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德国的职业教育合作【编者按】本文介绍了德国与中国在职教领域合作的历史，描述了双方合作关系发展的4个阶段，以及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障碍，包括文化差异、交流障碍、地区成功经验推广的困难、投入与行为方式缺乏延续性、政治和文化的障碍等。

职业教育领域的国际经验交流与合作对于曾经对外封闭的中国日渐重要。

全球化加快了技术的转变，改变了世界各国对于职业的要求。

加人世界贸易组织使中国引入专业的高标准，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新的和更高的要求。

职教领域的国际合作促进了中国与国际先进水平的接轨，加快了社会经济发展。

在职教和培训领域，德国在中国的国际合作伙伴中占据了一个特殊地位。

中德两国合作的经验和成果显示了发展潜力所在，但困难和障碍并存。

学习“老大哥”还是学习“经济奇迹”？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中国一直在向苏联学习。

苏联模式和经验的烙印至今仍在中国的职教领域清晰可见：狭隘的职业概述、“职业道德”课程以及设立“劳动学校”。

而这其中就包含了它最大的弱点：茌中国，职业教育几乎无一例外地在学校中开展，企业参与乏善可陈。

以单一讲课为主的过时的教学方法依旧在学校中普通存在。

理论比重过大的教学内容和缺乏实践经验的教师造成的结果是：学生对于在企业和社会所承担的任务只有部分的认知。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也在不断地学习西方模式和经验，而德国的双元制位于这份学习名单的最前列。

双元制被看作是德国经济奇迹和在世界市场成功的“隐形之手”。

中国人当时的概念是认为只要掌握了这个“秘密武器”，就能够在现代化建设和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德国方面则希望通过与中国的职教合作以及传播德国职教的模式能够提升其形象，为进人中国市场提供政策上的保障，并为中国沿海地区的中德合作企业提供良好的劳动力保障。

1982年的框架协议为中德双方的合作奠定了法律基础。

双方的发展合作还包括环境和资源保护、扶贫以及经济结构和法律方面的咨询。

在德国方面，合作大部分是通过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实现的，而最大的执行机构就是德国技术合作公司。

所有的合作项目都是经过对计划的共同讨论，并考虑合作伙伴的需求，运用标准化的方法进行评估。

德国方面提供的支持主要是技术转让，即派遣长期或短期的专业人员。

此外还组织在中国、德国或第三国的培训和考察访问，以及物资的提供。

合作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和经验根据培训的不同阶段我们可以将合作项目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

一、培训项目合作开始阶段的项目主要针对技工的培训以及更高层次的技师和高级技工的资格培训。

20世纪80年代职教合作的示范项目包括像哈尔滨焊接技术中心、天津的跨企业培训和进修中心（培训数控和现代的制造工艺）这样的项目。

不久后人们就发现，这些投入巨大物力推动的示范项目并不能让整洁的车间、现代的机械工具得到迅速的传播。

之后实行了经济体制改革，众多国有企业破产，但缺乏必要的培育手段，使一批优质企业从大批平庸企业中产生出来。

所有的合作项目都是阶段性的，以至部分项目在德方的措施以及专家的工作结束后又退回到原始阶段。

周而复始出现的情况是：少数通过合作项目培养的技术人员湮没在成千上万的普通从业者中，因此迫切需要开展新的项目，以更大程度地发挥其连续性和广泛效应。

二、发挥传播效应的项目人员的培训项目促成了教师、学校管理者和培训师的培训和进修项目。

教师学习先进的教学和学习方法以及如何使用媒体手段。

学校负责人和管理层有机会学习学校管理的先进经验。

一时之间，在单调的教师讲课之外，突然出现了其他的先进方法：学生从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积极的课程设计者；教师学会运用小组工作和案例工作的方法，设计游戏和模仿案例，组织考察和角色扮演。

简单地说，行动导向学习的效应已经扩散，而企业培训引起了特别的注意。

德国的四步教学法以及项目与迁移教学法进入中国企业和实训车间，至少是进入了那些合作项目所影响的企业。

一个精彩的案例、一个有效或是可实现的方法点起的星星之火也会形成燎原之势，引起广泛的学习方法的革命。

然而困难很快就显现出来：学习过程的革新在开始时受到学生和教师的热烈欢迎，他们积极投入和实施，然而往往只能形成有限的成果，这些成果被湮没在陈旧的体制和不善改变的机构组织中，因为主管机构往往由于缺乏兴趣和对变革的害怕而不愿意推行。

这样的合作经过几年后，制度和政策决策过程的构建就逐渐提到日程上来，由此产生了新形式的合作项目。

三、制度咨询项目20世纪90年代初期出现了第一批制度咨询项目。

这期间，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认识到，相对于微观层面一些小的改变，职教体系更需要的是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要求，而改革的主要障碍在于制度本身。

争夺权力以及头衔和证书颁发资格的部门，执行层面的分裂状态和职责的不明确，分配制度的巨大变化构成了那个年代改革的一道扭曲的风景线。

这个时期，按照德国联邦职教所的模式建立了北京、沈阳和上海的职教研究所，逐渐建立起独立的并适合中国国情的研究范畴，内容包括为中央和地方部门以及决策者提供劳动力市场和培训市场的研究成果，为经济发展提供服务，进行教师和学校管理者的培训等。

许多研究成果不仅源自本身的研究，也来自试点项目的经验。

目前这方面的合作着重于一种新的形式，即融合以上的几种元素，多层次地实施。

其关键是现有项目执行方的合作，发挥合力。

四、集成项目过去，示范项目常常缺乏制度性的支持，以至无法推广，而另一方面，很多中央的改革措施又缺乏实际项目和具体解决办法的支撑。

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新的教学计划制定出来，设计了新的教学内容，实施时却既缺乏相应的教材又缺乏掌握新内容的教师。

这样的困境今天可以利用集成项目的方式来解决，这种方式对应了多个主管和实施机构，多层次联合。

这种合作不仅仅局限于教育和培训领域的项目。

由于经济发展对合格的劳动力需求的不断提升以及高失业率带来的社会压力，在设计职业教育时注重经济发展和就业相结合的任务就显得越来越紧迫。

现阶段制定中的就业促进培训计划更多地注重了多层次、跨部门的结合，其中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受到更多的关注。

合作项目以前多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如今将更多注重发掘西部地区的潜力，而这些地区的差距还非常大。

中德职教合作的成果中德双方多年的合作在各个层次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1996年《职业教育法》的部分条款明显借鉴了德国1969年的《职业教育法》，比如条文里规定企业应积极参与职业教育，对于不执行的企业甚至明确了惩罚措施。

然而该法颁布以来，很多条文并没有落到实处。

除了低效的国营企业缺少资金支持以外，中国社会法规落实滞后也是一个普遍问题，即法规制定和实施经常脱节。

在许多领域仍缺乏对已颁布法规的实施和监督的有效措施。

教学计划、课程和标准化考试很大程度上采用了德国的资料，综合设定职业特征的德国模式受到特别的重视，但在实施中也遇到很大障碍，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传统上对于职业的设定比较狭隘，具有较浓的技能专项要求的色彩，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职业教育结构的反映。

职业要求为导向的课程代替了偏重理论的旧课程。

许多源于德国的学校教材结合中国的实际需要进行了修改，比如德国的工业标准被中国或国际的标准取代。

在商业培训领域，中国的商业习惯、财会规定、销售渠道取代了德国相应培训的内容。

对于在中国的一些新兴职业，如工业机械师、机电工程师或文秘等，发展了一整套培训模式并进行了试点。

在企业培训方面，只有那些按照德国培训条例，高标准设计的项目和合作企业取得了成功。

不幸的是，只有少数已落户中国的德国企业或合资企业准备承担职业培训。

示范项目中引入了德国的PAL 考试内容，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整。

在学习过程领域，进行了行动导向的教学和学习模式的实验，并通过教师培训进行推广以及在示范项目中实施，同时制作了很多学习材料。

案例学习、学生讨论代替了单调的教师讲课；实际操作、考察和其他以学生为主的学习形式获得了学生和教师的积极评价。

影响根据德国经验而构建的培训项目多年来的效果表明，不同的职业和领域显示了不同的成果。

一个项目的跟踪调查显示：为期3午的工程机械师的试点项目中，46名毕业生中有15名失业者，另外6名失业者并没有受到充分的培训，其余的也只有少数人能真正运用自己所学的全面的技能。

这种情况与第二产业技术工人总体素质的下降虽有很大关联，但另一方面，在其他地方也同样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工作组织的优化与示范项目中学习过程的改革不能保持同步，在国营企业中这个问题尤其突出。

只要工作分工依旧明显，那些经过综合培训的技工就不会受欢迎。

传统的儒家等级观念里，具有灵活性的年轻人不应该比他的师傅或师长更能干，然而师傅的经验往往局限于特定技能或某种具体的操作上。

在上海进行的一项对商务领域毕业生的调查却显示了很积极的结果。

受培训者经过与实践紧密相联的培训，能创造性地完成复杂的商务工作。

部门负责人对于用行动导向方法训练的毕业生的评价要远远好于接受传统培训的学生。

由此表明，在优化培训效果方面，现代的教学和学习方法常常比现代化的设备和昂贵的学校设施更重要。

当然，这只是对少数毕业生群体进行的调查，结果并不具备代表性。

比培训项目效果评价更重要的是咨询效果的总结和评价。

因为所涉及领域的复杂性和影响因素的多样性，这些有效的过程不能用一个简单的因果模式来判断，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并未采用通常的社会科学衡量的工具。

制度咨询项目最明显的成果反应在合作伙伴积极的评价和对于合作领域扩大的需求上，但是如果这些项目并不具备很高的需求价值，效果就不能显现出来。

获取的教训合作的开始阶段出现过各种误解和矛盾。

中国方面开始时只对能迅速解决问题的方法感兴趣，并没有准备对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

而德国人发现了双元制这个“热销出口产品”的新兴市场，并出于政治利益的需要，希望利用发展援助这块“敲门砖”来更好地打开中国市场。

在具体的合作层面，合作伙伴则需要时间来相互磨合。

很多时候，某些咨询专家传教士式的想法和热情多数情况下并无裨益，也不是每一个在德国享有很高声望的专家在这里都能找到响应者。

中国的合作伙伴也不轻松，他们往往要面对复杂的关系网和领导体制。

年长的干部们沿用低效的工作方法，使合作项目的执行经常变得困难重重，问题经常是人为的而不是工作本身的原因。

独特的儒家效忠精神和东欧式的民主集中制，导致了无穷无尽的会议和漫长的、无法形成真正决策的过程。

合作伙伴不愿承担复杂的任务和责任使得许多事情进展缓慢。

时间、耐心和相互包容使得合作伙伴最终拉近了距离。

技工培训方面的第一批成果使合作伙伴在共同完成任务的过程中走在了一起。

首先要善于倾听和学会理解对方，然后才加以评论并提出建议，这无论在中国还是其他地方都是取得成功的关键。

派遣长期专家，通过与中国伙伴多年的合作努力实现共同目标，良好的个人关系和对合作伙伴实际需要的了解是德国发展合作的特点和强项。

虽然在一些欧洲国家发展趋势不尽相同，这种合作模式的效果还是得到了新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