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第3期山东社会科学No．3总第199期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General No．199以乡村民众的视角探寻历史发展的多面性———以土改前山东根据地农民互助状况为例周婷婷（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济南250100）［摘要］在革命史视域下开掘的农民史、乡村史的资源在社会史、民间史范畴内亦同样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过去的研究往往将农民在革命运动中的角色简单视为“号召—响应”，但从乡村民众的视角观察1938—1946年的山东农村互助合作组织的运转状况可以发现，农民实际上并不是简单地响应革命政策，而是有较为复杂的心态。
“自下而上”的研究有助于丰富那段被“简约化”的历史，探寻历史发展的多面性，也为当前农村工作提供了资鉴。
［关键词］乡村史；自下而上；农民互助合作；跨学科；史料观［中图分类号］K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45［2012］03－0020－04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学者鲁滨逊倡导的“新史学”和梁启超在中国学界掀起的“史学革命”都追求一种“自下而上”的史学路径，不再将自己的研究视野局限在上层人物上，而是呼吁书写民众的历史。
此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引进为中国历史撰述进一步拓展了“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并在历史研究的实践方面取得系列成果。
而20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权威地位的确立更为史学界提供了广阔的“自下而上”的研究空间。
在共产主义革命旗帜下开展的农民运动提供了“史无前例”的范本，在革命史视域下开掘的农民史、乡村史的资源在社会史、民间史范畴内亦同样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20世纪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实际上是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无论历史上的还是现实中的农民因之获得了空前的同情与关注，取得了空前的地位。
“自下而上”并不是仅仅简单地以下层为研究对象，而是应换位思考，对他们的实际心态进行历史的观察。
例如过去的研究往往将农民在革命运动中的角色简单视为“号召—响应”，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是简单地回应革命政策，而是有较为复杂的心态。
例如，抗战开始后土地改革前的这段时间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酝酿时期，千百万农民在减租减息和生产教育的激励下，响应中共的号召，结成互助组织积极参与到大生产运动中，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改造着互助的组织形式和方法，从而使互助组的组织化、集体化程度得到提升，可以说这个时期是连接前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桥梁。
根据“历史是一个不断的过程”的治史观念，我们要深入研究农村的集体化问题，是不应该淡忘这段历史的。
但由于这一时期农民的互助合作没有产生轰轰烈烈的社会效应，并很快就被农业合作化时期互助合作的光芒所掩盖，所以长期以来没有受到学界的重视。
以往关于土改前农民互助合作的研究也主要限于简单的“政策—效果”模式，忽视了互助合作所呈现出的各阶层农户的心态、行为及其与中共的互动关系。
本文即拟以1938—1946年的山东农村为中心，从乡村民众的视角观察农村互助合作组织的运转状况，观察当时农民自我组织能力的程度及其真实心态，以“自下而上”的视角探寻历史发展的多面性。
一、互助合作形式和合作伙伴的选择土地改革前，一部分农民响应党的“生产发家，劳动致富”的号召，开展互助合作，固然源于革命战争年代的热情，但更重要的动力则是来自于他们对“成本—收益”的理性权衡。
当时建立的许多变工互助组织之收稿日期：2011－12－15作者简介：周婷婷，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所以能够坚持下来，都是由于在生产互助中，农民体会到了变工的好处，而自动要求组织起来。
有些村民，一开始不愿参加变工队，坚持自己单干，结果秋收时村里变工组很早就把农活干完，而单干的农民自家的活干不完，才知道不参加变工吃了亏，方才积极地参加变工。
①农民加入互助组织后，也仍然在不断进行着理性的选择。
以山东滨海区莒南县农民的变工互助为例，该县的变工互助按阶级来划分的话，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贫农与贫农的变工互助。
变工主要采取集体向牛主借牛，向政府贷款或集资伙养牛，以人力集体拉犁。
第二，贫农与中农变工互助。
中贫农结合，不但牛力工具人力的困难可全部解决，更可在剩余劳动力中开展其他副业。
这种组织形式的社会基础最为广泛。
第三，中农与中农的变工互助。
主要在过去搭犋互助的基础上加以改造。
第四，贫农与富农变工互助。
这种形式可解决富农的劳动力缺乏和贫农工具牲口的缺乏。
但长期变工互助有很多困难，因为富农总怕自己的牲口吃亏。
第五，富农与富农或中农与富农的变工。
第六，全庄大变工。
如莒南的刘家铺、珠全庄，畜力人力工具集中，按地段耕种。
②贫农缺牛力和农具，剩余劳动力多，所以多合伙养牛或者是参加牛力人力互换的变工组。
中农牛力不全，工具不齐，有时还缺人力，故在搭犋互助中，中农是主体，有时他们也合伙养牛，参与牛力人力互换的变工组。
富农土地较多，人力缺乏，大多和贫农展开牛力人力互换的变工互助。
在土改之前，大多数农民的“阶级意识淡薄”，没有“被剥削”的感知。
但在经济理性的指引下，农民之间的互助合作却呈现出了一幅同质阶级团结和异质阶级相互博弈的复杂景象。
在莒南县，贫农之间的互助以及中农之间的互助，由于成分相同，地亩相差不多，算账比较简单，吃亏的现象少，所以同阶级的农民易于结合。
中农、富农与贫农互助时，总是怕自己的牲口“吃亏”，多是与贫农展开牛力换人力的短期互助，这样算起帐来比较容易，也能避免长期互助中出现的不等价交换。
而在搭犋时，中农、富农就不愿吸收缺乏畜力的贫农参加了。
富农和中农，大都土地过剩，人力缺乏，本不适合彼此结合，其所以结合是怕在中共扶持贫农的政策下，自己与贫农结合，自己的耕牛会变成伙养。
因此，在私有制个体经济下，农民的经济条件越好，越担心自己在生产互助中吃亏，发展长期互助的难度就越大。
进一步来看，互助组织内阶级成分越复杂，成员的经济条件相差越大，互助组织越是不能维持和巩固下来。
二、中共领导下农民互助组织化水平的提高土改前，根据农民选择互助形式和合作伙伴的特点，中共认为“组里如果有骨干，如党、团员，或政治上进步的生产积极分子等；组织成分纯洁；劳动力、农具等不太缺乏”③，那么这样的互助组更有利于发展生产，组织起来的优越性更大。
所以当时中共在山东着力培养了一批以中农、贫农为主体的互助典型，希望“创造许多经验”，“作出榜样推动一般”。
当时，中共并没有直接介入到互助组织的内部管理层面，而是采取外部指导的方式来辅助互助组的发展，如“帮助互助组改进耕作技术，搞好生产，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加强对互助组的政治教育，培养群众逐渐树立集体主义思想、大公无私、有民主的作风”。
在中共的指导下，农民潜在的组织能力得到开发，以典型互助组为代表的一批农业合作组织在组织水平上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一）组织规模的选择中共没有明确的限定互助组织的规模，参与互助的农民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理性地选择和发展互助组织的规模。
有的地方适合小规模的劳动互助，如滨海区莒南县的农民“组大集体干活不灵活，分散干又失去领导，大家不满意，故由大组分成小组，每组最多为六户，一般为五户，这样干起活来能细致及便于检查”④。
根据互助生产情况的变化，农民还能够及时调整互助组的规模，推动互助组的进一步发展。
如菏泽地区蔡堂村杨心田互助组是山东最早树立起来的生产互助典型。
起初他们只是短期的“伙耕”，与旧式的搭犋类似，大家把农具、牲畜都拼在一起，一共合成两犋，吃自己的草料，做大家的活，牲畜耕作一天，等于一个人劳动一天的代价，农具上，小件的农具自备，至于大件农具都是各家共用的，修理费由公家出，假使农具毁坏再添新的时，则由大家帮助原有者再买。
这样互助组就解决了牲畜农具的问题，给缺少这些生产工具的贫①②③④《如何发展巩固变工》，《大众日报》1945年12月27日。
新华社滨海电讯：《滨海区莒南变工互助的分析》，《解放日报》1944年6月2日。
张林夫：《对山东培养互助合作典型的研究》，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辑《农业生产互助组参考资料》第2辑，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1953年，第38、39页。
新华社滨海电讯：《滨海区莒南变工互助的分析》，《解放日报》1944年6月2日。
农在生产上以很大的便利（当时8户组员中有2户什么也没有）。
互助组的组员在互助中尝到了甜头，这就打下了长期合作的基础，后来“由伙耕的基础上发展到伙种、伙锄、伙割（从短期的季节的合作发展到各种活的合伙），再由地里活的合伙到家里活的合伙，之后又发展到牲畜农具的合伙；有男人的合伙，发展到女人小孩也合起伙来；从农事操作的合伙，到农作以外的合伙”。
①（二）“自愿结合”的组织原则中共保证尊重农民“自愿结合”的原则，农民可以自由退组。
农民在互助中最为关注的是如何解决眼前的困难，最快地获得收益，出组和跳组的现象很普遍。
如文登富贵村的互助组由于其组员频繁跳组，一年之中要进行三次组员整理。
②同时，越是长期互助，其中“糊涂了”的成分越大，所以农民大多选择短期互助。
像在山东西部农村，参加长期互助的一般的都是政治上较进步的少数群众，而大多数群众尚做不到。
③按照博弈论的观点，“自愿结合”、允许自由退组对于合作组织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方面，它保留了互助组内农民理性选择生产方式的机会，“每个生产周期结束时，一个合作社的成员可以决定他们在下一格周期是否还参加合作社，如果他发现成为合作社的成员境况会更好，他将保留它的成员资格，否则，他将会从合作社中退出”④；另一方面，它建立了一种生产上的激励或者说是监督机制，以维持组织内每个成员的劳动积极性。
林毅夫认为“由于农业生产上的监督极为困难，一个农业合作社的成功只能靠社员之间达到一个可自我执行的默契的协议，在此协议下，每个社员承诺付出与他单干时一样大的劳动或努力，但是，这个承诺只有在无限重复的博弈才是可信的，当每个成员可以把退社作为惩罚偷懒者的策略时，每轮博弈就达到了‘完美的均衡’，这时退社权的威胁策略就被认为是可信的”⑤。
如文登县富贵村的农民隋夕元因给别人干活不积极，在大家提意见后，他愿退出该组，当他深刻检讨与表示今后一定听领导积极干活后，又参加了张福贵组。
隋夕元的退社实际上是该互助组为维持成员劳动积极性进行的一次博弈。
（三）等价交换的记工记账农民刚组织互助组织时，缺乏合理的计工算账办法。
刚开始大家都不好意思说出什么条件，但到自己实际感觉吃亏时，矛盾就产生了。
在胶东，有的富农领导的互助小组，在开会时“贫的不敢说话，只凭富的一面说好，就订出一头驴顶两个工，两个半工，因而使贫农相当吃亏”。
也有的小组只照顾贫民，饭都由富农或中农管，一头驴只顶半个人工，一个工折价要按农忙时工夫市上的最高价格，结果富农感到不太合算。
⑥这种不合理的交换方式长期发展下去，“表面上的感情就得扯破”，互助组就有崩盘的危险。
所以互助组织必须有等价交换的记账方式，使“双方互不吃亏”，才能继续发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