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罗史研究50年的成果和展望（韩）朱甫暾①文拜根兴②编译一、前言在过去50余年间，新罗史研究无论质、还是量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事实。
60年代以后，在一定时间单位内，学界曾对各领域的研究做了回顾综述，特别是为了纪念韩国光复50周年的1995、1996年，韩国史学界在进行多样纪念活动的同时，也回顾过去数十年的研究动向，并展望未来，发表了相关综述文章③。
如此，这里重新回顾50余年的新罗史研究，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但是，迄今为止，虽然学界对韩国史或韩国古代史试图全盘统合探讨，但单对新罗史来说，这种深层次地探讨似乎还未看到。
如果和既往的综述回顾不属一个框架或范畴，也没有重复之嫌疑，那么，钩沉50年来新罗史研究脉络也并非没有意义。
下面就简单阐述解放后50余年间新罗史研究的动向和成果，并对以后的研究趋势作一推定、展望。
二、研究的趋势在这50余年中，人们论及新罗史研究趋势的时候，或者为方便起见，以一种笼统模式探讨理解，或者制定一种清晰明快的规则标准，进而将各个时期做必要的区分讨论。
无疑，前者在说明其本身的情况下比较方便，但在判定研究前进方向之时，前者和后者相比则稍显逊色。
特别是过去的50余年中，韩国社会经历了政治、社会的一系列变动，加之考虑到因为这种变动对整个学界研究氛围的影响，故而笔者认为应把新罗史研究过程分为几个阶段，这样将有助于对整体研究趋势的把握和理解。
回顾过去的50余年，真正可以称得上翻天覆地地动荡和对整个朝鲜民族炼狱般地考验时期。
史学界先是应对解放之后国家旷日持久地混乱，以及随后引发的民族自戕的南北战争（6.25战争）。
接着，国家又陷入无端的政治乱相，经历了如同四一九事件和五一六事件，以及十月维新、五一八抗争、六一零抗争等一系列不堪回首的重大事件。
正因如此，韩国社会和知识界均受到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冲击，所以，无论以怎样的角度看待此一时期，并对它作出任何结论都将是困难的。
因为每个事件所带来的巨大变化，故也有将一个接一个事件加以区分开来的基准方法。
对待历史的解释，历史学者不能用现在的立场和结果，新罗史研究的趋势，也应当按照这样的基准，作出适当的论议。
①朱甫暾，韩国史研究著名学者，现为韩国国立庆北大学校人文大学史学科教授。
曾担任韩国古代史学会会长，庆北大学校博物馆馆长。
发表韩国古代史方面论文70余篇，出版专著多部。
代表作有《新罗地方统治体系的整备过程和村落》（新书苑1998），《金石文与新罗史》（知识产业社2002）。
②拜根兴，现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曾留学韩国并获博士学位。
发表中韩关系史、中国史方面论文40余篇。
代表作为《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③参金基兴《韩国古代史研究50年》，《韩国学报》总第79辑1996，金瑛河《古代史研究半世纪的轨迹和论理》，精神文化研究院编《光复50周年国学的成果》，1996年。
另外还有1984年纪念震檀学会暨韩国古代史研究50周年当时李基白先生所写论文，参《震檀学报》总第57辑。
但是，有关新罗史研究方面，受到学界关注的只是整理八十年代以后的研究动向论文，参韩国历史研究会编《韩国历史研究入门》中的“原始”及“古代篇”。
当然，理论上也不能那样过分，但历史学者站在现在的立场上，并不是必须对那些事件所附带的变化予以认定。
如果依据长期以来个人的、社会的经验积累总和，形成历史认识的话，只能认识那些大型的事件，或者说对研究的趋向作若干判断影响巨大的事件。
虽然不可避免地受到那些大型的事件的影响，但那临时的研究出现的自身反应，造成怎样的倾向性都是相当难于把握的。
尤其是新罗史研究的共同对象距今遥远，其结果更是如此。
所以，整理过去50年间韩国史研究趋势，无论是谁设定10年为一单位，在大的事件上都可能间或出现分歧点；无论依据任何标准，因为带有这种主观的原因，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优缺点，所以，简单的判断研究的优劣都将是徒劳的。
在此，对过去50年间新罗史研究的趋势，大略分为三个时期加以理解。
即设定解放以后到七十年代中半为第一期（暂时将其称为第一期），七十年代中半到八十年代后半为第二期，九十年代以后为第三期。
当然，这样的时期划分并不可能是绝对的，只是一边在下文中自然而然地在所划分的时期中以此类推，有助于判断研究者世代的一些变化，一边深入到划分的具体时间段内，明暸各个时期研究成果的质量，并可清楚了解这些研究带有怎样的倾向性。
首先看设定的第一期。
无疑，这和从解放到70年代中半专攻新罗史的第一代研究者们的研究倾向、认识，以及研究成果的整理密切相关。
当然，这是因为这些人的研究大体在70年代中半基本定型的缘故。
关于这一点，下文中将要涉及。
事实上，即使到解放前，韩国人历史研究者中并没有专门从事新罗史研究的人，这是和尚未到可以详细区分专攻领域的阶段相联系的。
当时的情况是，韩国古代史领域中，除过那些和所谓的民族解放密切相关的认识和课题之外，似乎再没有其它东西。
当然，当时新罗史研究并非完全没有启动，只是限定在特定的几个领域，研究成果也只是很少并点点滴滴而已。
虽然这种情况在其它领域也是大同小异，但从新罗史研究的立场看，可以看作是一个准备期。
当时在许多层面上研究自由度大，研究者的人数也相当的多，而且是在日本学者的主导下进行①。
只是这些人的新罗史研究像常常指出的那样，并不单是为了本身单纯的理解，而是带有确保殖民地统治的正当性的特殊目的。
如果用现在的观点评判其功过的话，其过错反而远远大于其所谓的功劳。
此后，审视韩国学界称其为殖民主义的蝉蜕的状况，其危害之大在这里也没有再论的必要。
当然，这也是如此评判这些人的全部研究，使人产生极其危险而且偏狭的想法原因。
看来这种看法大体上也不错。
在这种意义上，这些人的新罗史研究从研究史上看，可以断定除过用畸形概括外，再不会有更好词语。
这是因为解放以后的新罗史研究和其它领域的研究一样，生于艰难，并由此出发的缘故。
真正的新罗史研究，开端于解放后研究者为中心的人才辈出。
但是，因为尚处于解放空间的政治混乱之中，并不具备将研究本身深入下去的环境。
只是在这一时期早就受到注目，和花郎相关联的领域等出现初步的点滴论考，并出版了单行本②。
这也是在解放空间的混乱政局中，为了启发国民所进行必要的教化方面努力的如实反映。
同时，这一时期出范的汉城大学校史学科中，正式扎实地培养韩国史专门研究者倍受关注。
事实上，依据这里人才辈出的实际状况，可以说是为以后新罗史研究提供了很好的①此一时期日本学者整理出版的有福田芳之助《新罗史》，今西龙《新罗史研究》，三品彰英《花郎の研究》等少数著作。
②参崔光植、河廷龙《新罗花郎关联论著目录》，收入《花郎文化的新研究》，文德社1995年版。
条件。
进入50年代后，这些名实相符的第一代新罗史研究者，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新罗史研究，并致力于构筑新罗史的研究体系。
1952年，在战时体制下韩国历史学会的成立，和新罗史研究出发关联的情况也值得关注。
从日本殖民地时代开始活动，开创自我学问领域的基本研究者（准备期）们，如李丙焘①、金庠基②、李弘植③等，整理发表过去颇有影响并受到注目的和新罗史关联论文。
这些人的学生，如金哲峻④、李基白⑤、边太燮⑥，以及丁仲焕⑦等研究者，正式步入新罗史研究的行列，并以此为基础坚强的向前走下去。
当然，这些人并只不是专门从事新罗史研究。
这是因为当时不能完全把握整个韩国史的体系，故在新罗史领域不能够投入更多的精力。
这些人不是单独研究新罗史，而是致力于整个韩国古代史研究，甚至于以整个韩国史作为研究对象。
当时从事历史研究者人数相当有限，这也是第一期研究的一个鲜明的特征，因而研究者只是对特定时期，或者个别的事件、事实集中探讨。
就新罗史而言，只是抓住其分支，以相对粗线条的主题作为研究对象。
无论如何，因这种理由两方面分析研究，这些人虽然没有取得突出的成绩，但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均有所体现，并为此后研究者打开了研究的路径，起到了令人钦佩的铺路石作用。
也就是说，和此后的第二期、第三期研究相比，第一期研究的数量和质量相比差异甚大，出现的上乘力作也不少，进而成为这一时期新罗史研究的又一大特征。
这一时期进行的研究，对于新罗史核心问题的理解很有帮助，正因如此，也使得新罗史研究骨干逐渐长成。
事实上，如果单从当时关注的研究主题分析，认为在此之后展开的新罗史研究中的大部分，已经囊括于第一期构筑的新罗史像范围之内并不为过。
首先，这些人的研究方法即所谓的“实证”理念受到重视。
直到解放之前，在历史研究中看到的所谓民族主义史学、社会经济史学、实证史学三大方法之中仅存的就是实证史学，并作为主流史学发展变化；与此相联系，政治制度史、社会史研究的中心亦是以实证作为始发点，其发展脉络也相当清楚。
如此，在此方面取得值得刮目相看的成果，并具有明显地象征作用也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看重对个别事实考证的实证史学⑧，形成对体系化把握新罗史整体脉络的成果并不令人满意，并很大程度上忽视并冷落了经济史以及和经济史关联特定领域的课题。
从这个意义上看，解放10余年后，李丙焘的《韩国史》古代篇（1959）的出版令人瞩目。
这是因为此书虽然是在韩国古代史整体研究的潮流之下，但却是第一次试图系统化梳理新罗史的著作，该书为以后新罗史研究提供了粗略的研究轮廓也是难能可贵的。
另一方面，作为这一时期克服史料上局限，采用新的手段接受社会人类学的方法亦令①李丙焘《古代南堂考》，《汉城大学校论文集》人文社会科学第1辑1954。
②金庠基《关于古代的贸易形态和罗末的海上发展》，《震檀学报》1、2合集1934、1935年；收入《东方文化交流史论考》1948年。
③李弘植《新罗的勃兴期》，《国史上的诸问题》第3辑1959。
④金哲埈《新罗上代社会的Dual Organization》上下，《历史学报》第1、2合辑1952；金哲埈《高句丽新罗的官阶组织的成立过程》，《李丙焘博士花甲纪念论丛》1956年。
⑤李基白《三国时代佛教传来及其社会性质》，《历史学报》第6辑1954；李基白《新罗私兵考》，《历史学报》第9辑1957；李基白《新罗惠恭王代政治的变革》，《社会科学》第2辑1958。
⑥边太燮《新罗官等的性质》，《历史教育》第1辑1956；边太燮《通过庙制的变迁看新罗社会的发展过程》，《历史教育》第8辑1964。
⑦丁仲焕《关于斯卢六村》，《釜山大学校文理大学报》第3辑1961；丁仲焕《关于斯卢六村和六村人的来源》，《历史学报》17、18合集1962。
⑧关于实证史学，参照洪承基《实证史学论》，《现代韩国史学和史观》一潮阁1991版。
人称颂①。
即为了解明新罗骨品制，70年代兴起的所谓第二代研究者，正式采用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方法②。
这样，在论述韩国古代国家形成问题的同时，初次尝试将政治人类学的理论作用于韩国古代史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