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的毕业论文范文论古代政治哲学范式的基本特征摘要：政治哲学范式是依其理性根据的不同而定义的。

古代政治哲学范式有三种类型：柏拉图的唯理论型，亚里士多德的经验型，阿奎那的神学型。

古代政治哲学范式有三个基本特征：奠基于客体理性的基础上;是求善的政治哲学;给人们一种“古代人的自由”的承诺。

关键词：政治哲学范式;客观理性;善一“范式”这一概念是哲学家库恩创立的。

他说：“‘范式’一词无论实际上还是逻辑上，都很接近于‘科学共同体’这个词。

一种范式是，也仅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

反过来说，也正是由于他们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组成了这个科学共同体，尽管这些成员在其他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

”[1]P288库恩认为，科学发展是共同体活动的结果，它表现为“范式”的不断完善和转型。

他认为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般经过几个阶段，在前科学时期，没有统一的科学共同体和一个公认的范式;通过争论，形成了统一的理论观点和方式，即范式后进入了常规科学时期。

科学范式从开始就处于反常的包围中，当反常越来越多并深入范式的核心时，这时常规科学进入危机时期。

随着新范式的出现及被接受，科学进入革命时期，所谓革命就是新旧范式的替换。

因此，科学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就是通过以上各个环节的周期性往复而不断前进的。

借鉴范式理论，有人提出哲学史可以理解为哲学范式的演进历史。

王南湜教授根据理性的不同而定义哲学范式。

他指出，“理性乃是所有哲学思维的一般前提。

进而,哲学思维范式的区别也就必然根源于不同范式对于理性之根据、根源的设定。

知识源于主体与客体的对待,或者说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对待。

这样,关于理性之根源便有三种可能的回答:1源于世界自身,是所谓的世界理性、宇宙理性、上帝理性等等客观理性;2源于主体、自我、自我意识等等主观理性;3源于作为主客体之未分化或自我与世界未分化的人类存在或人类世界本身的人类理性、社会理性、交往理性。

三种理性其实便是对于三种自明的出发点的设定，由之而构成了三种基本的哲学思维范式,即世界论的或本体论的思维范式,意识论的或认识论的思维范式,人类学的或人类活动论的思维范式。

”[2]P288由于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部门哲学如政治哲学、经济哲学，不可能不被哲学范式所制约。

具体来说，政治哲学就是关于政治的“形而上学”，即从变动不居的政治事物中去寻找“本因”和“普遍性”的学问，因此，政治哲学同样奠基于理性之上。

不同的理性，就是不同的分析问题的视角。

费伊指出，“视角主义是当代理智生活的占统治地位的认识论方式。

视角主义是这样一种观点，它认为一切知识本质上都是带有视角性的。

也就是说，知识的要求和知识的评价总是发生在一种框架之内，这种框架提供概念手段。

在这些概念手段中，并通过这些概念手段，世界得到了描述和解释。

”[3]P21因此，笔者提出，依次奠基于客体理性、主体理性与主体间理性三种理性之上，也就形成了三种政治哲学范式，它们分别是古代的政治哲学范式、近代的政治哲学范式和当代正在建构的政治哲学范式。

笔者分别称之为善的政治哲学范式、权利的政治哲学范式和后权利的政治哲学范式。

二著名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认为古代政治哲学范式可分为三种类型，“我们可以区分三种类型的古典自然正义论，或者说是古典派理解自然正义的三种不同方式。

这三种类型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式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和托马斯主义式的。

”[4]P148本文作者拟分析以上三位哲人的政治哲学思想，并与近代政治哲学思想相比较来归纳出古代政治哲学范式的基本特征。

一柏拉图唯理型的自然正义论甘阳认为，施特劳斯的“naturalright”有着不同的含义。

表示古代政治哲学时应该理解为自然正义、自然正确。

表示近代政治哲学时应该理解为自然权利。

参见《自然权利与历史》第11页。

柏拉图所处的时代正是希腊城邦处于衰败之际，传统的社会道德准则和信仰都处于危机之中。

柏拉图怀抱强烈的理想，希望以理想国家为摹本，改变现实社会的不良状况，重新确立城邦的良好的道德规范与政治秩序。

正是立足于他的理念论，他阐述了城邦国家政治哲学的基本原理。

柏拉图指出，国家起源于人们之间的相互需要，城邦国家至少需要三种职能才能让人们过上完善的共同生活，这三种职能分别是生产、保卫和管理职能。

与三种职能相对应，按照专业化发展的方向，城邦需要分成三个等级，即生产者、护卫者和统治者。

柏拉图还指出，人的灵魂包含理智、意志和欲望三个要素。

城邦是放大的个人：统治者的天性是理智，他们具有智慧的美德;武士的天性是意志，他们具有勇敢的美德;生产者的天性是情欲，他们的美德是节制。

理想国里的第四种美德是正义。

当城邦里各个组成部分都具有自己的美德，并且三种美德和谐相处时，就构成了城邦的德性——正义。

他认为正义是城邦的最高的德性，最大的善。

城邦生活的目的就是追求这种“至善”，“至善”也就是正义。

柏拉图的国家正义论指出,“当城邦里的这三种自然的人各做各的事时，城邦就被认为是正义的”[5]P157。

柏拉图强调说明公正是立国的一条重要原则,而正义就是每个人只做一件适合他的本性的事情。

柏拉图的正义观获得了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的高度评价，“古典自然正义论最本质的政治特征,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呈现最为明晰。

”[4]P145因为“古典自然正义论的本来面目如若得到充分发展，与关于最佳制度的理论就会是同一回事。

因为什么东西依据自然是正当的、或是什么是正义这样的问题，只有通过对最佳制度的构想和谈论,才能找到完备的答案。

”[4]P145至于理想国家的治理，则体现了柏拉图的理性原则，即他的知识权力论观点。

他说：“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够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那些得此失彼，不能兼有的庸庸碌碌之徒，必须排除出去。

否则的话，……我们前面描述的那种法律体制，都只能是海客谈瀛，永远只能是空中楼阁而已。

”[5]P214￣215柏拉图坚信，之所以需要哲学家成为国王，是因为哲学家能掌握永恒的理念并能使之现实化，“如果有某种必然性迫使他把在彼岸看到的原型实际施加到国家和个人两个方面的人性素质上去，塑造他们”[5]P253。

那么就能得到正义的城邦并造就具有美德的公民。

二亚里士多德经验型的自然正义论首先，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正义论认为人在本性上是过社会性生活的动物。

他指出，互相依存的男女必须结合成为配偶，否则单独的男女不能延续其种类的繁衍。

家里还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结合，两者互相维系才能得到共同保全与发展，凡是有理智有远见卓识的人自然成了主人，仅有体力并由他人凭见识安排劳务的人是被统治者，自然成为奴隶。

主人与奴隶必然结合，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利益。

男女同主奴这两种关系的结合，首先组成了家庭，家庭是满足人类基本生活需要而建立的自然共同体。

为了适应更丰富的生活需要，若干个家庭组成了村落。

而城邦由若干个村落组成，是社会进化到高级而完备的境界，在这种社会团体中，人类的生活可以获得完全的自给自足。

浅谈现代政治哲学的价值翻转作为20世纪西方的保守主义理论大师，列奥·施特劳斯的观点在西方社会可谓新颖而具冲击力。

在施特劳斯看来，现代西方社会的根本问题在于虚无主义，它具体表现为：“现代西方人再也不知道想要什么——再也不相信自己能够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1]根据施特劳斯的看法，西方虚无主义是现代政治哲学的产物，是现代政治哲学弃置古典自然正当的结果。

换言之，在古典时代，由于人们对自然的敬畏和对自然正当的关注，现代意义上的虚无主义并不成为当时政治哲学的主要问题。

那么，究竟在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史上经历了一场怎样的发展和演变，才使得古希腊政治哲学及其所探求的自然正当和普适价值逐渐为人们所弃置并使虚无主义成为了现代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本文试图以施特劳斯的现代性浪潮思想为基线，对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于传统政治哲学在价值取向上的翻转和转向进行考察。

一、现代性的第一次浪潮：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及其对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反叛在施特劳斯的视域中，现代政治哲学的始作俑者是马基雅维利，正是马基雅维利首次较为系统地“质疑了传统政治哲学的价值”[2]、抛弃了古典政治哲学的一系列原则、奠定了现代政治哲学的基础。

马基雅维利对古典政治哲学的反叛，在施特劳斯看来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在政治哲学研究的侧重点上，与古典政治哲学以考察社会的应然为要务，并以应然来观照和批判实然不同，马基雅维利将政治哲学定位于探讨“人们实际上是怎样生活的”[3]。

在马基雅维利看来，传统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就在于其过于理想化，它试图臆想一种“从未存在过的共和国与君主国”[4]，并着眼于思考“人们应当如何生活”[5]。

然而，马基雅维利认为，古典政治哲学所探讨的这种应然的政治生活或最佳的政治秩序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空想，它无法为现实的政治生活困境的化解提供有效的策略。

马基雅维利摒弃了传统政治哲学的这种理想化倾向，主张政治哲学应从古典式的那种关注应然向关注实然转变，正是这种转变使得原来那种以追寻“终极目的”“完善状态”和“独立于人的意志”[6]的自然标准的政治哲学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同时也为现代意义上的那种以强调价值中立为核心的政治哲学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其次，与古典政治哲学强调机运，认为理想政治图景或“最佳政制”的实现与机运紧密相关，因而其能否实现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不同，马基雅维利认为机运是可以为人们所控制的、人的理性可以控制机运，从而使一定的理想图景转化成现实，而这种对机运的控制所需要的，不过是“一个运用非常手段将糟糕的质料改造为良好质料的杰出人物”[7]。

通过对传统机运观的否弃，马基雅维利使人们真正握住了命运的咽喉。

而根据马基雅维利的逻辑，人们之所以能够在机运面前实现命运的自我掌控，又是以如下两条代价为前提的：其一，为了实现人对政治生活和自身命运的绝对主宰，减少政治生活的或然性，他首先着力于降低政治生活的目标。

根据马基雅维利的逻辑，降低政治生活的目标正是增强政治目标实现的可能性的不二法门。

其二，在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问题上，根据马基雅维利的看法，为了实现目的，人们可以弃置手段的正当性或至少将手段的正当性置于次要的考虑因素。

或者说，在马基雅维利那里，只要目标是合理的，手段就可以是随意的甚至是不道德的。

与马基雅维利一样，霍布斯也对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理想化倾向提出了质疑。

但是，霍布斯对于现代性的推进，相对于马基雅维利而言更为系统和深入。

这主要表现在，霍布斯不仅表明了古典政治理性主义所寻求的自然正当的空想性，更指出了要摆脱这种空想性所必须实现的对人性的理解的转变。

在古典政治哲学的逻辑中，对人性的理解具有两项不可或缺的内容：其一，人的本性是善良的，而道德教化正是挖掘人性之善的基本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