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法律专家，包括我的媒体同行，都提出了这个案件，一定会涉及到主体的问题。

管理体制非常特殊，在没有这个案子开庭之前，张健强、杨一民的案子已经判决了，按道理讲，主体问题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研究的余地。

我想我们不能简单的搁浅，我们应该让我们的辩护技能提高一个层面。

也以此来推动中国足球体制的改革。

中国足球的体制问题也是这些涉案人不能承受之重。

在张健强和杨一民的案件中，主体的主要辩护意见是他们不具有国家
工作人员的身份。

我和前面律师的观点稍有不同。

我认为他同时具有国家体育总局主任和副主席这个职务，分别具有国家工作人员和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双重身份，在识别受贿罪时要区分他在实施犯罪时适用的是哪种身份。

纵观起诉时指控的事实，他不具备犯罪主体的身份。

另外一个，我在辩护意见中，强调了这样一个问题，足球作为改革的突破口，建立职业联赛体制，是中国多年的目标。

准确辩认被告人的行为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必要时应该具备深入取证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毅力。

根据办案的需要，我们提供了很多的证据，且全是书证。

这些证据主要来源同板书。

事实证明，这些证据对我们发现辩护意见，对抗公诉机关的指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在1999年的联赛中的案例。

（略）
背景：这家俱乐部经过几次工商变更，股权结构也多次发生变化，名称也多次变更，俱乐部和银行的对账单，在案件的材料中有这样的证据。

关于这一事实，我在阅卷中曾限入了困境，因为证据大量缺失，如果我们能调到公诉机关指控的证据，是不是可以对抗公诉机关。

但我们没找到有价值的证据。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从中国足协调取了中国球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一场比赛一份报告，我在阅读工商资料时有了一个崭新的发现，这个发现是俱乐部的经理、副经理、财务，他们当时清楚这个行贿的情况，这个副经理和财务当时的身份是公司的监事。

监事不得同时出任经理和财务职务的。

从源头上就证实三个人的证言是虚假的。

在银行的对账单中有一笔提款单是80万元，这一笔与被告人有没有关系呢？在这份报告中提到了80万元的去向。

风险是不规范取证带来的，而不是取证带来的，如果我们依法取证，是可以避免风险的。

会见时董某对公诉机关这一指控断然否认。

行贿款项来源是因为俱乐部有一关联公司，从这个关联公司的工程款中一次性提出，用纸袋一次性给付李某。

在案的书证中有关于鲁能公司的合同书。

辩护人经过多方努力终于调出了银行的全部资料。

如果没有辩护人调取的证据，仅依靠卷中证据，辩护人的辩护会弱很多。

接受委托后，对于二审的结果和被告人作了很好的沟通。

招投标的有关资料应该是不能缺少的证据，案件中却全部缺失，我们可能调取网上留存的招投标的信息，招标公告或中标公告，这些资料最重要的价值就是时间，通过时间可以看出控方的有些证据是虚假的。

质证阶段是展示职业风采的一个非常好的舞台。

是展示专业素质的良机。

我们应该敢于怀疑，无论这个案件有多少重大的影响。

一定要重视证据对比的力量。

证据经过对比才能成为辩方的力量。

尤其是办理受贿案件时。

我个人多有尝试，且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如果民商业务好，和公诉人相比较，是占有上风的。

当然他们现在的业务素质也很高，律师一定要注意民商业务知识的积累。

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办案经历，就不会有足够的勇敢。

隋案居然都是转账凭证。

支票时间居然是生日当天。

讲了这么多，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具备比较丰富的民商办案技能，尤其是办理行贿案件或经济案件时，就会如虎添翼。

媒体是一把双刃剑
如果不知道应该谈什么，一定要知道哪些问题不可以谈。

千万不要信口开河。

案件开庭前一般都要保持沉默。

“给料”可以给案件进行到了什
么程度，对于程序的问题可以进行适时的透露。

对于实体问题一定不要有任何的透露。

对于实体辩护意见我个人主张在通常情况下还是不报为上。

巧于引导是什么概念，不是有问必答，更不是不问不答。

有的时候媒体不知道哪些问题是有价值的，这时候对媒体的引导非常重要，你要主动地在媒体面前给他提供新闻点。

我首先告诉他们我的辩护意见有哪几个层次，再就是可以告诉他我认为有必要的问题，但要点到为止。

无论在此以前作为多少的准备，在遇到问题时总会有多少与我们想像的不一样。

面对媒体时，只要遵守我们的大原则，一般不会跑偏。

在回答媒体问题时，一定要做到在法律问题上，专业权威，要使用法言法语。

必须使用专业的法言法语时一定要使用，可以在之后在用通俗的语言对法律问题进行一个解释。

我不主张律师对媒体所用语言非常随意，太家常。

态度上一定要客观中肯，这
和我前面的提到的问题不是不问不答，也不是有问必答，不矛盾。

如果你答了，就一定要真诚，要取信于媒体。

在接受采访时，对于有关于问题应当适当的回避，界限在于他是否有利于我们当事人的保护。

我一直主张我们对当事人的保护是全方位的保护。

不是只用于庭审。

对当事人的保护是我们一项长期的工作。

无论代理什么样的刑事案件，比如遇到自首、立功的问题时，我们怎样来回答记者的提问？有的律师说你的当事人有无自首等问题，我就实事求是的回答说没有。

如果你的当事人有这样的情节，你是怎么回答媒体呢，我认为你的当事人是不愿意透露给媒体的。

我认为在回答时应该含糊些。

如果媒体用假设让你猜测，你在回答时一定要设法躲避和闪烁。

如果他一定要打破沙锅问到底，你要巧妙的避开，如果他还纠缠，你就很义正严辞地告诉他，我已经回答了你三次了。

要展示出法律专业人士的风采。

你大可不必对媒体不理不睬，可以和媒体大方地说我不方便接受你的采访，这本身就是一种应对，本身就是一种采访。

所以落落大方很重要。

不要拒人于千里之外，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用无可奉告这样的言词。

这样的回答是有害无利的。

于媒体而言，他没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而收获了你的冷漠。

而对于我们收获的是媒体的不解。

我个人不主张这样的应对。

从个人的表现来讲，最好是表达流畅，而且语言和个人表达方式要有个人的色彩。

这样的话，你就会更加受到媒体的欢迎。

面对媒体时要诚实可信，形成我们的气场。

我认为律师透露的信息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越恰当越多，对我的当事人越有利越好。

应当在各自的准则内行事。

但是律师与媒体交朋友，和与媒体人交朋友是两个概念，律师这个职业和媒体这
个职业是有一定冲突的，一定要各自把握。

不准确将导致我们律师的意见被报导的不专业。

我说辩护意见时说了几个层次，但媒体在解读时给我曲解了。

后来思考是我没有多加解释，才让媒体误解了。

有些媒体报道时的准确性把握的不好，导致专业性出现了问题和偏差。

有关报道不全面。

辩护的华彩的部分全部没有体现。

我的辩护观点是有关事实不清，证据和法律依据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