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隆技术带来的伦理反思许芳，长安大学，科学技术哲学，2011111078【摘要】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给人类带来了福祉的同时，也引发了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两难问题。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对人类有利的一面，也有其可能产生不利的一面。

当科技改变生活，人类的命运也就开始逐渐被自己所掌握。

生物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飞跃，必然随之而来众多的非议，因为即使是一小步，都是在迈向那片禁区的一大步。

单纯的科学，却很有可能带来不单纯的后果。

克隆技术就是如此，它可能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利益，也可能给人类带来严重的后果。

已经在动植物领域运用的克隆技术，是否适应于人类，尤其是生殖性克隆，对人类的生育方式、婚姻方式等方面的影响，也对伦理道德产生了全面冲击。

解决这一问题不仅需要立法，更需要完备的道德体系，要做到既尊重科学技术，又要尊重人。

【关键词】克隆技术伦理道德尊重一、克隆技术的概述克隆是指生物体通过细胞进行的无性繁殖形成的基因型完全相同的后代个体组成的种群，简称为“无性繁殖”。

该术语很快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并加以广泛使用。

随着一系列克隆技术突破性的完成，克隆人也从技术上来讲已成为可能。

这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伦理大思考，观念大考验。

克隆开始进入普通大众的视野，应当是由威尔姆特博士创造出“多利”这一轰动性的新闻传遍全球所引起的。

克隆是人类在生物科学领域取得的一项重大技术突破，反映了细胞核分化技术、细胞培养和控制技术的进步。

科学家把人工遗传操作动物繁殖的过程叫克隆，这门生物技术叫克隆技术。

克隆的基本过程是先将含有遗传物质的供体细胞的核移植到去除了细胞核的卵细胞中，利用微电流刺激等使两者融合为一体，然后促使这一新细胞分裂繁殖发育成胚胎,再将发育到一定程度的胚胎植入动物子宫中使其怀孕，以产下与提供细胞者基因相同的动物，简单的说就是人工诱导的无性生殖方式。

二、克隆技术的发展1952年，第一次进行动物克隆，罗伯特.布瑞格和托马斯.金对小蝌蚪的细胞核进行无性繁殖。

1970年英国科学家约翰.戈德和同事经过培养的成年青蛙表皮细胞核克隆成功成年青蛙。

1978年 7月 25日世界上首例经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形成的试管婴儿 Louise Brown 诞生。

1993年人类胚胎克隆成功。

1997年，英国胚胎学家威尔穆特和他的同事用母羊乳腺细胞克隆成功了第一只克隆羊“多利”，开创了成年哺乳动物克隆的先河。

2000年6月22日，世界首批体细胞克隆山羊在中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诞生。

2002年11月25日，美国科学家宣称首次成功克隆出可供医用的人类胚胎。

2007年的 12月，韩国宣布成功地克隆了可以发荧光的小鼠，中国宣布克隆成功了兔。

三、克隆的负面影响从克隆羊“多利”诞生开始，围绕克隆技术的争论就从未停止过。

有人支持，但更多的人却持反对意见。

究竟克隆人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影响呢，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观点，但无外乎以下几个方面：（一）、伦理问题目前，人类的道德是以人的生命的不可重复性、伦理中的乱伦等禁忌，人的知耻自律等机制建立起来的体系，如家庭道德，婚姻道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

道德主要依靠舆论和内心信念调控和维系，而克隆技术必将对人类道德机制的根源和调节机制产生深刻的冲击，如两性的爱情、婚姻道德，家庭中的血亲、仁爱，社会的责任义务，社会中的“恶”等。

克隆技术一旦被一些科学狂人所滥用，会祸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应有限制的使用克隆技术，禁止克隆人的研究。

我们倡导的责任伦理观认为，任何科学技术的发明、创新和使用必须要对自然负责，要尊重和保护未来人类及未来世界的尊严和权利。

伦理学中有许多规范和原则，涉及到科技伦理、生命伦理的基本原则的有不伤害原则、平等原则和尊重自主权原则。

不伤害是运用范围最广，最重要的一项原则，它适用于现以活着的人，也适用于没有出生的未来人。

所以，在人类生殖技术的伦理方面，应主要遵循不伤害原则。

克隆技术作为新的生殖技术，在治疗不育症或遗传疾病这种特殊情况时，是正当的。

例如为了医治不育症，对于不育夫妇来说，过去的生殖技术只能依靠他人捐赠的精子和卵子才能生育，没有产生自己的遗传特性应用克隆技术，则可以通过克隆自己的达到生育的目的。

这种基因选择不违背人的责任，它解决了当今人类生育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反对克隆人，对此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通过克隆人的研究和实践,提高人类的生命素质。

然而克隆人的出现，将彻底搞乱世代的概念。

克隆人技术打破了传统的生育观念和生育模式，乃至颠倒，克隆人破坏了人的尊严，使人伦关系发生模糊、混乱，进而冲击传统的家庭观以及权利和义务观，社会人伦关系也会消失。

从哲学上讲，这是对人性的否定。

（二）、人类进化方面生殖性克隆将增大人类退化和被消灭的危险。

不少学者认为，生殖性克隆实质是一种低级的生殖方式，它破坏了人类拥有独特基因型的权利，减少了变异的可能性，降低了人类的适应力和竞争力。

克隆技术导致的基因复制，会威胁基因多样性的保持，生物的演化将出现一个逆向的颠倒过程，即由复杂走向简单，这对生物的生存是极为不利的。

在文化层面，克隆人是对自然生殖的替代和否定，打破了生物演进的自律性，带有典型的反自然性质。

与当今正在兴起的祟尚天人合一、回归自然的基本文化趋向相悖。

在哲学层面，通过克隆技术实现人的自我复制和自我再现之后，可能导致人的身心关系的紊乱。

人的不可重复性和不可替代性的个性规定因大量复制而丧失了唯一性，丧失了自我及其个性特征的自然基础和生物学前提。

（三）、道德方面克隆人可能被人类不道德地作为某种工具或手段来使用，从而失去做人应有的尊严。

我们不可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些对克隆人技术持赞成与积极态度的人往往都带有各自的私利目的，如将克隆人培育出来作为器官供体来源等。

因此，有不少人认为生殖性克隆是对作为自然物种一部分的人类发展的一种过了界的干预。

而另一方面,由于克隆人在这样的社会生活中可能产生较强的悲观心理与宿命感，甚至于会由于心态扭曲而产生严重的报复与反抗心理，这都很有可能给社会造成严重的破坏。

即使是在当代社会，血缘生育也是构成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重要纽带。

为什么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几乎都反对克隆人，原因就是这是另一种生育模式，现在单亲家庭子女教育问题备受关注，就是关注一个情感培育问题，人的成长是在两性繁殖、双亲抚育的状态下完成的。

几千年来一直如此，克隆人的出现，社会该如何应对，克隆人与被克隆人的关系到底该是什么呢?支持克隆人的人有一个观点：解决无法生育的问题。

但一个没有生育能力的人克隆的下一代还会没有生育能力。

你自认为优秀，可克隆出的人除血型、相貌、指纹、基因和你一样外，其性格、行为可能完全不同，你能保证克隆人会和你一样优秀而不误入歧途吗?在克隆人研究中，如果出现异常，有缺陷的克隆人不能像克隆的动物随意处理掉，这也是一个麻烦。

因此在目前的环境下，不仅是观念、制度，包括整个社会结构都不知道怎么来接纳克隆人。

”四、克隆的正面影响目前，克隆技术发展十分迅速，已展示出广阔的应用前景，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培育优良畜种和生产实验动物；生产转基因动物；生产人胚胎干细胞用于细胞和组织替代疗法；复制濒危的动物物种，保存和传播动物物种资源。

利用克隆技术可以在抢救珍奇濒危动物、扩大良种动物群体、提供足量试验动物、推进转基因动物研究、攻克遗传性疾病、研制高水平新药、生产可供人移植的内脏器官等研究中发挥作用，但如果将其应用在人类自身的繁殖上，将产生巨大的伦理危机。

克隆技术在带给人类巨大利益的同时，也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和问题，但我们不能因为这项技术可能带来严重后果而阻止其发展，它的产生归根结底是利大于弊，它将被广泛应用在有利于人类的方面。

自克隆羊多利成功后，世界各国引起强烈的反响，有的看作福音，有的则视为祸水。

生物克隆取得突破，最大的好处是培养大量品质优良的家畜，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使畜牧业的成本降低，效率提高，还可提供某些药物原料以提高人类免疫功能等等。

利用克隆技术还可以大量复制珍稀动物，挽救濒危物种，调节大自然的生态平衡，为人类造福。

遗传上的优生与不育，医学上的疾病预防和治疗，都可以通过克隆技术的发展应用而得到某种程度的解决，以至克隆人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也会包含着诸如提高人类自身的完美性；用克隆人技术发展智力，体制，容貌，内在实质的独特性和优越性；解决人类男女比例,种族比例的协调性；以及维持将来可能因人类生育能力下降或不愿生育所导致的人与自然矛盾的和谐性问题等等。

五、克隆技术引发的思考(一)、克隆技术引发对生命伦理的思考1．如何看待伦理的滞后性及其变革众所周知，伦理与科技的一大差异就在于：科技变革速度快，而伦理变革速度慢。

伦理作为处理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道理和行为规范，一旦形成便相对稳定。

一方面伦理的稳定性至关重要，没有稳定性，它就不可能发挥其基本功能。

另一方面，这种稳定性也必定会带来消极的负面的效应。

当某种伦理观念和规范已经不适应社会(包括科技)的发展，如果它过于保守和滞后，就会对事物造成消极的影响及极大的阻碍。

因此，伦理确确实实应该不断变革，努力防止其负面效应带来的危害。

2．如何评价生命伦理学的实际作用在克隆人之争中，一些赞成或支持克隆人者常常用伦理学家反对克隆人又反对不了来奚落伦理学的无奈和困境。

确实，自从“多利”问世的消息公布之后，尽管反对克隆人的呼声很大很猛，却阻止不了克隆人这一“挡不住的诱惑”。

这是不是意味着伦理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消极作用。

恰恰相反，正由于存在强大的反对克隆人的呼声，由于大多数科学家意识到要尊重伦理的基本价值，才使克隆技术健康迅速的发展，而没有出现难以控制的混乱局面。

另外，在反对生殖性克隆的同时，伦理学家又积极为治疗性克隆辩护，支持用于治疗性目的的胚胎干细胞研究，并制订若干伦理准则，以保证胚胎干细胞研究健康顺利的发展。

有充分的理由认定，在克隆人问题上伦理学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正面的，根本用不着“感到悲哀”。

国外一些媒体出于偏见和无知，误以为专家们“无法无天”，根本不讲生命伦理，由此造成不良后果，甚至影响中国科学家论文的发表，通过交流，他们的看法有所改变。

从国内情况来看，公众和医务人员、研究人员对知情权、隐私权的逐步重视，以及伦理委员会的逐步建立，也表明生命伦理的作用主要是积极的正面的。

2003年曾肆虐一时的SARS，更使中国的生命伦理研究者痛定思痛，深切体会到生命伦理的重要和迫切。

(二)、克隆技术引发科学家对社会责任的道德思考今天人们看待科学的社会价值观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真正科学的精神实质始终未变，即客观性精神，该精神与人道主义价值的有机结合，以及科学家面对社会、人和人类应有的责任感，无疑应该是科学家们所应该倡导的。

首先，科学家应该积极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遵循客观公正性和公众利益优先性的基本伦理原则，在科技与社会伦理价值体系之间建立有效的缓冲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