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第一个大动作是降息。

11月下旬人民币存贷款利率下降1.08%，是十年来罕见的猛烈的货币政策动作，体现出政策当局对未来宏观经济下行的担懮。

正如降温的政策效应需要累积一样，升温政策要将企业与居民的情绪点燃，同样需要时间的积累和政策能量的持续加温。

因此，市场与政策的博弈过程中，降息的预期仍然会持续。

第二个大动作是放开信贷额度。

伴积极财政政策的信贷额度放开，不仅是固定资产投资配套资金的需要，也是向企业注入流动性，从而防止企业因流动性不足导致出现的『枯萎病』。

出口需求的大幅消失、居民消费无法短期弥补出口需求短缺遗留下来的缺口，必然反向对上游形成需求萎缩链条，从而出现PPI与PMI的急速下跌。

因此，以积极财政政策来抵消外需萎缩，4万亿固定资产投资将从生产第一部类入手，这种需求必须有配套资金的支持。

笔者预期，从今年冬天开始的以高速铁路为中心的固定资产投资，不仅需要财政资金的支持，更需要持续的流动资金的支持，这必然形成对货币信贷额度的冲动性需求。

全球性金融危机经济衰退导致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大面积滑坡，迫使政府在结构调整没有完成的条件下进行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

不断扩大的信贷规模，将直接持续地为上游投资提供足够的资金保证，中国经济有可能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政策性力量的强力促成下迅速摆脱『危机』的压力，但最终需求因为外贸和内需不足而迫使经济再次回落，从而形成相对的生产能力过剩和生产资料过剩，这种过剩的生产能力如果没有效益保证，最终迫使银行以商业利益为目标而收缩信贷。

这种预期的潜台词是中国经济可能在未来三年内走出一个W底。

换句话说，在中国经济已经高度介入全球经济循环时，积极财政政策作用还会受到国际力量的消极影响，为了抵消这种消极影响，货币政策上就得运用汇率工具了。

由此而来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第三个大动作就该是人民币主动或者变相贬值了。

当前，政府提高出口退税率，为相关企业出口提供政策性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财政性的货币贬值，但出口补贴越多，实际上中国政府向世界其他国家居民的补贴也越多。

这并不能鼓励企业利用技术、提高产品的竞争力。

如果直接采用贬值的措施，大量地向市场注入货币，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结算范围，形成对内贬值与对外贬值的统一，则不仅可以抵消美元战略性贬值对中国外汇储备的侵蚀作用，还可能因此将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外移。

鉴於中国国内巨大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压力、三农问题所需要的巨大资金投入，对外贬值的压力是现实的。

一旦这种压力与国家大规模基础建设结合，对外主动贬值的通货膨胀盈余将有利於国家货币政策的改革，即人民币逐步向完全可兑换的方向迈进。

『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第四个大动作将是地产业货币政策。

如今，在从紧货币政策、经济衰退、收入预期下降、物价下跌等因素共同作用下，中国地产业进入了新一轮调整性循环过程。

令市场警惕并担懮的是，如果既享受了优惠政策又获得市场交易流动便利的『经济适用房』大量涌入市场，将会形成地产业的『大小非』，对现有房屋拥有者形成极大的财富缩水打击。

如何通过政策引导，将福利性住房计划与商品性住房供求有机结合，分流需求，使老百姓对未来房屋供求有基本的了解，防止盲目追价引发房价非理性的大涨后大落，货币政策对於廉租房的信贷支持应当积极有为。

中国要在国际金融危机中提高国际地位，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比较切实可行的选择是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但又与其他货币形成联盟而不与美元直接冲突。

按这样的思路，可以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与日本、韩国等亚洲主要国家联合形成亚洲货币结算单位，第二步在亚洲货币结算单位的基础上形成亚元区，第三步与欧元、美元形成一种新型的特别提款权。

(李国旺)把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放在一起做一个比较好的搭配，在这个政策裏头，财政政策的作用是放在第一位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因为这次的问题不完全是靠市场的力量就能够解决的，而货币政策更多的是通过市场的机制力量，来纠正市场原来的方向，而财政政策更多的是靠政府的力量纠正经济发展的方向。

这个危机所带来的影响已经是超过了市场本身所能够调节的范围。

所以我们说更多的依靠财政政策进行调节。

但是货币政策并不是说它不发挥作用，它也要配合财政政策，是相辅相成的，既保证市场能够发挥作用，同时也能为财政政策发挥作用提供一个好的环境。

此外，赵锡军认为，十年前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现在的次贷危机之间，它有很大的变化，尽管都是应对两场危机，但是那个危机在那个条件下，东南亚金融危机毕竟是一个局部的，就是全球的整体发达国家的市场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只是东南亚这些国家受到了影响。

从我们中国的经济跟全球经济的关系来看，在97年的时候不像现在这样的开放度和开放规模，所以相对来讲，我们在那个时候受到外边的影响，我们的门槛或者我们的墙还高一些，受到外部的影响可能小一些。

现在这次无论从开放度来讲，还是贸易量，相互投资等等，都影响的很大。

所以这次我们采取的政策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加上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两大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是通过税收和公共支出等手段来实现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等宏观经济目标的长期和短期财政战略，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

根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功能可将财政政策划分为扩张性政策、紧缩性政策和中性政策。

货币政策是说一国的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控制、调节和稳定货币供给量，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措施总和。

货币政策手段主要有：法定准备金、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率。

通常一个国家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实施何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要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相机抉择。

纵观我国实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历程，从建国后一直奉行的“双松”政策到1998年底起开始施行的历时近七年之久的“一积极，一稳健”的宏观政策，再到2005年我国政府开始奉行的“双稳健”政策，我国政府正是从实际出发，结合我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形势和国际经济动态的转变，审时度势，成功地完成了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

当前从经济发展趋势来看，由于国际经济形势出现的逆转以及已经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我国经济增长率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调，国际收支不平衡程度将有所缓和。

同时，出口增长将回调，但幅度有限，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持续作用下，银行的流动性虽然比去年有所缓解，但仍然比较充裕，货币信贷仍然处于比较宽松的环境。

在此背景下，继续实行“双稳健”组合似乎是我国2007年继续实行宏观经济政策的科学选择。

然而，就当前经济形势来看，影响我国政府做出宏观经济决策、实现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有三大矛盾需要高度关注。

首先，社会过度储蓄引起的过度投资问题。

从2000年到2006年11月末，我国金融机构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由123804.4亿元增加到334361.4亿元，增长了1.7倍，增长幅度平均每年达到18%，存差也由24433.3亿元扩大到111219.8亿元，存差扩大了3.55倍。

在储蓄增加额中，有45.3%来自于城乡居民增加的储蓄，另有31.1%来自于企业增加的储蓄。

就是说，当前我国储蓄的迅速增长主要是由居民和企业两大主体的行为产生的。

居民将过多的收入用于储蓄，一方面是与我国社会保障福利制度不健全有关，另一方面是金融机构储蓄主要来自于高收入者而中低收入者所占比重不高相关。

企业将过多的资金用于储蓄而不是投资于创新活动，一方面是与我国的产业政策相关，另一方面是这些储蓄大部分是大中型企业增加的存款，而中小企业依然缺乏资金。

在社会储蓄持续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金融机构的压力不断增加。

随着存差规模的不断扩大，金融机构要千方百计将这些剩余资金“消化”掉。

由此，大量信贷资金通过各种渠道又投向了建设领域，新一轮投资过热和重复建设由此产生。

还有，储蓄过度增长引起过度投资，实际还对消费形成了挤出效应，因为在资金一定情况下，投资过多占有份额，必然排挤和抑制了消费。

其次，工业的过快增长引起的产能过剩问题。

当前，在国民经济运行中，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社会资金向金融机构流入，另一方面是社会消费增长速度又远远慢于工业品的生产增长速度。

由此，我国经济发展中又遇到另一个矛盾，工业品产能的过剩。

按道理，自2000年以来，我国的社会消费增长并不慢，而且从2004年以后还有加快增长的趋势。

比如从2004年到2006年社会消费平均增长幅度都在13%以上。

但是，我国工业在投资的不断刺激下产品生产量增长更快，例如2000年到2005年，全国家用洗衣机、电冰箱、彩电、空调器、微型计算机、移动电话、汽车产量分别增长了1.05倍、1.33倍、1.11倍、2.7倍、11倍、5.78倍和1.76倍。

2006年，上述工业品还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

当工业品持续以快于国内消费增长速度增加时，便被迫形成大量出口，大量出口既造成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又形成巨额贸易顺差，由此导致外汇储备越来越多，而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反过来又要求M供给规模不断增加。

再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引起的社会收入分配不公问题。

当前，我国收入差距呈现全面扩大的趋势，既存在城乡居民、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也存在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不同群体收入差距扩大问题。

从2000年到200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79倍扩大到3.22倍，2006年扩大到3.4倍。

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公共医疗、养老、教育补贴、住房公积金等社会福利项目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更大;在地区之间，西部地区居民最低收入省份与东部地区居民最高收入省份差距也呈扩大的趋势，比如北京、上海、江苏等省市公务员收入是贵州的3至4倍。

在城镇内部，2000年到2005年，按五等分法，城镇居民最低收入与最高收入比由1∶3.6扩大到1∶5.7，而困难户收入与最高户收入差距达到11倍。

行业差距更大，全国事业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约1.5万，一般企业1万左右，而大企业5至6万，能源、电信、金融企业可超过10万。

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也如此，从2000年到2005年，按五等分法，农民最低收入与最高收入比已由1∶6.47扩大到1∶7.26。

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相当悬殊的程度，基尼系数已超过0.4。

2005年，我国城镇有近2000万人月收入在200元，有近4000万农民年收入在800元以下，他们经常入不敷出，要靠借债维持生存。

近几年来，我国消费不足实质是结构性消费不足，主要表现为城镇低收入群体和农村居民消费不足。

当前，我们面临的矛盾是，一方面，城镇的收入分配在向高收入群体集中，而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在不断下降，他们将越来越多收入存在金融机构;另一方面城镇中低收入群体和农民边际消费倾向高，但他们却无钱消费。

如何将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公平地分配到不同收入群体，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和农民身上，让他们提高收入水平并增加消费，这是当前我国宏观政策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