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守护神徐森玉(图)新浪收藏> 藏界人物> 正文国宝守护神徐森玉(图) 2011年10月18日09:47 深圳商报抗战时的徐森玉。

（资料图片）徐森玉与兄弟子女合影照片，前排左为徐森玉，后排右为长子徐伯郊。

(资料图片）徐森玉，名鸿宝，以字行，浙江吴兴人。

解放前先后兼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京师图书馆主任、后任北平图书馆采访部主任兼善本、金石部主任，又改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解放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处长、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上海博物馆馆长、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全国第二中心图书馆主任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三人领导小组深圳商报(微博)记者楼乘震今年是徐森玉先生诞辰130周年和逝世40周年，18日，上海市文物局、上海博物馆等将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国家文物局、故宫(微博)博物院、有关专家学者和徐森玉先生的后辈都将出席。

提起徐森玉，年轻的同志会感到陌生，但说起前几年央视播出的反映故宫文物南迁的电视连续剧《国宝》，肯定还记得，它以独特的视角展示了中华民族那段苦难的历史，更以严谨的构思解析了中华民族多舛的命运和中华文化不灭的精神。

剧中主人公方如山的原型之一就是徐森玉。

从小就是“奇才”1881年8月17日，徐森玉出生于浙江湖州一个古籍刊刻世家，明万历、天启年间曾风行天下的套色“闵刻本”，即出于此。

3岁时，随父亲到江苏泰州，在泰州，徐森玉开始接受写得一手好字的母亲闵氏的诗书教育。

1888年，父亲不幸去世，失去了家庭支柱后，闵氏携带徐森玉及其弟投奔了任江西九江知县的本家叔父。

到九江后，徐森玉先就读于县衙家塾。

两年后，塾师对闵氏说：“这孩子本领已大过我，叫他去考白鹿洞书院吧。

”果然，徐森玉一考即中，成了国学大师于式枚的学生。

在于式枚的教育下，徐森玉贯通经史，尤工骈俪，科举考试，得中举人。

1900年，徐森玉考入山西大学堂攻读化学，得该校监督宝熙的赏识。

宝熙为清室皇族，精于鉴古，亦熟知清宫掌故，徐森玉便追随他研习鉴别古物及版本之学。

读书期间，徐森玉撰写了《定性分析》与《无机化学》两书，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由此徐森玉被人称为“奇才”。

《无机化学》一书，对原子论和分子学说在清末民初的传播，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山西大学堂毕业后，徐森玉历任奉天测绘学校、江苏实业学校监督。

辛亥革命后参收清宫文物辛亥革命以后，徐森玉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了图书馆馆长，继而在教育部任职，和鲁迅同为佥事(注：官称，略大于科长)。

他和鲁迅在一起最有趣味的事，就是关起门来摆弄“黑老虎”(即古碑拓片)。

鲁迅的许多碑拓，都是经他们两人共同研究过的。

1924年，冯玉祥部下鹿钟麟把末代皇帝溥仪赶出紫禁城，徐森玉即参加了清宫文物的清点工作。

在入宫清点文物时，他看到养心殿正殿宣统溥仪起居处，炕上衣物零乱，守军在溥仪的铺盖中查出了一件国宝———三希堂第一号宝物，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

徐森玉和庄尚严等立刻买来一个保险柜严加看守。

1928年，北伐军攻克济南，北京的奉军行将退却，怕文物遭到破坏，徐森玉与沈兼士、陈垣、马衡、刘半农、周养庵及常维钧、庄尚严等自发组织“文物维护会”，负起对文物保护的责任。

这时，军阀孙殿英盗掘清东陵的消息传到北京，该会立刻推派徐森玉通知清室旧臣宝熙，后来由徐森玉又带领常维钧会同清室大员前往查看。

1925年10月10日，在清宫善后委员会的基础上，组建故宫博物院，徐森玉以清宫善后委员会委员身份参加，仍然主持古物清点工作。

1933年，国民政府任命马衡为院长，徐森玉任古物馆馆长，他们清点接收清宫文物和财产，拟订许多方案，保护了华北大量古物遗迹。

鉴定和选印《赵城藏》1933年，范成法师发现《赵城藏》，系长达4000余卷的古刻《金藏》，现存最早的大藏经刻本。

次年徐森玉特地赴山西赵城广胜寺鉴别无误，又在周边老百姓家加以收集，共得5500余卷，后与广胜寺住持和尚订立借约，以赠送广胜寺所缺的《碛砂藏》影印本一部及借资300元为条件，选借可印之经，运至北平，并在北平图书馆展出，供世人观摩，俗称《赵城藏》，轰动一时。

1935年徐森玉和叶恭绰等曾选择其中一部分影印，由北京三时学会编成《宋藏遗珍》出版。

1938年2月26日，日军占领赵城，广胜寺距日军据点仅1公里。

徐森玉惟恐《赵城藏》被掠去，心急如焚，但大家都没有办法。

力空法师也觉得如《赵城藏》仍放在寺内，难免丢失。

但交给抗日政府，日军扫荡频繁，也极易散失。

县委书记李溪林答应了力空关于要妥善搬运交给朱德总司令的要求，并获得中共中央的同意。

1942年7月6日，《新华日报》(华北版)以“赵城军民协力保护佛家珍藏，抢出广胜寺古代经卷”为题报道了这一消息。

报道中说：“赵城佛家胜地广胜寺为两千余年之古迹，藏有古代经卷4700余卷，为古代文化之珍宝。

日寇占领赵城后，觊觎此巨经已久，近日设法盗取，为我当地军民发觉，遂配合精锐武装，在该寺和尚协助下，于日前将该经卷全部抢救出来，此已转送边区政府保存。

”救出经藏的消息传到上海，尽管当时详情不太清楚，但徐森玉得知《赵城藏》被救出，悬在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

1949年2月，北平解放，1949年4月30日，《赵城藏》被运交北平图书馆保存。

危难中抢救“居延汉简”1930年，由徐森玉担任考察团常务理事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额济纳河流域发掘到万余枚简牍，即通称的“居延汉简”，这是汉史研究的最重要的史料。

1931年5月底，汉简运到北平，藏于北平图书馆和北京大学，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因担心简牍等文物受损，徐森玉指导和全力协助考察团理事会干事沈仲章，秘密将简牍和相关资料自北平经天津、青岛、上海秘密运往香港。

汉简运到香港后，徐森玉与当时在香港大学任教的许地山教授联系，存入香港大学，并由沈仲章负责整理和照相，准备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制版印刷，予以出版。

1940年6月，徐森玉又建议将汉简自港运往昆明，傅斯年等主张改运美国。

7月12日徐森玉致信胡适，说明始末，希望胡安排一切。

胡适在7月31日复信云：“接读后百分兴奋，百分感叹！沈仲章兄之冒险保存汉简，森玉兄之终始护持，皆使适感叹下泪。

”1940年10月中旬汉简顺利运到美国华盛顿中国大使馆。

10月30日胡适曾给叶恭绰和徐森玉一信，报告汉简抵达及转交国会图书馆善本暂时保管的情况。

20年后，经台湾当局与美方接洽，居延汉简于1965年11月原封未动地运到台湾，至今保存完好。

在押运文物途中折腿“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寇步步进逼，为避劫难，国民政府决定文物南迁。

徐森玉参与主持了这项工程浩大的文物大迁徙。

至于这批南迁文物的数字，据《古物南迁的记忆与真相》一文所列：总数为19816箱72包15件13扎(其中70%以上为故宫古物)，其中文献档案约45万件，图书古籍约30万件，陶瓷、青铜器、书画、玉石器、漆木器、文玩、珠宝等共约30万件。

为了文物安全，他们分两路迁移，一路用卡车，由北京、陕西，一路由水路，先把文物运到上海，再运往南京，然后溯江而上，由洞庭湖入长沙。

本拟在长沙作暂时落脚之地，但日寇又南侵，形势紧张，最后决定文物南迁贵阳。

文物迁移贵阳后，徐森玉即奔波于昆明与贵阳之间，在昆明郊区为北京图书馆寻找存放善本珍籍的地方，不幸股骨受折，从此落下残腿。

徐森玉的忘年交钱锺书曾写有一首《徐森玉丈(鸿宝)间道入蜀话别》：春水生宜去，青天上亦难。

西江望活鲋，东海羡逃鳗。

送远自崖返，登高隔陇看。

围城轻托命，转赚祝平安。

两次到沪抢救古籍善本上海成为“孤岛”后，江南一些家藏珍版秘籍的故家旧族，眼看一家性命难保，再也无心顾及先辈藏书，纷纷抛售善本书，此时的上海，就像一个超级古籍聚散市场，北京的书贾趁机南下收书，一车车运往北方销售。

其间，一辆北行的列车发生了火灾，几节车皮装的全是古籍，徐森玉闻讯，悲愤至极。

面对这样一场浩劫，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郑振铎、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等人，纷纷致电重庆，要求当局出面挽此危局。

于是在1939年年底，重庆方面成立了一个文献保存同志会，1940年，徐森玉再度受命出山，冒险潜往上海，参加了这一抢救工程。

那段时间里，他和郑振铎天天出入上海藏书大家的书斋和书库。

他的任务主要是版本鉴定以及保存和运出。

7个月中，他写了9份书面报告，详细记叙了收书的过程。

并亲自携带82部(502册)宋元古本于1941年7月31日登上了飞往重庆的飞机。

飞机起飞后才知道，重庆一带正在遭受日寇的轰炸，只好拐到桂林滞留。

在桂林整整等了40天，一直到9月10日，方才抵达重庆。

后来郑振铎回忆这个过程时写道，这40天中，上海、香港、重庆三地，有关人士无不整天提心吊胆、牵肠挂肚，因为所有这一切，仅仅由徐森玉老先生一个人担当着。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当天，上海彻底沦陷，“同志会”的抢救工作被迫停止。

从1940年春至此，他们在两年不到的时间内购得善本3800余种，仅宋元刊本就有3000多种。

明清善本先后捆扎成2000多个邮包，邮寄到香港，由叶恭绰和许地山负责存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内。

郑振铎《求书日录》中记载：“创立了整个的国家图书馆。

虽然不能说‘应有尽有’，但在‘量’与‘质’两方面却是同样的惊人，连自己也不能相信竟会有这么好的成绩！”“有我人在，文物也在”1948年9月，辽沈战役打响，国民政府决定将文物运往台湾。

与前几次迁徙不同，这次文物迁台的决定，在故宫内部引发了激烈的争议。

当时，马衡是故宫博物院的院长，抗战胜利后一直留守北平。

徐森玉是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坐镇南京。

国民政府将遴选文物的任务交给了徐森玉，并明确指令，尽量将南京文物全部运往台湾，如果实在带不走，也要选择一类文物，将二类文物留在大陆。

而徐森玉在那段时间给台静农的信里曾明确表示反对文物迁台。

年已七十的徐森玉心里明白，他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为了保证文物的安全，装箱完毕，他与跟随他多年的庄尚严说：“现在这些文物就要分开了。

从今以后，我负责看管这一半，你负责看管那一半。

你要代我到台湾去，看管好这批家当，有你人在，就要有这些文物在。

我在这里也是这样，只要有我人在，文物也在。

”庄尚严点头答应：“先生放心，人在文物在！”购回“二希”功德无量解放以后，徐森玉不顾年迈体弱，全身心地投入了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的工作。

这期间，他亲手主持了上海博物馆和上海图书馆的创办，四处走访，为国家征集、鉴定了大量有重要价值的文物，包括晋王献之《鸭头丸帖》、唐怀素《苦笋帖》、宋司马光《手迹》、宋苏轼《文同合卷》、宋拓孤本《凤墅帖》、《郁孤台帖》和明天启刻《萝轩变古笺谱》等，均为稀世珍品。

1962年，经徐森玉动议和督促，将密封在铁箱内30多年的宋刻龙舒本《王文公文集》玻璃版底片从故宫博物院找出来，由中华书局(微博)上海编辑所予以影印出版，为古文献的整理、保存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