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环境分析一、PEST分析1．Policy——政治与法律环境（1）中国政府的作用自80年代以来，中国电信服务业经过放松价格管制、打破独家垄断和管制机构改革并产业重组为内容的三阶段改革，突破了原来政企合一、行政性独家垄断的体制框架，初步形成了各类业务在基础网络层次上的数家竞争格局。

中国电信服务业市场业已形成的数网竞争体制还只是一个开端。

因为在中国目前任何基础电信服务市场，政府颁发经营许可证数量的多寡与市场竞争局面能否形成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例如1994年国务院决定组建中国联通，就已经放发了经营固线通信网和移动通信网的第二块牌照，但是到1998年底中国联通实际仅仅在移动通信市场上成为现实的竞争力量，而且也只占有全国移动通信市场份额的5%。

如果增发经营许可证就等于形成竞争性市场，中国也不用在1999-2000年间再次大动干戈，分拆原中国电信了。

因此，在各类基础电信服务市场上开展数家竞争，虽然相对于禁止竞争的体制是一个巨大进步，但仅仅提供了实现全面市场竞争体制的可能性。

电信服务业改革的艰难起步还与中国“入世”的历史抉择不期而遇，呈现交叉互动之势。

一方面，“入世”将为改革带来新的机遇与动力;另一方面，深化改革必将为中国更好地参与WTO多边贸易体制活动和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趋利避害创造有利条件。

但是“入世”将给中国电信服务业带来的巨大挑战也是不容置疑的。

在电信设备产业方面，电信设备产业在政府的支持下经历了数字交换机阶段、GSM阶段和3G阶段，实现蛙跳式追赶，为中国企业进入电信市场打开了大门。

颁布于1979年的第一部《合资企业法》的第五条中规定，外国企业应在合资企业中使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

可见，中国政府将中国市场的规模作为交换使跨国公司向国内企业转移技术，并积极推动HJD-04的创新。

通过统筹规划，坚定政策的决策，引导产业发展，并通过项目引导、转向资金支持等为TD-SCDMA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宏观环境。

三部委（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和信息产业部）的支持、3G牌照与TD-SCDMA产业化进程同步进行使得越来越多的厂商参与到TD-SCDMA的研发中，其中包括华为、联想、中兴通讯、大唐集团、南方高科、华立、中国电子等。

1996—2000年，华为响应国家“走出去”战略积极开拓海外市场。

那时起，中国政府真正转变职能，一切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国家领导人出访，都会带领一个庞大的企业家团队，搞经济外交，促进经济贸易发展和国际合作。

华为高层得以亲自考察了国外的市场，做市场调研，收集市场和技术信息，回国后再结合咨询公司更加详尽的资料，组织专业人士对国际市场的进程进行研究和规划。

在2000年以后，华为完成了市场开拓初期的任务，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全球市场体系和产品体系。

此时华为非常需要中国政府出口信贷的支持。

和中兴一样，华为积极地参与了由中国国家领导人率领的企业家代表团，每次出访几乎都带来了中国政府为了促进双边合作、扩大中国企业销售的出口信贷政策，而且重点是支持重大合作项目。

华为近期还获得了政府出口信贷资金的支持，在官方的中国进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支持下，先后从中国进出口银行获取了6亿美元出口信贷用于扩展海外业务，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获得了100亿美元的授信额度。

（2）国外科技立法趋势近年来，在我国紧锣密鼓地起草电信法时，美、德、英、日、韩等国也对本国电信法进行了修订，这些国家电信立法规则变化的新动向，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世界电信立法中一些共同的规律，反映了电信立法的趋势和方向。

对国外科技立法趋势的考察和认识，有助于帮助像华为这样“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在全球化的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趋势1：电信立法适应融合新技术、新业务发展21世纪信息通信新技术的飞跃发展给电信市场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各国电信法立法纷纷对此作出反应，虽然立法内容不尽相同，但都呈现出一定的趋势。

其中最明显的特征之一是，由于电信技术的不断发展，IPTV等融合性业务的出现，电信法立法开始以更广阔的视野审视网络融合。

趋势2：注重互联网监管与发展随着互联网日益普及，各国都将互联网管制摆在越来越重要的位置，韩国作为宽带普及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当然也不例外。

为解决垃圾邮件泛滥问题，韩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

2001年，韩国制定出台了《信息与通信的传播、通信网络的应用以及信息保护法》，对电子邮件服务行为和使用行为进行了规范。

该法规定，任何人都不允许出于商业目的向用户发送广告邮件，否则必须在邮件中注明内容、发送邮件者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等。

2002年12月18日，韩国国会在对上述立法进行修正的基础上，发布了《促进信息通信网络利用及信息保护等修正法》，并于2003年1月19日起生效。

《修正法》在2001年立法基础上，对一些制作和发送垃圾邮件的行为作了补充规定，并进一步加大了对垃圾邮件的处罚力度。

例如，该法规定：未经请求商业性电子邮件的发送者应当公开收件人电子邮件的收集渠道，禁止通过电子邮件向未成年人发送成人广告；同时将对违法者的处罚金额做大幅度的提升。

趋势3：增强监管主体监管能力纵观各国电信法，目前各国较少有专门立法对IPTV等新兴业务及互联网监管进行规定，或者对某些新兴业务从一开始就不专门立法监管，只是当其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立法监管，如VoIP。

这种立法状况与发达国家所推崇的“技术中立”以及对新技术新业务放松管制的立法宗旨相一致，这种立法取向对电信监管机构的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些监管能力要素主要包括：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监管机构人员的配置、监管机构监管经费等等。

为促进这些要素的完善，各国纷纷采用立法的形式，对如何保障这些要素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从各国的立法情况来看，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监管主体权威性增强，二是监管经费市场化、有保障化。

监管主体权威性增强。

为了保证电信监管公平、公正、透明、有效进行，增强电信监管机构的权威性，很多国家用立法的形式对监管机构的权力、职责进行了明确规定，并授予监管机构一定的准司法权，进一步强化监管机构的监管职责，甚至有的国家还出台了专门的监管机构法，如法国1996年《电信管制法》。

监管经费市场化、有保障化。

为了加强监管机构的独立性，保证监管效率，很多国家采用立法的形式保障独立监管机构的经费来源，如欧盟各国几乎都在其电信法中规定了监管经费的来源，多数来源于被监管的对象——各大电信运营商，如按照美国《1993综合性预算协调法案》(The Omnibus Budget ReconciliationAct of 1993)规定，FCC每年可以收取并保留监管费，用以弥补FCC在政策执行、政策法规制定、用户信息服务和国际事务方面的日常支出。

收费对象是持有业务经营牌照的运营商。

趋势4：电信监管目标趋向相同随着电信市场全球化的特征日益明显，各国电信法对电信管制的目标表述不尽相同，但是总的来说不外乎：促进竞争；保护公共利益和消费者利益；促进电信资源有效利用；确保电信产业的健康发展。

此外，保障电信网络和信息安全也是部分国家电信监管的目标之一，但它一般不作为电信管制的基本目标，而是作为促进电信产业发展的分目标。

趋势5：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为了促进市场竞争，各国纷纷立法规定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但各国的市场准入情况依本国的经济水平和电信发展水平不同而不同，总的来说经济水平、电信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市场开放程度越高。

例如，欧盟市场准入门槛较韩国低。

趋势6：融合立法同中存异立足国情灵活多样以欧盟为例，欧盟各国在建立融合性的监管机构过程中，并不千篇一律，而是根据国情灵活采取不同的监管主体形式，其中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成立同时监管电信业、广电业的融合性监管机构，典型代表国家是英国；另一种形式是电信、广电监管机构互相独立，二者分工明确，相互协调，典型国家是法国。

法国电信监管机构ARCEP与广播电视监管机构“最高视听委员会”(CSA：Conseil superieur audivisuel，其统一管理包括公营、私营，全国和地方电视节目市场)分别为两个独立的监管机构。

二者的关系是：ARCEP对广播电视行业不享有监管职能，但当电子通信运营商之间对网络运营产生分歧时，ARCEP有权进行调解监管；同时，ARCEP在(网络)容量和管道(频道)方面配合广电监管机构CSA参与监管。

趋势7：加强对频率资源等有限资源的监管鉴于电信资源的有限性，各国立法中普遍加强对频率、码号等有限资源的监管。

在欧盟，随着移动业务的快速发展，对无线电频段需求的急剧增加，为了实现在欧盟范围内能够协调使用无线电频段，同时也为了使欧盟在关于频段使用的国际谈判中获得更大利益，欧盟专门出台了规范无线电以及无线通信频率的无线电频段决定(NO.676/2002/EC)，该决定是欧盟电信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有效配置频率、码号等有限资源，各国对有线资源的管制普遍采用许可制。

在码号资源方面，瑞典规定：政府或政府指定的监管机构为电子通信业制定国家码号规划，发布使用计划和用途的管理规定，这个规划必须保障所有的电子通信网络和服务以平等的方式获得。

使用列入国家码号规划的号码必须获得许可证，许可证的发放适用公开申请程序。

另外，瑞典还对获得许可的条件明确进行规定，以确保资源分配的顺利进行。

在这些条件中包括：许可证的发放不会对竞争造成不利影响。

国家在对有限资源进行分配时，必须考虑给竞争带来的影响。

与许可证制度相配套的是有偿使用制，如英国平均每年收取约2.8亿英镑的频率占用费。

高昂的代价使运营商不得不经济合理地使用有限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管制的目的。

趋势8：特殊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成为立法关注点近几年，各国电信法都把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作为重要内容，其中除专门关于消费者保护的条款外，普遍服务等制度也与保护消费者利益紧密相关。

电信法作为行业立法，它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界定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电信行业作为技术密集型行业，它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在电信企业和普通消费者之间构筑了难以逾越的信息壁垒，加之它在一些领域具有显著的自然垄断特性，因此消费者很难与电信服务提供者进行平等对话，此时通过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对电信业务经营者的服务行为进行规范，平衡二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就成为电信立法的根本目标之一。

趋势9：更加注重动态的监管方式电信行业与其他行业的最大不同在于电信技术和电信业务的日新月异，这个特点给电信立法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针对此，各国普遍采取开放、动态的立法方式。

欧盟每年都对其主要管制工具(法律文件)进行重新审查，审查特别针对那些阻碍新技术、新业务发展的法律规定。

以电信市场的竞争性监管为例，欧盟在2003年制定了《相关市场推荐》，在其中定义了可能存在非有效竞争的18个市场(包括7个零售市场和11个批发市场)，这些市场将成为竞争管制的适用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