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法对政府宏观行为的规制作用20年来我国经济法学界的研究是活跃的，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
但是，早在80年代末，就有学者指出：“如果我们用科学研究的理论性尺度来衡量它的话，那也毋庸讳言，它显示着肤浅和僵滞。
”（注：周大伟：《研究经济法理论的二新思路——兼对近年来经济法理论研究的反思》，《中国法学》1989年第3期。
）即使到了1997年，“我国主要法学刊物1997年发表的经济法学术论文并不多，其中有几份较为重要的刊物在这一年度中一篇经济法论文也未发表”（注：江启疆、张涵：《1997年中国法学回顾：经济法学研究述评》，《中国法学》1998年第1期。
）。
它反映了我国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的现实和困境，这种理论上的贫乏使得经济法学研究对立法司法实践影响甚小，学术研究上也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混乱。
经过近几年理论、实践的探索，现在已经到了对经济法基础理论中的一些问题作突破性研究的时候了。
经济法体系是经济法基础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对于经济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经济法内部各部门法的分工与民（商）法、行政法划分等一系列基本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对经济法体系进行新的探索的前提是，我国一些经济法学者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注：张守文、于雷：《市场经济与新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8、319、153页。
），对经济法调整范围等基础理论有了趋于一致的看法。
纵观以往，一些民法学者把视野局限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认为民（商）法是调整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经济法不是一个独立法律部门；一些行政法学者则拘泥于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出现的大量私人垄断行为而得出经济法就是市场规制法的结论；一些经济法学者虽然意识到市场规制法、宏观调控法都是经济法律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由于研究方法上的问题，将一些本来并不属于经济法调整的内容也纳入其中，没能提出令人信服的经济法体系理论。
上述学者的观点之所以一直受到不断的质疑和挑战，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没能将资本主义看成“自由资本主义——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没能将经济法体系放在一个变化的过程中去把握。
一、资本主义三阶段与资本主义经济法体系的演变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三个阶段。
与之相适应，调整经济的法律经历了民（商）法、市场规制法、市场规制法与宏观调控法相结合这样一个发展变化过程。
（一）自由资本主义：民（商）法发展的巅峰从16世纪到19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处于自由竞争时期。
在这一时期，自由竞争是经济活动的主导方式，国家对经济领域基本上采取不干预的自由放任主义政策，只扮演一个消极的“守夜人”的角色。
在自由竞争思潮及卢梭等人的自然法思想的影响下，法律的主要任务是维护私人自治，即个人享有财产和缔结契约的绝对权利，国家的活动仅限于保障个人的这些权利并充任私人之间纠纷的裁决人，而不应干预个人的自由。
因此，作为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经济关系的民（商）法获得了极大发展，而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更是把近代民法推到了历史的巅峰。
《法国民法典》吸收罗马私法的精华，以罗马法为蓝本，把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商品经济的规则译成法律语言，确立了私有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契约自由和过错责任三项基本原则，“成为世界各地编纂法典时当作基础来使用的法典”（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8页。
）。
我国一些民法学者强调民法是调整我国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的观点也许就是因为仅仅看到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民法昌盛的时代特征，而忽视了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
（二）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市场规制法的勃兴无限制的自由竞争，极大地刺激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也造成了下列新的事实：“（1）经济形态上的垄断；（2）组织上对交易的不正当限制；（3）方法上的不公正的竞争和交易。
”（注：刘瑞复：《经济法：国民经济运行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2页。
）以前的自由竞争，是自己生产的产品在市场上自由销售，竞争对手彼此是分散的、独立的。
现在就完全不同了，主要不是经济上的强者（大企业、技术先进企业）同经济上的弱者（小企业、技术落后的企业）的竞争，而是垄断组织和不服从垄断组织支配的非垄断组织的斗争了。
在交易领域，通过卡特尔组织方式对竞争进行实质性的限制。
私人垄断组织采用大量不正当的竞争方法和交易方法，妨碍公平竞争，《日本经济事典》概述为16类。
总之，“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是自由竞争发展的顶点，而后便被垄断代替了”（注：刘瑞复：《经济法：国民经济运行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2页。
）。
垄断是传统民（商）法极端自由放任主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出现客观上要求法律对它作出相应调整，以德国为代表的传统民法国家就曾试图沿用民法来控制垄断的蔓延。
20世纪以来，法律领域的一个明显变化就是不再过分强调契约自由原则了。
大量标准化的契约，或附合契约，开始取代那些具体条款是由自由协商的契约（注：石泰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立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9 页。
）同时，“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不同的途径，开始在工业事故方面采用无过错责任，后来又逐渐将无过错责任扩大到效能事故、环境污染、核放射事故以及产品责任事故等其他领域”（注：佟柔主编：《中国民法》，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第47页。
）。
而现实状况是，即使传统民法国家动摇了民法典三大基本原则，还是无法抑制垄断组织的发展势头。
垄断组织形式从卡特尔、辛迪加发展到了托拉斯企业，垄断程度从销售领域深入到生产领域，参加的企业在商业上生产上和法律上都丧失了独立性，而由托拉斯的董事会来统一经营它的生产、销售和财务活动，原来的企业则作为托拉斯的股东，按照自己的股份取得股息，领导机构则受少数大股东操纵。
在这种条件下，再用民法去抑制根深蒂固的垄断，显然是不可能的。
只有借助于以国家权力干预国民经济为主要目标的经济法进行调整。
尽管美国学者不承认经济法，但是作为经济法基本内容的反垄断法却客观存在于美国社会。
事实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反托拉斯立法的重心集中在反垄断立法，而对限制竞争和不正当竞争的规范并不多。
众所周知，制约市场活力的障碍主要有三个：垄断、限制竞争和不正当竞争。
我们将规制这三种行为的法律总和称之为市场规制法，其根本特点就是国家权力直接干预市场，维护市场秩序之法。
而美国经济法在1890—1914年期间基本上就表现为市场规制法。
市场规制法的勃兴预示着一个新的法律部门——经济法已经是初露端倪了。
一些行政法学者就是拘泥于这一时期的私人垄断事实进而断言：“经济法就是市场规制法”。
这种论断忽略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继续发展，没能看到资本主义经济法的新变化。
（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市场规制法与宏观调控法的有机结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为了赢得战争，充分调动国内资源，颁布法律对垄断加以宽容和维护，在扶助私人垄断的同时，国家也大量参与垄断，积极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战败，割地赔款，国内外各种矛盾更加激化，当时建立的魏玛共和国，为了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颁布了一系列体现经济统制的立法，开始试图对德国经济从总体上进行宏观调控。
在这一时期，德国经济立法的内容基本有两项：一是干预市场，引导其向德国资产阶级许可的方向发展；二是大量投资组建国有企业直接参与经济，并从宏观上调控德国经济的总体运行，但主要是经济统制，并非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宏观调控法。
可以说，德国经济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初步形成了“市场规制法＋宏观调控法”的体系。
这也许就是许多人认为德国是经济法的母国的原因所在。
日本与德国从近代以来在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上有许多相似之处，日本经济法的发展轨迹与德国类似。
1929—1933年，在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
这场危机席卷了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在内的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
这场经济危机，不仅动摇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基础，而且宣告了古典经济学的破产。
1933年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后，实行所谓“新政”。
罗斯福“新政”的突出特点是，美国政府从经济全局出发，运用财政、税收、金融等手段参与经济生活，对国民经济进行间接的宏观调控，这与一战时期德国实施的对经济的直接统制相比，显得更加科学和成熟。
笔者认为，宏观调控法是政府参与经济生活，对国民经济实施间接调控之法，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就初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宏观调控法律体系，这与其业已存在的市场规制法律体系（主要是反垄断法）共同构成了美国经济法体系。
（四）二战以后：资本主义经济法体系的完善二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出于人们对法西斯的深恶痛绝，在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出现了政治民主化和经济民主化的倾向。
与此相适应，各国经济法理论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这些变化集中表现为谋求在自由与统制之间的某种调和。
其核心问题是：既要保护自由，又要适当限制自由竞争。
这就引发了又一次世界范围内的反垄断立法高潮，英、美、法、德、日等国，为了避免垄断资本在国内市场上的过分集中，制定了反托拉斯法或反垄断法（注：李昌麒：《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8—49页。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复苏，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重新得到巩固、发展，各国国内的垄断组织再次向国外渗透，为了协调不同国家国际反垄断的立场，一些国际性组织开始谋求国际反垄断立法。
同时，西方国家一方面受到凯恩斯和现实经济境遇的启示，另一方面关注到前苏联经济计划所发挥出的巨大作用，也开始尝试性地使用计划来调节经济的发展。
随着经济的复苏，“西方国家计划范围在逐步扩大，体制在逐步完善，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在逐步加强”（注：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9页。
）法国、日本、荷兰、挪威、瑞典、德国、英国等国都制订过较长期的计划，其中尤以法国和日本的计划为典型。
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经济法立法内容和体系上的一个明显变化趋势，是各国加强了对经济宏观调控方面的立法，逐步完善其内部体系；并使这方面立法在经济法立法体系中的地位上升，使之逐渐成为经济法体系中最主要的、起主导作用的构成部分”（注：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4页。
）。
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市场规制法（反垄断、限制竞争、不正当竞争法）自二战后出现了明显的国际化趋势，除表现在地域性和国际性条约的出现和国际性协调行动的加强外，各国国内市场规制法的标准和许多作法也更加趋同。
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不再满足于财政、金融税收、价格等传统内容，而是开始将计划纳入其中，引导国民经济向其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凡此种种表明，二战后资本主义经济法体系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全面形成了，其基本格局仍然是30年代形成的“市场规制法＋宏观调控法”模式，其调整内容在30年代立法框架的基础上又有所深入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