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对收入作用研究尝试探求社会资本对经济运行中的收入层面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对有关文献进行梳理后，得出两点关键性的结论：（1）社会资本为网络内部的个体收入带来的正面影响显著，甚至可能超过人力资本对个体收入的解释效力；（2）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市场力量，在转型国家对收入所发挥的作用减弱还是增强还有待进一步检验。

这也是今后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思路。

标签：社会资本；收入；市场化0 引言社会资本最早被界定为个人之间自然形成的社会关系，是一种社区和社会资源（Loury，1977）。

后来大多数学者（格鲁特尔特，2004）都倾向于将采用Collier （1998）的两层次划分法，即直接将社会资本分为微观与宏观两个分析层次。

Collier认为，微观社会资本与微观主体的个人网络和市民社会（civic society）有关。

个人网络是指以个人的血缘、地缘、情感等关系为纽带而结成的社会关系网络。

宏观社会资本是指与宏观层次的网络（即国家或政府的官僚组织）和市民社会有关，研究的是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

社会资本的两个层面并非相互独立，而是具有互补性并相互影响。

社会资本成为解释经济增长（Knack and Keefer，1997）、贫困（张爽等，2007）等诸多经济现象越来越重要因素，在经济发展作用也确实“至关重要”（张克中，郭熙保，2004）。

但是，对个体收入的作用还未作详细的梳理。

正是基于此，本文归纳出这方面研究所得的结论成果。

首先，本文通过回顾文献来梳理社会资本对个体收入和阶层收入不平等是否会带来积极的效应；第二部分进一步证实这种作用随市场化进程减弱还是增强；最后一部分是简要的总结。

1 社会资本对收入是否有积极作用这部分内容是一些学者在对社会资本测量的基础上，从实证方面检验了社会资本对宏观的收入差距及个体的收入差异的作用。

1.1 社会资本是否影响阶层的收入差距Glen Loury（1977）在《种族收入差别的动态理论》中首次使用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用于批判新古典理论在对待种族间收入不平等时过于个体主义、过分强调人力资本的作用，同时指出只重视人力资本的作用，种族间的收入不平等永远不会消失，原因之一是黑人缺乏社会资本，缺少教育和工作机会，他认为社区和社会资源差异才是美国社会收入差异的重要因素。

Deepa Narayan和Lant Pritchett（1999）利用“坦桑尼亚社会资本与贫困调查”数据对坦桑尼亚农村的社会资本进行衡量，结果发现社会资本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效应非常的大：乡村社会资本每增加一个标准误就会使家庭支出至少增加20%到30%，而教育程度对家庭支出的影响作用却只有 4.8%。

Winters、Benjamin Davis和Leonardo Corral （2002）用主成分分析法，用社会协作和农场合作测量社会资本，研究了墨西哥农村收入的创造，发现社会资本对收入有明显影响。

Rozelle（1994）考察了中国江苏在改革后1984-1989年间的乡镇收入差距增长的决定因素。

因子分析的结果显示，收入格局的改变与当地的经济结构密切相关，促进农业发展的政策能够缩小不平等差距。

他从一个侧面来证明，社会关系网络在减小收入差距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Knight and Li（1997）通过对河北邯郸地区村庄的研究，讨论了影响村与村之间经济不平等的村层面“积累因果”（cumulative causation）。

佐藤宏（2009）根据2002 CHIP数据考察了1990年至2002年间决定中国农村收入增长差异的因素。

通过估计收入增长方程，证实了由村层面的社会关系稳定程度度量的社会资本也是一个显著促进收入增长的因素。

并且引入工具变量回归的估计结果同样显示了相关社会资本变量的显著正向影响。

1.2 社会资本是否影响微观主体的收入蒋乃华、黄春燕（2006）证实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扬州市农户工资性收入的增长非常显著，而且社会资本的影响效果更明显。

具体说来，社会资本投资收益是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2.5倍。

刘国亮、武美闯（2006）研究结论与之一致，认为家庭社会资本对家庭收入的正向影响尤其大。

何国俊、徐冲、祝成才（2008）研究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村迁移劳动力收入的影响。

在实证分析时模型中加入了一组控制变量，主要有性别、年龄、户口、家庭负担以及来源地GDP水平。

回归结果证明：对于总样本而言，社会资本对其工资的影响并不显著，而人力资本对工资的影响十分明显。

但是，将农村迁移劳动力这一群体按照性别划分后，该学者发现家庭关系对女性收入的提高有促进作用，老乡关系对其收入的提高造成了不利影响。

同时，虽然社会资本对总体男性群体的影响是不显著的，但按照来源地进行东西部划分后的结果发现，对于欠发达地区（西部）男性劳动力而言，由于信息相对闭塞并且开放程度不足，他们的收入和社会资本有着较强的联系。

总得来说，这方面的研究结论趋于一致，即社会资本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缩小社会阶层收入不平等，还会增加微观个体的收入。

然而，以上关于社会资本对收入作用的研究还存在局限性，即上述研究只是从一个静态的角度考虑了在一个正式的市场制度下，社会资本对微观主体的收入的影响大小。

接下来就看看其他学者关于社会资本对收入的作用随市场化的进程如何变化的研究结论。

2 社会资本作用随市场化如何变化Bowles and Gintis（2002）概况地指出，社会资本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资源配置和形成非正式制度方面，它能够有效地弥补市场缺陷。

更确切地说，社会资本充当着资源配置中的非市场角色，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福利和增进经济增长。

但是，在经济转型中，市场的力量逐渐强大，这种通过非市场机制发挥的作用在市场化过程中会减弱，还是会嵌入到市场机制中去发挥更大的作用呢？这一问题对于理解一个国家经济转型的过程及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非常重要，但研究这个问题的文献还较少。

为了理解中国经济转型给农村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Sato（佐藤宏，2003）基于1997-1999年对中国山东、安徽、江苏、广东、湖南、贵州和云南7个省份的村庄和家庭调查，发现不同形式资本所起的作用取决于当地的体制环境。

而且他还对不同省份村层面的市场发育程度进行了分类，最后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给个人收入带来积极的效应，但是这种效应是随当地的市场化水平而变化的。

同时，收入还取决于个体的党员身份特征和政党关系。

佐藤宏（Sato，2009）进一步发现，社会资本在高收入组中的影响是不显著的，然而教育在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中均显著。

他认为这个结果可以说明，在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正式制度较不发育（如本地政府的财政或执政能力较低）的地区，本地稳定的社会环境对其经济增长更为重要。

Nee（倪志伟，1989）认为，在经济的市场转型过程中，经济活动逐渐通过市场机制调节，政府的控制则逐渐弱化。

市场改革越深入，劳动力越直接地参与市场经济，人力资本（教育和经验）对收入增长的作用就越重要。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越来越显著，那么社会资本在市场与政府之间所起的“桥梁”作用就越来越弱化，从而对个体收入的作用也逐渐减弱。

Knight和Yueh（2002）采用中国的城市调查数据研究了社会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作用，发现社会资本在私有部门的回报率高于国有部门。

他们由此认为，随着中国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私有部门不断壮大，社会资本将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这一结论受到张爽等（2007）的质疑。

在Knight和Yueh（2002）的结论基础上，张爽等人（2007）在关于社会资本对消除农村贫困作用的研究中，将市场化程度设为一个连续变量，并且构造市场化程度与社会资本的交互项，最后由交互项的符号和显著性来判断市场化对于社会资本作用的影响。

他们最后的研究结果显示，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社会资本对于贫困的作用将减弱，尤其是家庭层面的社会网络的作用将显著减弱。

而市场化对社区层面的社会资本的减弱作用则并不显著。

笔者认为，收入是个体贫困最为关键和直接的衡量指标，因而推断社会资本对收入作用变化的方向与此结论一致。

总之，就目前的研究来看，一些学者都倾向于认为，社会资本对收入的作用随市场化进程而不断减弱。

佐藤宏（Sato，2009）总结了一些学者认为社会资本作用会减弱的观点。

其逻辑在于，一方面，市场化在中国农村不断深入，如城乡移民的发展和乡镇企业的私有化，而市场化的深入削弱了村庄的特质对农村家庭经济活动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近期农村地区的政治经济改革（如地方行政系统的重构、户籍制度的改革等）同样也会削弱村层面的政治、经济因素对农户的直接影响。

所以，无论是市场化削弱社会资本，还是政治经济改革削弱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作用都会减小。

3 结论综上所述，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多国内外学者的重视。

为了弄清楚这种作用机制，社会资本一般被划分成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并对经济社会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同时，这种积极的效应可以反映在收入（无论是微观个体收入多少还是社会阶层收入是否平等）这一中间变量上，所以本文对有关社会资本对收入作用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

首先，笔者发现，国外学者较多关注研究微观或宏观社会资本对社会阶层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影响，而国内学者侧重研究微观社会资本如何影响个体收入。

国内外学者关于此点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认为微观社会资本有利于个体收入的增加。

其次，在一些转型国家，社会资本对收入提升的作用会如何变化？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倾向于认为，这种作用会随市场化进程而减弱。

但目前这方面的文献相对较少，对此问题的研究依据还不够充分，因而这也是将来有待进一步拓展与完善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1］Collier，P.，1998，Social Capital and Poverty，Social Capital Initiative Working Paper No.4，World Bank［2］Knack，Stephen and Keefer，Philip，1997，Does Social Capital Have an Economic Payoff，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es，112，（1）［3］Loury，G.，1977，A Dynamic Theory of Racial Income Differences，in Women，Minorities，and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Edited by P. A. Wallace & A. Le Mund. Lexington，MA：Lexington books，153-186［4］Sato Hiroshi，2003，The Growth of Market Relation in Post-reform Rural China：A Micro-analysis of Peasants，Migrants，and Peasant Entrepreneurs，London：Routledge Curzon［5］格鲁特尔特，贝斯特纳尔.黄载曦等译.社会资本在发展中的作用（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Development）［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1）：460［6］张克中，郭熙保.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理论及展望［J］.当代财经，2004，（9）：5-9［7］张爽，陆铭，章元.社会资本的作用随市场化进程减弱还是加强？——来自中国农村贫困的实证研究［J］.经济学（季刊），2007，6，（2）：539-560［8］佐藤宏（Sato Hiroshi），李实，史泰丽，古斯塔夫森主编中国农村村特质对家庭收入的效应分析.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318-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