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热点问题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义狭义之说在我国广义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包括《广告法》、《价格法》、《食品卫生法》、《产品质量法》等等诸多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法规，而狭义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则仅指1993年10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二、关于消费者概念（一）消费者概念曾经因为王海“知假买假”行为而在学界引发了争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

”该规定在理论上与实践中引发了不少争议。

争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何谓消费者？消费者是仅限于自然人还是包括法人？第二，如何界定“生活消费”？英国1977年《货物买卖法》第12条就规定，作为消费者交易是指一方当事人在与另一方从事交易时不是专门从事商业，也不能使人认为其是专门从事商业人。

美国权威《布莱克法律词典》对消费者定义是：“所谓消费者，是指从事消费之人，亦即购买、使用、持有以及处理物品或服务之人”，“消费者是指最终产品或服务使用人。

因此，其地位有别于生产者、批发商、零售商。

”《牛津法律辞典》也认为：消费者是指“那些购买、获得、使用各种商品和服务（包括住房）人”。

可以从以下几点把握消费者概念1.消费者是指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人消费者并不能完全等同于买受人，消费者范围显然比买受人范围更为宽泛。

交易形式上有偿、无偿不是决定消费者构成要件标准。

2.消费者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非以盈利为目3.消费者是指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个人消费者也不完全限于直接交易人，也包括最终消费者或使用者所以即使是明知商品有一定瑕疵而购买人，只要其购买商品不是为了销售，不是为了再次将其投入市场交易，我们就不应当否认其为消费者。

（二）单位是否为消费者（有争议）理论界大多数学者认为，“所谓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自然人。

然而，我国各地地方性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却几乎一致地认为单位也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三、如何界定“生活消费”消费包括生产消费与生活消费两大类一般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是生活消费关系，保护是生活消费者合法权益；而产品质量法调整是生产消费。

依据《消法》第2条前段规定，消费者只有在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其权益才受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因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调整范围就是指因消费者主要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而与经营者所形成关系，也可以简称为“生活消费关系”。

关于“生活消费”内涵，学者存在以下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凭一般人社会生活经验，即所谓“经验法则”加以判断。

（“经验法则”失灵，比如多买是为了送人）第二种观点认为，只要是购买生活消费品，那么不论其目是为物质文化生活直接消耗，还是为打假获得物质利益，都属于“生活消费”范畴，都可以适用《消法》（生活消费品难以界定）综上所述，判断是否“生活消费”不应考虑购买者目与动机，也不应当完全考虑其购买产品是否属于生活消费品，判断某个人是否是消费者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考虑：第一，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主体是个人还是单位；第二，个人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是否为了将商品或者服务再次转手，是否是专门从事某种商品交易活动；第三，购买某种商品是为了满足生活消费还是满足生产消费。

四、《消法》第四十九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应当按照消费者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损失，增加赔偿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价格或者接受服务费用一倍。

”该规定确立了惩罚性损害赔偿民事责任，即“损一赔二”民事责任，而且，它是中国第一个适用惩罚性赔偿立法例。

惩罚性损害赔偿，也称示范性赔偿或报复性赔偿，是指由法庭所作出赔偿数额超过实际损害数额赔偿，它具有补偿受害人遭受损失、惩罚和遏制不法行为等多重功能。

惩罚性赔偿金制度立法完善《消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直接目一是使受害消费者获得合理补偿；二是从为社会公共利益着眼，制裁经营者欺诈行为，以减少欺诈。

因惩罚性赔偿金制度立法目能否达成，除了涉及到该制度构成要件是否完善外，最为重要是其赔偿金数额问题。

而《消法》第四十九条以商品价格或者服务费用作为惩罚性赔偿金数额计算基础，便与消费者实际所受损失无关，而有违民事赔偿责任之补偿性原则，且该法规定商品价格或者服务费用一倍，亦将使得经营者容易计算出其经营上欺诈行为支出成本，无庸考虑其欺诈行为将造成消费者多少实际损失，即轻易做出欺诈消费者行为，而无法达到惩罚性赔偿金制度惩罚与吓阻作用。

参酌美国等国家立法例，关于惩罚性赔偿金赔偿范围计算方法亦是以实际损害额为计算基础，而非以商品价格或者服务费用为计算之基础。

因此，应将惩罚性赔偿金计算方法修改为“消费者实际所受损失”为计算基础。

五、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不足（一）权利保护范围过窄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法律形式赋予消费者九项权利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营销方式变化，特别是网络经济出现，仅仅九项权利已经不足以保护消费者，进而言之，消费者受到损害权利已经超出了九项权利范围，其中非常突出是消费者隐私权。

隐私权虽然受民法保护，但是在消费关系中越来越多地涉及到个人隐私内容，经营者未经允许，出于营利目擅自泄露消费者个人隐私现象屡见不鲜。

因此，扩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消费者权利范围已是必然之举。

简单地说，就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进一步尊重消费者安全权，经营者除了保证其提供商品或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要求外，还应为消费者提供安全消费环境和场所，尤其要建立召回制度。

二是进一步尊重消费者知情权，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服务时应尽各种信息披露义务。

三是进一步尊重消费者隐私权，隐私权保护应当尽快列入法律保护范畴。

四是进一步尊重消费者选择权，特别是经营者进行网上销售、上门推销，应当征得被访问消费者同意。

五是进一步尊重消费者尊严权，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服务时，不得以任何理由侮辱、诽谤消费者，不得搜查消费者身体或随身物品，更不得侵犯消费者人身自由。

六是进一步赋予消费者后悔权，消费者在买受商品后一定时间内，可以不需要说明任何理由，把商品无条件地退回给经营者，并不承担任何费用。

我们还应随着市场消费形式和内容发展，随时扩展消费者权利，以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消费者权益保护需要。

（二）维权途径虽多，但难以发挥实效。

西方有法谚“没有救济权利不是权利”，维权途径是保护消费者权益关键问题。

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消费者提供了五种维权途径，但是实践中往往是协商不欢而散、调解难见分晓、申诉久拖不决、仲裁没有依据、起诉筋疲力尽，最后弄得消费者懒得奉陪，自认倒霉，严重地影响到消费者权益落实。

第一、“与经营者协商和解”。

在市场秩序比较混乱、信用缺失问题突出、政府管理滞后转轨时期，经营者自律意识尚待逐步提高，通过“与经营者和解”方式解决消费纠纷，尚难成为一条主要途径。

第二、“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

由于消费者协会是社团性质组织，受职能限制，对经营者与消费者纠纷只能运用调解手段来解决，缺乏强制力保证，因此，调解成功率不高。

第三、“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诉”。

由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没有赋予行政机关对消费纠纷进行行政裁决手段，行政机关也只能通过行政调解办法解决消费纠纷，而且即使在双方当事人达成行政调解协议情况下，若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行政机关也没有强制执行力度，因此，行政机关也难以成为消费者依法维权靠山。

第四、“根据与经营者达成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关仲裁”。

目前，消费者选择仲裁途径解决消费纠纷受到一定制约，主要是消费者一般在购买商品、与经营者发生消费纠纷后，才需要考虑选择仲裁途径解决纠纷，而请求仲裁是以消费者和经营者双方自愿为基础，但此时很少有经营者愿意与消费者达成通过仲裁解决消费纠纷协议。

客观上，使得消费纠纷仲裁制度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

第五、“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目前我国诉讼制度比较传统，针对小额消费纠纷和群体性诉讼，虽然有审判机关已经在积极探索、尝试灵活便捷诉讼方式，但就全国来说，还没有建立适合消费纠纷特点诉讼制度。

烦琐诉讼程序和漫长诉讼时间严重地限制了诉讼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最后防线作用。

（三）举证责任成为消费者维权“拦路虎”。

建立合理举证责任制度与消费纠纷顺利解决关系密切。

目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对于发生消费纠纷时举证责任没有做专门规定，按照消费纠纷属于民事纠纷范畴推论，消费纠纷应当实行“谁主张、谁举证”举证原则。

但是消费纠纷中存在不同于一般民事纠纷差异性，即消费者在消费纠纷中处于弱者地位，应根据消费纠纷特点，按照举证责任与举证能力相适应合理原则，确立体现保护弱者、倾向于消费者一边举证责任制度。

（四）民事责任难以落到实处。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0条、50条虽然规定了经营者应当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但对“故意拖延”、“无理拒绝”没有规定具体处罚执行标准，造成行政机关难以操作，不便于消费者追究经营者法律责任，也大大地削弱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作用。

六、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商品房买卖中适用问题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缺少对房地产消费者权益保护规范，学术界和实务界对房屋是不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商品及商品房买卖合同能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惩罚性赔偿也众说纷纭，事实上，大陆法国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最初领域恰恰是房地产消费者权益。

焦点：商品房销售中欺诈行为能否适用《消法》所规定加倍赔偿呢？理论和司法实务界在认识上极不统一。

最高法院法释[2003]7号第八、九条明确规定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属于出卖人恶意违约和欺诈，致使买受人无法取得房屋五种情形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原则即：1、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出卖人未告知买受人又将该房屋抵押给第三人(又称“先卖后抵”)；2、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出卖人又将该房屋出卖给第三人(又称“一房二卖”)；3、故意隐瞒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事实或者提供虚假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4、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抵押事实(又称“先抵后卖”)；5、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出卖给第三人或者为拆迁补偿安置房屋事实。

在此五种情形下，买受人除可请求出卖人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外，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赔偿责任。

当然，按照最高法院规定，必须是在由此五种情形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前提下，买受人才可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赔偿责任。

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就法释[2003]7号答记者问中指出，这五种情形下惩罚性赔偿责任是以《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和《消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惩罚性赔偿责任原则为依据，但不是对《消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直接适用。

关于惩罚性赔偿在司法实务中运用，见诸媒体全国首例终审生效商品房消费者双倍赔偿案发生在河南省鹤壁市，该判决系由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2年5月29日做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