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西方“本体”之差异及其经济的体现
——读《“己学”发略:本体的综合构造与儒家的生命哲学》
陈雨晴
摘要：中学之本体论与西学之本体论从许多方面影响了中西方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化乃至民族性格的塑造。

从经济层面上看，从微观上经济习惯的保守和激进之别，到宏观上的以“个人的自由”为标榜的市场手段与以“集体的调控”为特色的计划手段之争，也许正是中西方“本体”论投射在经济层面上的异化表现。

关键词：本体论；中西方；经济；哲学
西哲与中哲，各成流派。

在文学上，西哲重意象，中哲重意境；在处世上，西哲重结果，中哲重形式；在伦理上，西哲重自由，中哲重礼义。

而对于自我和本体的探寻，在西学与中学中，也表现出受地理、宗教、人口等客观因素影响下的显著的差异化。

麻尧宾先生在其文章《“己学”发略》中，盖将中与西的“本体”分割为“宇宙论”的“本体”与“人生论”的本体，以此为基，求索中西的“本体”的不同，并将这种不同分径而论。

其一为观解与觉解、殊相与共相之异；其二为知识义的求与工夫义的求之异；其三则为潜、实的条理与体、用的条理之不同；其四则是“宇宙论”与“人生论”的映射之不同。

而“经济”一事，大抵可以理解为是社会活动和社会创造，是“活泼日用的形下学”，一举一动皆遵照“本体”之指示。

在西学中，“经济”一词原意为“家政术”，指治理家庭财物的方法，后延伸至治理国家的范畴。

而在中学中则相反，在古代，“经济”二字大致与“经世”、“济民”相当，具有“治国平天下”的厚重意味，而演变至现代却反而被限于与金钱和交易相关的活动范畴。

一个由内向外，一个由外向内，中西之哲学分化在此亦分明可见。

囿于本人学识浅薄，不敢妄言哲学之宏大，盖将课堂之所学与专业学识相联系印证，试从哲学之视角看所学之经济，浅析二者之因果关联，展现日常的所见、所感、所思。

一、观解与觉解及经济理论之产生
同样是画画的艺术，西方以精细的描摹和浓厚的色彩为美，极力追求表现对象的每一个细节；而中国的水墨画则是一种简约的艺术，奉承大道至简的原则，图的是留白的意境。

由此可勘得二者的分别。

观解与觉解的差异，大致若此。

观解的精神是对事物进行理智的思辨，建立起完整的知识和构架，仿佛将对象置于显微镜下细细观摩。

觉解的精神则更加强调直觉和对对象整体的感性的认知，讲求的是一种不可明说的境界，如果过于追根究底反而落了俗套。

因此对于西人而言，探求宇宙的“本体”是需要一点一滴地对外界仔细探查的，正如泰勒观察水、牛顿观察苹果一般，无不是从一小物开始，摸索得一些适用于宇宙的规律，从而得以离“本体”更近一步。

这种方式不仅极大地促进了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并且作用在了西方经济学理论上，体现在古典经济学在微观层面关于自由经济的观点上，鼓励每个个体去追求自身的利益，完成一套由个人到整体的逻辑推论体系。

而一直到20世纪，西方经济学才纳入了宏观层面的学说，在此之前，经济学理论一直是围绕在微观个体的选择上。

回看中国，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引入中国之前，虽没有独立的经济学理论的存在，但古中国的治国方略中针对土地、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政策更多是为政治和文化而服务的，例如“重本抑末”政策产生于以“士人文化”所代表的礼制，例如“义在利先”的义利思想，由此可窥见中式经济
学问的出发点并不是个人的利益，而是整体的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

二、殊相与共相及经济习惯之差异
由重观解之精神可导出标榜个性的殊相，由重觉解之精神可导出推崇共性的共相。

观解与觉解，殊相与共相，事实上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西方长期以来将自由经济主义理论奉为圭臬，视亚当斯密*为经济学之父，实质上是一种对自由的倡导和向往与对个性的赞扬。

即使是在政府宏观调控已经被广泛认可的今天，西方世界对代表政府干预理论的凯恩斯主义的批判依然甚嚣尘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卷土重来。

而中国虽正在一步一步迈向市场化，但却依然把控着宏观经济的大方向和整体的态势。

除此之外，西学所倡导的自由和个性，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民族性格的塑造，鼓励逐利、张扬、爱冒险、自我意识浓厚，使得西人在消费、生产等经济习惯上与中国有很大差异。

譬如西方在新航路开辟时期进行的大胆的经济开放，王室斥重金投资航海家，承担了巨大的风险。

与此同时野心勃勃的海上贸易和侵略扩张，也与同时期的“郑和下西洋”形成鲜明对比。

又譬如美国的信用卡超前消费早已成为人们的习惯，而与之相比的中国，储蓄率高居不下。

这些鲜明的经济习惯，无不是西人民族性格的体现。

反观中国，根深蒂固的家国意识和责任意识使得人们的经济习惯偏向保守和稳重。

《汉书·食货志上》载：“士农工商，四民有业。

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

”重农不重商，因为农为本，国之大计，因此应以国为重。

重储蓄不重消费，是因肩负赡养老人、抚育后代的“齐家”之责任，避风险、抑私欲，以节俭朴素为荣，以奢侈浪费为耻。

乃至于今，中国的经济新常态，以拉动内需为主要任务之一，意在鼓励和刺激中国人的消费需求，可见中国的储蓄习惯所代表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早已根深蒂固。

知识义与工夫义及经济理论的核心
《“己”学发略》中认为，西方所代表的知识义的“求”，投射的目光是向外的；中国所代表的工夫义的“求”，投射的目光是向内的。

西方探求的“本体”，是站在宇宙面前的，建立在一系列复杂逻辑推导和论证的知识义；中国的“本体论”，虽说同样有宇宙之本体论，但那不过也是人生之本体论的外化，因此是由心而发、“繁冗脱尽*”的工夫义。

与此相类似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偏好运用逻辑缜密的公式和模型，研究具体的资源配置的方式，而中国的经济学问，大抵可以通过精炼的言语概括出精髓，并且其研究的重心主要在于资源配置背后的生产关系，从古人的“士农工商”到现今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发展，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从不拘泥于具体的经济模型，反而能从经济本身发散至社会关系的变革中去，将经济关系外扩至人的关系。

同时，这也体现了西学与中学中对于潜与实、体与用的条理之不同，西方经济学，盖可视作西学之实，然而其潜，却往往不可言说，不可捕捉，或极易上升至神学的角度；而中式经济学，往往从心性出发，虽为经世之“用”，其体大多来源于对人性的探索。

除此之外，西方Ontology所“对象化”的本体，亦能够在经济学中找到其映射。

该“对象化”的存在，是一种超出人的意志之外的仿若黑格尔所谓之“绝对精神”，正如古典经济学中对“无形之手”的概括，其主旨大抵是说，无论人们如何以背离社会利益的方式行事，其总和一定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仿佛有一只无形的上帝之手，使得这一切自然而然地发生。

而到了20世纪，凯恩斯打破了这看似完美无瑕的经济状态，承认了经济中总是存在失业、资源浪费等问题，“无形之手”的力量开始受到质疑。

中国的经济学通常认为，经济状态的呈现总是与人的关系和矛盾相关，在人的作用下，并不存在完美的市场规律，因此中国往往更加强调对经济和对人的规范。

中国古代的许多经济政策，譬如“重本抑末”、“相地而崔征”，大多可看做现代产业政策的前身，而先前所提到的“义利思想”，则强调道德对经济的规范作用。

后记
经济之学问，作为千千万万学问的一种，追本溯源，最终本就是从“本体”中外扩出来的科学，如此“本体”才能称之为“本体”。

而将本体的学问与经济联系起来，便只需细心寻找“本体论”在经济理论的映射。

倘若平日里对生活的各方各面的观察细致入微，我们均能够从生活的角落中领悟到“本体”的存在，感受到“本体”的博大之处。

因此此次报告，也只是一次运用生活经验联系课堂知识的体验，认识粗陋，如果有何不恰之处，还请老师斧正。

参考文献：
【1】《“己学”发略:本体的综合构造与儒家的生命哲学》
【2】《汉书·食货志上》
【3】《礼记·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