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思维特点是什么中国人的思维特点中国人善于采用整体的、全息的、系统的方法，而不是局部的、解剖的、分析的方法。

如中医是整体疗法，头疼可能医脚;五行之金、木、水、火、土构成一个相生相克的整体，对应于人体的肝、肾、脾、心、肺，也是一个系统、整体;中医认为一些穴位包含了整个人体的信息，此即符合宇宙中任何一点包含整个宇宙全部信息的全息理论。

在中国人眼里，人与大自然、社会也是一个整体，此即天人合一、集体主义的思想基础。

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以直觉、体验、类比、象征取代了理性、逻辑，感性强，理性弱。

我们的古人记录了哈雷彗星四十来次，但没人总结它的运行规律，最终让英国人哈雷获得了此项发现权;我们早就有类似于血液循环的看法，但没有上升为理论，最终是英国人哈维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国人反映哲学思考的语言也往往文约义丰，充满了随意性、不确定性、模糊性、暗示性。

传统哲学经典多是格言警句式的片断汇集，语句之间没有多少联系，如《道德经》皆似名言隽语，虽深刻但不系统;《论语》也是往往以寥寥数语阐述哲学观点，虽简约但不规范。

这与中国哲学的用途有关。

它为铸就有修养的“人”并妥善处理人际关系为目标，只有简洁，哲学才能在民间推广，达到熏陶每个人的目标。

爱因斯坦说：西方的科学是以逻辑推理和实验验证为基础的，而中国却不是走这样的路。

的确，有别于西方智慧的逻辑型、思辨型、实证型，中国的智慧是记录型、描述型的，我们有许多彗星、新星、太阳黑子的记录，我们有无数的实用技术发明，但常常处于捕捉现象的阶段。

难怪雨果说：“中国是个保存胎儿的酒精瓶”。

中国人的思维有哪些中庸之道中庸作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执两用中，不走极端，如对圣人的描写，“宽而栗，严而温，柔而直，猛而仁”。

(2)无过无不及，避免偏执，不偏激，追求平和。

最明显体现在中医对身体阴阳二气的调节上。

(3)得时勿失，时不我待，追求时中。

至今仍有关于种小麦的农谚，“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

(4)允执其中，保持平衡。

(5)有原则地折衷。

中庸的思维方式在古代中国农业、医学、政治和人际关系之中都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它稳固了古代社会政治生活，缓和了阶级对立和贫富差距，协调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至今对世界仍有重大意义。

直觉思维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并不怎么重视逻辑思维，而习惯于进行直觉体验。

但这种直觉思维并不排斥理性思维，而是与理性思维交互为用，相辅相成，具有典型的混合思维(整体思维、系统思维)的特征。

它目的在于把握对象的整体表象特征，其基本形式常常通过“顿悟”来表现。

道家的“悟道”、儒家的“豁然贯通”、佛教的“立地成佛”，都是这种思维的具体运用。

就思维的精确性来看，直觉思维是一种模糊的思维方式。

这是因为，自然界或宇宙的本质，不可能通过推理或分析来把握，只能通过直觉来领悟。

中国人的许多概念、命题歧义丛生，正是这种思维造成的。

所谓的“天人合一”，所谓的心通万物，都是这种思维的必然结果。

整体思维整体思维又称系统思维，它认为整体是由各个局部按照一定的秩序组织起来的，要求以整体和全面的视角把握对象的特征。

中国古人的整体思维主要有以下特点，(1)它形成了八卦、六十四卦、五行生克等整体结构模式，这些模式反映了自然界乃至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的共同性。

(2)宇宙整体和作为整体的具体事物具有统一的结构，遵从相同的演化法则，并由此导出天地一理、万物一马、宇宙全息的结论。

整体思维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

中国人素有的“大一统”思想，中医的“头痛医脚，脚痛医头”的整体疗法，以及中国文化偏重综合、弱于分析、概念的模糊性等都体现了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

意象思维意象思维方式亦称为象征，是用某种具体的形象的东西来说明某种抽象的观念或原则，是一种由具体到抽象的飞跃。

中国传统的意象思维方式可分为三类：(1)符号意象思维，用某种符号来象征一些神秘的自然法则，如《易经》中的“---”“-”，各种道教、佛教的灵符。

(2)玄想意象思维，用选择出的意象符号来象征事物本质或某种“形而上”的东西，如老子、庄子的“道”、玄学中的“无”“自然”，朱熹的“太极”“天理”等。

(3)审美意象思维，通过塑造审美意象来达到某种带有文学艺术情趣的思想境界，如王维的诗、苏轼的词、中国的山水画等都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具体体现。

中国传统意象思维的优点是富于灵感，带有跳跃性和创造性，但它的缺点是不够严密、精确，缺乏科学性。

从这种思维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古人长于文学艺术的创造，而乏于科学技术的创新(很多人这样来解释这一问题;但是我仍然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一直是领先于世界的，这一点大约也没有人可以否认。

所以，这一问题的答案或许并不在此)。

物极必反中国人普遍认为，事物的运动变化，总是向相反的方向转变。

如《易经》：“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老子》：“正复为奇，善复为妖。

”那么，事物在什么地步才发生这种转变呢?那就是，无论任何事物，到了盈满或顶点时，便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

自汉代《淮南子》明确提出“物极必反”的命题后，它便成了中国人的一个传统思维模式。

这里的“极”，实际上是一种极限、顶点。

之所以发生物极必反，是因为任何事物都包含有阴阳两个对立面，当一方势力上升，达到顶点时，便转而消退;另一方则相反，由消而长，这时就发生物极必反。

循环变易中国古人认为，“物极必反”只是事物运动变化的一半路程。

如果从事物的整个运动变化过程来说，则是一反一复、周而复始地循环运动的。

老子一方面讲“道”生天地万物，同时又讲万物复归于“道”，整个宇宙都处在这个大循环之中。

《易经》同样也倡导终则有始、反复其道的变化观。

中国古人不但用这种循环往复的变化观解释万物，还用它来解释社会运动和朝代的兴替。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董仲舒的“三正三统”说，把中国的历史纳入一个永远的循环往复之中。

以至于今天人们还常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皇帝轮流坐，今朝到我家”。

万物一体中国先哲，无论儒家还是道家，他们追求的最高境界皆是“万物与我为一”。

这个“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在儒家则表现为对万物的仁爱上，认为万物中的一草一木皆与我息息相关。

在这种境界中，“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甚至认为虫鱼鸟兽皆有其存在的理由。

在这里，已无主客之分，物我之别。

人就是自然，自然就是人。

自然界之所以“鸢飞鱼跃，一片生机，乃是因为在其中投射了人的仁爱胸怀，是主体体验的结果”。

在道家则表现为“浑沌”，人与鸟兽同处，与万物并育，不知君子小人之分，亦不知牛马之别。

一切皆按各自的本性发展，共同组成自然的整体。

自然界之所以自由自在，一片生机，乃是人把自己那超越一切藩篱的精神体验投射到万物之中的结果。

天人合一这是中国人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它具体表现在天与人的关系上。

它认为人与天不是一种主体与对象的关系，而是处在一种部分与整体、扭曲与原貌或为学之初与最高境界的关系之中。

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儒家、佛教、道家三家思想都主张“天人合一”。

在儒家看来，“天”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人心中“天”赋“地”具有道德原则，这种“天人合一”乃是一种自然的但不自觉的合一。

但由于人类后天受到各种名利、欲望的蒙蔽，不能发现自己心中的道德原则。

人类修行的目的，便是去除外界欲望的蒙蔽，“求其放心”，达到一种自觉地履行道德原则的境界，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在禅宗看来，人性本身就是佛性，只缘迷于世俗的观念、欲望而不自觉，一旦觉悟到这些观念、欲望都不是真实的，真如本性自然显现，也就达到最后成佛的境界，因此，他们提出“烦恼即菩提，凡夫即佛”。

真正达到觉悟后的境界是什么呢?从某种意义上说，仍有点像道家的一切顺应自然之意。

故禅宗语录有言：“悟得来，担柴挑水，皆是妙道。

”“禅便如这老牛，渴来喝水，饥来吃草。

”在道家看来，“天”是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

因此庄子说：“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

”天人本是合一的。

但由于人制定了各种典章制度、道德规范，使人丧失了原来的自然本性，变得与自然不协调。

人类修行的目的，便是“绝圣弃智”，打碎这些加于人身的藩篱，将人性解放出来，重新复归于自然，达到一种“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

中国人思维的五大逻辑缺陷一、概念不清逻辑涉及的是概念、判断和推理。

从老祖宗起，咱们就从不知道给出概念的逻辑定义。

“道”“仁”“圣人”“君子”“小人”乃至后世的“理”“气”等等重大概念，从来不曾明确地严格地定义过。

概念不清的第一个后果，是我们不但热衷于奢谈某些连自己都莫名其妙的东西，而且还会为它们而激动，而疯狂，而大打出手。

百家争鸣时，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墨子、荀子无不谈“道”，吵得沸反盈天，却从未想到他们心中的“道”可能根本不是一回事。

到了伟大领袖，他老人家将此传统发扬光大，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研究问题不应该从定义出发”。

因此他发动了文革来“反修防修”，直到十多年后中央《关於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才发现“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明确的定义”。

为了莫名其妙的“反修防修”和“打倒走资派”，竟然有那么多的热血青年在武斗中送命，这恐怕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黑色幽默。

二、不证而论咱们的第二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不懂逻辑学上的“充足理由律”，给出论点来往往不证而论，只有论点，没有论据。

这里随便引两句《老子》∶“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

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这里的三句话，每句都是论点，毫无论据，实际上是三个彼此毫无相干的结论。

翻成白话∶“古代善于实行‘道’的人，是去愚弄百姓，不是教育他们明白事理。

聪明的人民是难以统治的。

所以，用开发民智去治国只会坑害国家;反过来就会给国家造福。

”请看，这里哪一句话不是先入为主，强加于人?最后那句话用“所以”(“故”)引出，看上去貌似基于前面的论证的结论，其实只是与前两个结论并立的另一结论。

比起西方那些“难治之民”来，中国百姓是最易治理的驯服工具，然而西方却不会象中国那样周期性地发生暴乱，可见“智民难治”的结论并不自动导出“以智治国是祸国”的结论。

就算勉强把最后这个结论说成是由前面的论点引伸而来的，它仍然只不过是建筑在未经证明的两个论点上。

愚民如果是暴民，又何尝“易治”?这种“不证而论”的传统在近代得到空前的发扬光大，伟大领袖在内部讲话中就断然表示过他不相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因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公婆各有理”。

而人民似乎也毫未感到世上有讲道理的必要。

於是中国便成了一个世上独一无二的实行“口号治国”的国家。

我每次回国，都要震骇于国外见不到的那些巨幅标语，它们以上帝般的权威口气，不容置辩地命令或教育人民应该怎么去过日子。

我们早已习惯于不加思索地接受这些毫无根据的命令，如同敬爱的林副统帅说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