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历程的短暂迹象：面部表情和个人调整柏克莱加州大学心理学系，Dacher Keltner and Ann M. Kring美国天主教大学心理系，George A. Bonanno摘要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考虑的是在理论上情绪的面部表情是否和个体以有趣的方式调整存在相关。

我们首先考虑的是这一调查线索的概念上的好处。

然后，预期为什么简单的情绪行为的例子应该与个人的调整相关，我们回顾证据发现情绪的面部表情与内心的过程和社会结果相符合。

然后，我们又回顾研究发现，在理论上，面部表情与那些配偶死亡之后或心理处于长期混乱的个体的调整有着重要的相关。

关键词：面部表情;个体调整;亲人丧失;精神病理学在每个收容所我们发现了完全非目的的恐惧、愤怒、忧郁、或自负的例子;以及其它相等的一些非目的的持续冷漠的例子，尽管有最好的外部原因使它应该让步。

（詹姆斯，1890年，第459页）作家，艺术家，非官方观察员和许多的行为科学家，比如威廉詹姆斯早已认为，情绪表情揭示了个人主导的生活中一些基本的东西。

尽管如此，由于一些原因，有关面部表情和个人调整的科学研究在最近的15年才出现。

原因之一是测量面部表情的可行方法仅最近才发现。

而且，如果不是错误的方法论设想（是与统计学上聚集的原则相反的），期望通过对简短的面部行为的观察来预测生活结果是有些违反常理的。

此外，一些社会科学家们认为，面部表情提供很少有关个人的情感，意图和气质一致性的信息。

然而，对于面部表情和个人调整的研究反映出几条线索。

我们普遍认为，情绪是与对重大事件的适应性反应相联系的，这表明面部表情和调整之间是可能存在相关的。

因此，把个人的面部表情的变化和具体的结果联系在一起的研究，为主张特定情绪的功能提供了证据。

个体的每次调整常常说明不同类型的面部表情是如何导致积极的或消极的结果的，这也表明了相关研究的要求。

最后，有关面部表情和精神病理学的研究表明有关情绪失调产生的可能的原因、后果以及其干预措施。

情绪的面部表情：内心世界的标志和社会世界的中介保罗艾克曼和卡罗尔伊扎德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做了著名的跨文化判断研究，证明不同文化中的成员当评价他人表现出的各种情绪的面部表情时作出类似的归因。

这些发现为接下来的研究铺平了道路，它表明面部表情要比表达者记忆中的情绪多得多。

一种文学，包括各种方法和理论上的传统，表明了面部表情与大量的内心过程相符合（见凯尔特纳＆艾克曼，出版中）。

消极情绪的面部表情和各式各样的微笑与不同的经历有着独特的相关。

在自主神经系统中，由各种情绪配置的面部肌肉运动形成了特定的活动（例如，愤怒提升心率和厌恶降低心率; 李文森，埃克曼和弗里森，1990）。

最近的研究已经开始把面部表情与个人对正在发生的事件的评价联系起来。

因此，面部表情把个体的解释、经验上的和生理学上的反应与生活中正在发生的事件引到了一起。

面部表情在内心过程中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社会交往中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起到协调作用（凯尔特纳和克林，1998年）。

首先，表情迅速传达给接收有关发件人的情感信息，意图，关系取向，以及有关在环境中的物体的信息。

（例如，孩子依赖父母的面部表情，以评估刺激是否是安全的或模棱两可的危险）。

其次，面部表情唤起与行为相关的那些有助于满足个人的相互作用的目标其他人的情绪。

例如，悲痛的表现唤起同情和抚慰有关的行为。

第三，表情可以对其他个人行为起到奖励或威慑作用。

因此，面部表情促成了早期的亲子互动，以及在注意、目标导向的行为和学习有益的转移。

面部表情也影响大范围的成人的相互交流，从仪式化安抚的自发谈话到求爱的实施。

这些实验上的推进所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研究人员可以依靠面部表情的简短观察做出关于个人对于生活事件的经验，认知和生理反应的推论。

个人，显示某些脸部表情的倾向也促成了他或她的社会交往中一贯的方式，积累生命的产出。

虽然稍纵即逝而且往往无法控制，但表情似乎是生命历程的重要标志。

它们的确是进入人类灵魂窗口。

面部表情和丧亲之痛涉及个别调整的面部表情会如何回应生命中最毁灭性的损失——一个人过早死亡配偶？传统的丧亲之痛理论提供了明确的预测。

这些理论，依据弗洛伊德“消解”损失的情绪化痛苦的概念，主张恢复取决于消极情绪的表达，如愤怒和悲伤。

积极情绪的表达表明否认和阻碍悲伤的解决。

与此相反，情绪的社会功能帐户理论认为负面情绪的表达可能带来问题的成效，而积极的情感表达可能有利于应对压力的适应。

我们在一项其配偶死于中年的个人纵向研究中对照这些彼此对立的假说的缺陷。

（博南诺＆凯尔特纳，1997）。

让失去亲人的成年人在高度运动和情绪化的方式谈论6分钟他们最近去世的配偶，这个过程中他们的面部表情被记录。

我们讲述参加者情绪的面部表达的测量方法，在丧偶6个月，14个月，25个月后进行的个别面谈中有效地测量悲伤的严重程度。

相对于普遍的假设，消极情绪特别是愤怒的面部表情得分较高，预期在丧偶14月和25个月后悲伤的严重程度会增加。

相反，预期随着时间悲痛会减少，出现更多笑声和微笑。

悲伤的初始水平和报告高水平的压抑的倾向并不影响面部表情和长期调整之间的这种关系。

这些发现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

在谈论死者过程中涉及提高个人的合作伙伴关系调整时为什么会笑？最近关于情绪积极功能的理论给出可能的答案（弗雷德里克森，1998）。

具体来说，积极的情绪被认为是伴随着痛苦的“撤销”（我们称之为从紧张的困扰事件中分离）和社会联系的加强。

显然，从压抑中分离和加强社会联系将有助于失去亲人的人适应配偶的损失之后的生活深刻变化，。

为了评估这些假定的积极情绪的功能，我们将我们失去亲人的参与者分为两类：表现出杜兴氏笑容的人和那些没有表现出杜兴氏笑容的人（凯尔特纳和博南诺，1997）。

杜兴氏笑容涉及提升脸颊的眼轮行动匝肌的动作，通常与快乐的体验有关，在相比之下，非杜兴氏笑容不涉及笑肌也与快乐有关。

我们比较了两组的三项测量：他们在情绪分离有效指数上的得分（聚集在丧亲采访中的与自我报告的苦恼和自主反应性的矛盾）；他们对当前有意义其他事物的矛盾心理；他们被沉默的观看录像带的参与者的陌生人诱发的反应。

符合理论化的积极情绪，表现出杜兴氏笑容的丧亲者在谈论到他们的已故配偶时，表现出一定模式从压抑中分离，对当前有意义其他事物的矛盾心理报告出更好的关系，陌生人能诱发出更积极反应（见图1。

）杜兴氏笑容与无杜兴氏笑容者个性自测没有差异，群体间也不存在他们配偶死亡的特定环境情形（例如，意外或财务影响）的差异。

图1。

出现杜兴氏笑容的人和那些无笑容者当谈及死者的配偶时的情感解离的水平和社会关系的测量。

所有测量都是标准化的Z分数。

积极的结果表明分离情绪的增加，对当前的其他重大事物出现较少的矛盾心理，陌生人诱发更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情绪。

从有关对失去真爱已经恢复的人的面部表情的研究来看，我们转向研究情感和行为的关系。

我们早先谈论的面部表情通过向别人提供信息、诱发反应、并作为社会行为的刺激协调了社会活动。

确实，面部表情是互动所必须的，像那些对人际关系非常重要的因素，如结合过程、调情、缓和与身份仪式。

所以说，个体在情感上的面部表情的不同应该和其不同的人际关系适应水平有关系。

研究者们已经对情感表达在人际关系适应问题上的贡献做了研究。

比如，field和她的同事们指出：内含抑郁情绪的母亲表达出很少的积极情感，而且这种相关的积极情感表达的缺少是和儿童不断增加的焦虑、忧郁、以及母子关系的脱离有关系的（Field，1995）。

这种绝望的情绪困扰毫无疑问的是和绝望的个体在人际关系中所遇到的困难相联系的。

在其它有关人际关系适应中的情感表达的研究中，Gottman and Levenson1992发现，在有冲突的对话中，伙伴蔑视的表情和妻子的厌恶表情预示着彼此关系的不满和最终解除。

由于对积极情感的兴趣，我们开始研究积极情感的表达是否有助于浪漫的调整。

理论学家提出，积极情感的表达使伙伴间增加了亲密，承诺的传达，以及远离那些很可能在长期关系中产生的悲伤。

虽然这些主张都有道理，但是有关的实证研究的证据是很少的。

所以，在前期的研究中，我们着重研究爱和欲望的非言语表达是否有助于浪漫的满足（Gonzaga, Smith, & Keltner, 1998）。

根据对人类和非人类的行为学的研究，我们对伴侣间在谈论最近的积极事件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亲和力和性暗示进行了编码。

伴侣的亲和力，就像微笑和点头，与爱的自我表达特别相关，而且他们之间的性暗示，像亲吻和抛媚眼，都和自我欲望的表达特别相关。

反过来，这些欲望和爱的面部表达也与浪漫的满足相关联。

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我们研究了在一生中，真实的微笑和浪漫之爱的指标是否预示着浪漫关系的调整(Harker& Keltner, 1998)。

我们对学院年鉴上的女性照片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情感的表达进行了测量，这些照片都是在1957-1958年间在米尔斯学院拍摄的，而且我们把这些测量与这些女性在27,43,52岁的时候的浪漫结果进行了关联。

我们一瞬间所收集起来的积极情感的测量是否会和30年后的浪漫调整存在相关呢？事实上，所评估的21岁时女性的微笑和30年后的婚姻满意度报告存在相关，甚至当我们控制着外表的吸引力和在问卷上报告令社会上满意的答案的倾向性的时候，这2个变量对人际适应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面部表情和精神病理学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研究显示，面部表情的简短的观察是与个体如何较好的对配偶的死亡的反应以及正在进行的人际关系适应的反应存在相关的。

在最后一部分中，我们提供了证据来说明面部表情和长期的、精神衰弱的心理障碍有系统的相关。

此项调查可能是对这个假设（面部表情和个体适应有关系）的最严格的测验，而且使我们想到了本文开头引用的詹姆斯的建议。

面部表情是怎么会和心理障碍发生关系呢？我们已经提出沮丧可能和一定的情感表达模式有关系。

另一个普遍的说法是，有较少自觉情感的人，像尴尬，羞耻或内疚，比有较多自觉行为的人更倾向于做出反社会行为。

这个原理相当的简单：自觉的情感促使遵守社会规范和利于恢复健康的交流。

这暗示着，自觉情感体验和表现较少的人更倾向于做出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而且不大可能去恢复社会关系和遵循规范（比如人际冲突中）。

这个假设的变量很久以前被查理斯和欧文发展了，而且被嵌入“无耻的”个体的文化概念中。

在对这一假设的测验中，青少年在做简短的互动智商测试的时候所表现出的情感面部表情被编码，它涉及到他们的老师在应对孩子们的外在混乱上的水平的等级(是从侵犯和过失行为方面定义的)，以及他们内在的混乱（从焦虑、退缩和对实际问题的抱怨方面的定义）(Keltner, Moffitt, &Stouthamer-Loeber, 1995).当孩子在权威人物面前犯了智力上的错误（想知道这些情感对后果有什么影响），智商测试频繁的产生尴尬，愤怒和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