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关于对合同订立规则的完善民事法律传统而古老，然而再老的山，亦总是碧绿如新的。如今，《民法典》诞生，重峦汇而成峰。我们在此山中，纷拾级聚足、连步以上，毫不惜力。
《民法典》合同编在现行《合同法》的基础上，立足于尊重私法自治、倡导缔约自由，对合同订立规则进行相应完善，包括对合同订约方式、要约-承诺规则的变化、合同订立时间等规定进行相应调整，具体如下：
一、关于合同订约方式：在“要约-承诺”之上，增加“其他方式”的新缔约方式
（一）条文列举
（二）条文解析
《民法典》第471条在《合同法》第13条的基础上，增加了“其他方式”的缔约方式，对于本条的理解需要把握以下要点：
1.宣示合同双方的缔约自由
我国传统理论将要约、承诺作为主要甚至是唯一的一种缔约制度加以规范，长期以来居于主导地位。但从私法自治（行为自由、效果自主）的角度分析，当事人有权选择与谁缔约、何时缔约、以何种方式缔约、以何种形式缔约，因此《民法典》在《合同法》的基础上，增加了“其他方式”
的缔约方式，系以规范的形式，宣示合同双方之间有选择缔约方式的自由，符合私法自治的理念。
2.有助于解决理论界存在争议的缔约方式，构建以“合致为中心”的缔约制度
我们传统缔约方式以要约、承诺、合致为模型，将三者作为同一维度的概念使用，但随着交易过程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实践中有诸多合同的缔结无法简单归入“要约-承诺-合致”的过程。如若将“合致”作为上位概念，“要约-承诺”仅是“合致”项下的一种缔约方式，将非传统“要约-承诺”的订约过程同举为“合致”下的“其他方式”，则在一定程度上可解决理论界对某些合同缔结过程存在的争议，将缔约制度的关注焦点由“要约-承诺为中心”转变为“合致为中心”（如下图）。
关于“其他方式”的合同缔结方式，举要如下[相关内容可参见罗昆：《缔约方式发展与民法典缔约制度完善》]：
（1）交叉要约
传统教科书中，交叉要约仅具有教义法学的意义，但随着经济发展，交叉要约的实践性显著提高，典型存在于证券场内交易中。例如，买卖双
方的交易指令在时间上往往不分先后，交易指令发出后就价格匹配的部分可以自动瞬间成交，双方对彼此身份并不知情亦不影响交易过程的完成。
（2）合同书
双方或多方经过反复、多轮的磋商、谈判，最终形成合同文本，而其中的商议、拟定条款等一系列行为，无法逐一或简单归类为要约和承诺的方式。因此，合同书作为一种独立缔约方式有其单独评价的意义。
（3）招拍挂
系针对同一交易需反复进行数轮的法律行为，在定标后还需另行签订交易合同，本质上是对同一合同关系的反复确认（为了交易安全以及行政管理之便）。此种缔约方式需以缔约的整个过程为观察对象，而单就某轮缔结的合同观察仍符合传统“要约-承诺”的方式。
3.民法典承担储存规范的功能，作“其他方式”的敞口式规定可为将来新的缔约方式出现，施以规范上的认可，有利于增加存储规范的容量，加强民法典的内在稳定性
制定民法典的优势之一在于其具有较高的体系性，提取规则、抽象规则，并上升到统领各部门法的作用，判断民法典优劣包括多个维度，例如储存规范的容量、寻找和适用规范的便捷、调整规范的精准等方面。民法典的制定不仅要立足当下，还要考虑到今后趋于多元化和复杂化的经济形势及生活方式。因此，我国民法典在尊重传统要约、承诺缔约方式的基础上，对“其他方式”加以规范，不仅有利于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为新的缔约方式的出现施以规范上的认可，还利于增加民法典储存规范的容量，维持体系内容的稳定性。
二、关于要约-承诺规则的变化：除增加要约邀请的形式、新要约等规定外，重点对意思表示的生效进行类型化规定
（一）条文列举
《民法典》《合同法》
第474条：
要约生效的时间适用本法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
第137条：
以对话方式作出的意思表示，相对人知道其内容时生效。
以非对话方式作出的意思表示，到达相对人时生效。以非对话方式作出的采用数据电文形式的意思表示，相对人指定特定系统接收数据电文的，该数据电文进入该特定系统时生效；未指定特定系统的，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数据电文进入其系
统时生效。当事人对采用数据电文形式的意思表示的生效时间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第16条：
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
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收
件人指定特定系统接收数据电文的，
该数据电文进入该特定系统的时间，
视为到达时间；未指定特定系统的，
该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的任何系统
的首次时间，视为到达时间。
除前指重点条文外，《民法典》第473条在《合同法》第15条规定的基础上，增加了“债券募集说明书、基金招募说明书、商业宣传”同为
要约邀请表现形式。另外，《民法典》第486条在《合同法》第28条规定的基础上，增加了“在承诺期限内发出承诺，按照通常情形不能及时到达要约人的”同为新要约。
（二）条文解析
1.将要约生效时间做类型化区分
《合同法》对要约的生效时间规定较为笼统，但实践中，因存在对话方式、非对话方式、受领人在场、受领人不在场以及是否涉及中介人等不同情形，《民法典》在《合同法》规定“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要约的形式细分为“对话方式”和“非对话方式”，对此分析如下：
（1）对话方式。因对话场景下，要约的作成、发出与接收在时间上几乎是同时的，因此，此处规定的“相对人知道”与《合同法》第16条规定的“到达受要约人”应属一致。可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即时对话，包括受领人在场的口头交流、受领人不在场的通讯工具交流，二是存在中介人（与代理人不同）的情况，如向受领传达人口头传达信息。对于前两种情况，此时，表意人以能够为受领人理解的方式作出意思表示，受领人可即时接收到该意思表示，对第137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对人知道其内容时生效”仍应采“到达主义”而非“了解主义”，即以知悉内容为要约的生效时间，至于受领人的自身理解能力则在所不问。对于存在受领传达人的情况，以受领传达人听悉该内容并期待其向受领人转达为要约生效时间，仍可理解为“相对人知道其内容时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