避免再出现这些人为的阻碍发展的因素”。

因此，在英译“不折腾”时，要力求完整表达其内涵意义。

虽然至今为止，译学界仍没有给出一个统一的译法，但我们认为国学大师季羡林给出的译本“no trouble making”就很好地表达了“不折腾”的意思。

当译者在翻译此类词语的时候，必须很好地适应原文生态环境，做出整合适应度最高的译文。

3.结语“三维适应性转换”关注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本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方面的适应性转换。

它要求译者在翻译时要把握原文本的语言形式和文化内涵，使原文本的交际意图在译语文本中得以实现。

但是该理论是建立在“译者为中心”的理念之上的，这就意味着译语文化对译文的影响可能会大于原语文化对译文的影响。

在以上讨论的这些中国文化特色词的英译中，由于对译文文化的考虑较多，有些词的英译在“三维”适应性转换过程中有可能会稍微靠拢某一个或两个维度，而忽略其他维度对译文的限制。

对于译者而言，不论是更靠近哪个维度，都只有在深刻理解它们的内涵意义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译出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译文。

参考文献：[1]胡庚申.从术语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论[J].上海翻译，2008（2）.[2]方梦之.译学词典[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3]徐明强.外宣翻译的苦恼[J].中国翻译，2014.[4]陈宏薇.高级英汉翻译[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5]http：//―eng|wjb|.[6]Hu，Gengshen.Translation as AdaptiveandSelection[J].Perspectives：Studies in Translatology，2003，11（4）：283-291.[7]Hu Gengshen.Translator-centredness[J].Perspectives：Studies in Translatology，2002，13（2）：106-117.[8]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9]胡庚申.从“译者”主体到译者“中心”[J].中国翻译，2004a（2）.[10]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哲学理论[J].上海翻译，2004b（4）.[11]张美芳.语言的评价意义与译者的价值取向[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7）：15-18.[12]许钧.论翻译之选择[J].外国语，2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