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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性体用说

心性体用说
心性体用说探讨的主要是在以性为体,把道德理性视为本体的前提下,如何看待主体之心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

如果说,心性一元说和心性二元说讲的是心性的联系与区别的话,那么,心性体用说则讲的是本体与本体的作用,以及如何发挥主体思维的能动性,以控制和把握人的道德本性及人的情感的问题。

这涉及到伦理学和修养论,亦是宋明理学心性论的重要理论构成。

(一)性体心用说
性体心用说在宋明时期经历了一个提出、批判、再次提出,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

在宋代经历了这个过程的前两个阶段,即提出和被否定的阶段。

至明代则经历了这个过程的后一个阶段,即重新提出,也就是否定之否定的阶段。

性体心用说在张地匠思想里有所萌发,而始由程颐提出,经胡宏完善并确立。

胡宏的思想曾影响到张栻和朱熹,朱张早期均持性体心用之说。

后来朱张通过‚中和之辩‛,并对胡宏著作《知言》展开讨论,而放弃了前说,转而对性体心用说持批评态度。

这个过程对于理学心性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而进一步突出了主体思维的能动作用,并完善了理学的道德修养论。

之后,明代气学家罗钦因、吴廷翰在气本论的前提下重新提出了性体心用说,以强调心性有别。

1程颐在与弟子吕大临的辩论中提出了‚凡言心者,皆者已发而言‛的观点,以心为已发之用,以性为未发之体。

性体心用说初见端倪。

不过程颐后来对自己的观点有所修正。

胡宏在程颐观点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未发只可言性,已发乃可言心‛的思想,指出:
‚圣人指明其体曰性,指明其用曰心。

性不能不动,动则心矣。

‛认为性为本体,性动为心,心是性本体的表现和作用。

朱熹和张栻早期都曾接受过胡宏的这一思想。

朱熹说:
‚《中庸》未发已发之义,前此认得此心流行之体,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发而言’,遂目心为已发,性为未发。

‛这说明朱熹曾赞同性为未发之体,心
为已发之用的观点。

张栻早期也持胡宏性体心用之师说,并使朱熹接受了湖湘学派的这一观点。

后来朱熹悟前说之非,对性体心用说提出批评。

‚熹按:
心性体用之云,恐自上蔡谢子失之。

此云性不能不动,动则心矣,语尤未安。

‛张栻此时也指出:
‚心性分体用,诚为有病。

‛朱张明确否定性体心用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心统性情‛及‚心主性情‛说。

性体心用说在南宋被否定,在元代仍有影响。

许衡提出以仁为体,以知觉为用。

他说:
‚若夫知觉则仁之用,而仁者之所兼也。

‛其以仁为体,即是以性为体;以知觉为用,即是以心为用。

这是对胡宏思想的继承。

至明代,性体心用说被重新提起并有了发展。

罗钦顺、吴廷翰为了批佛和批陆王心学,强调心性二分,都持性体心用说。

与程颐、胡宏不同的是,罗钦顺、吴廷翰在气本论的前提下讲性体心用,体2
用关系限于性心的范围,整个宇宙则以气为本。

罗钦顺提出‚盖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的命题,在心本于气和性为阴阳之理思想的基础上论性体心用。

他说:
‚盖天性之真,乃其本体;明觉自然,乃其妙用。

天性正于受生之初,明觉发于既生之后。

有体必有用,而用不可以为体也。

‛明觉之心为用,有性必有心,但心之用不可为性之体。

既把性作为心之用产生的原因,又强调性没有灵明知觉的属性,把心性区别开来。

xx指出:
‚性即是气‛,‚性为阴阳之气之所成‛,而‚性者,心之所以生也,知觉运动,心之灵明,其实性所出也。

‛也就是说,从本原上讲,气为本,性是气凝聚而形成的条理;从心的产生上讲,则心出于性。

由于‚性即是气‛,所以心出于性即心出于气,性心均以气为本。

恢复并发展了张载把道德理性客体化的思想,这也是对朱熹等否定性体心用说的否定,即否定之否定。

从而在气本论的基础上发展了性体心用说。

(二)性体情用与心统性情说
性体情用与心统性情说有密切的联系。

‚心统性情‛说始由张载提出,至朱熹集大成。

理学把代表儒家伦理本质的人性提升到本体的高度,便在本体的作用为何物的问题上却有不同的见解。

胡宏以心为性的作用,其心性论没有‚情‛的位臵。

朱熹对此提出批评:
‚凡此心字皆欲作情字。

‛把胡宏的性体心用说改造为性体情用说。

朱熹又吸取张载的3‚心统性情‛说,并把胡宏的心以成性说改造为‚心统情性‛说。

朱熹在同张栻的讨论中指出:
心‚以成性者也,此句可疑。

欲作而统性情也,如何?‛张栻则突出心的主宰性,指出:
‚统字亦恐未安,欲作而主性情,如何?‛张栻在理学史上首次提出‚心主性情‛的命题,强调主体之心对于人的本性和情感的把握与控制。

这一思想对朱熹影响很大,‚熹谓:
所改主字极有功。

‛并把心对性情的主宰纳入自己的‚心统性情‛说的体系之中。

朱熹分别吸取了张载的‚心统性情‛的命题和程颐‚心兼体用‛的思想,以‚性体情用‛说为基础,并将三者有机地结合。

又吸取其他有关理论,加以创造性的发展,从而提出了自己的‚心统性情‛思想。

张载虽然最早提出‚心统性情‛的命题,但没有展开具体的论述。

程颐虽然提出了心兼体用的思想,这是他在修正自己的心为已发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他说:
‚凡言心者,指已发而言,此固未当。

心一也,有指体而言者,寂然不动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

‛但程颐心兼体用的思想没有明确把心之体规定为性,把心之用规定为情。

朱熹发展了程颐的思想,又赋予张载的命题以具体的内涵,指出:
‚性以理言,情乃发用处,心即管摄性情者也。

故程子曰:
‘有指体而言者,寂然不动是也‘,此言性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此言情也。

‛明确把心之体规定为性,把心之用规定为情,心贯通两端,管摄性情。

4这便是朱熹的新见。

性体情用与心统性情的结合,既标志着朱熹自己的‚心统性情‛说的确立,又丰富了自张载以来理学‚心统性情‛理论的内涵。

‚心统性情‛说是宋明理学心性论的重要理论,也是朱熹心性学说的纲领,对后世影响甚大。

在这个理论体系里,朱熹十分重视主体的能动作用,把心从‚性体心用‛说中提出来,单独与性情对说,突出了人心对性、情的主宰。

通过发挥人心的主观自觉,来强调平时(未发时)的道德培养与遇事(已发之际)按道德原则办事的一致性,把人的道德本性和情感情欲纳入心的统御和把握之下,提倡和肯定道德自觉,控制与节制情欲,这体现了理学重道德原则,轻物质欲望和利益的特征。

朱熹以静动、体用、未发已发论性情,又以心兼性情,心主宰性情,详尽地论述了各个范畴及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其理论的系统性、精致性和完善性达到了宋代理学心性论及道德修养论的高峰,充分体现了时代精神和朱熹理学自身的特点,而与同时代陆九渊专论心,少论性,不讲心有体用,体现其简易工夫的心性论形成鲜明的对照。

需要指出,在朱熹‚心统性情‛的思想里,心兼体用,以性为心之体,以情为心之用,这并不意味着心就是体,心性完全等同。

也不能把心是体说成心是宇宙的本体,万物由心派生。

如前所述,朱熹在批佛的过程中,明确反对心为宇宙本体、心生天地的思想,其心、性也是有区别的。

此外,受张栻‚心主性情‛思想的影响,朱熹持心主宰性情的观点。

5但朱熹的心为主宰,只涉及认识论和伦理学的问题,而不涉及本体论。

这与张栻的心不仅主宰性情,而且主宰万物思想明显不同,也与陆九渊的心本论有严格的区别。

这从朱熹本人对张栻、陆九渊心学的批评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明代吴廷翰从‚心生于性‛的思想出发,对朱熹的‚心统性情‛说提出了批评。

他说‚张子有‘心统性情’之说,朱子以为性情之上,皆着得心字,所以言心统性情。

此犹未究心性之生与其本也。

天下无性外之物,心之在人,亦是一物,而不在性之外,性岂心之所能统乎?‛吴廷翰认为,‚心统性情‛说没有弄清心性之间
的关系,以及二者以何为本,因而有失。

他提出,心作为一物,不能超越性外,所以不可讲以心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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