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发表在《东方丛刊》，2002年，第二期。
早期美国华裔文学写作与‘华人形象’之间的互文关系卫景宜[摘要] 美国华裔写作在客观上与美国文化网络所营造的“华人形象”形成了一种对立、持续的互文关系。
早期美国华裔写作受制于当时的政治文化氛围及受众现实，作者表达的余地有限。
本文通过分析早期华裔英语文学代表性作品：“水仙花”笔下的华人故事; 黄玉雪的《五闺女》; 林语堂的《唐人街》和朱路易的《饮碗茶》, 说明身处不同历史时期的四位作家在表述华人和中国文化时采取各自不同的方式，但他们的写作都在主流霸权话语控制的英语世界展示了关于华人的“另种”言说，在不同的层面和程度上为华人进行“辩白”。
事实上，华裔作家用英语表述中国文化及华人生活其本身就是一种“反话语”行为；如何应对主流霸权话语是华裔严肃写作无法回避的现实。
[关键词] 美国华裔早期写作“华人形象”的另种言说反话语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的导言中对东方主义话语的生成做了精辟的描述：作为西方统治东方权力符号的东方主义是被西方人创造出来的一整套理论和实践，它经过人们的世代投资而成为一个关于东方的知识体系和文化网络并由此进入西方人的意识之中。
[1]同样，被美国主流霸权文化历经百年建构并通过美国文化网络所传播和演绎的“华人形象”（stereotypes）构成了美国公众对华人的主要认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华人族群成员看待自己及本族文化的态度。
美国主流文化借助权力和机构优势掌握了“表述华人”的话语权，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美国亚裔/华裔民权运动的发展带动了华裔文学的兴起，美国文化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成批参与主流对话的华裔文本，“表述华人”的话语权才开始发生转移。
事实上，美国华裔英语表述的困境不只限于话语权的长期“失却”，而且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华裔写作在客观上与美国文化网络所营造的“华人形象”形成了一种对立，持续性的互文关系。
华裔作家不得不面对来自两个方面的牵掣：读者市场与族群意识，他们的写作往往在良知，诱惑和困扰的抗衡中进行，华裔作家即便完全讲述个人的故事也无法摆脱表现华人族群的象征意义。
在此，詹姆逊关于第三世界文本都应当作民族寓言来阅读的著名断言用来概括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的特性倒是十分贴切。
[2]如何应对主流霸权话语实质上构成华裔写作的内在驱动力。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中兴起的当代美国华裔英语文学体现了族裔意识的觉醒，直面华人所受的种族压抑，抨击美国主流文化塑造的“华人形象”，重新书写华人的历史与文化。
然而，早期的美国华裔英语文学是个什么状态？它是怎样应对主流霸权话语的？本文将对此提出笔者的看法。
美国华裔文学界对华裔早期文本的研究开始于八、九十年代。
与当时欧美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提倡重新挖掘早期女性作家及作品相呼应，美国华裔文学界对早期华裔女作家及作品做了追溯性的研究，林英敏在她的专著《两个世界之间—华裔女作家研究》（Between Worlds—Women Writers of Chinese Ancestry，1990）首次较为全面地评介了汤亭亭之前的美国华裔女作家，美国学者怀特-帕克斯（Annette White-Parks）对“水仙花”（Sui Sin Far/Edith Eaton）作了专门的研究：《水仙花/E.M.伊顿：文学传记》（Sui Sin Far/Edith Maude Eaton：A Literary Biography，1995）。
为数不多的早期华裔男性作家的作品也受到关注，其中朱路易（Louis Chu）的小说《饮碗茶》（Eat a Bowl of Tea，1961）成为批评界广泛讨论的经典作品。
但在早期华裔作家中，只有上述两名作家获得批评界一致性的肯定和推崇，其他作家及文本则成为争议的对象，例如，美国华裔学者兼作家陈耀光、赵健秀、徐忠雄（和另一名日裔学者）为《三种美国文学》（Three American Literatures，1980）一书撰写的“华裔与日裔美国文学简介”中将容闳的自传《西学东渐记》看作是“早期黄种人鼓吹白人优越论的杰出样板”；[3]林语堂和黎锦扬是“美国化的中国作家”，他们站在白人的立场，其作品只是“对华人情感的矫饰而非表达”；[4]黄玉雪和刘裔昌的自传描写“同化，适应和文化互渗的成功”实际上是“自我鄙视和自我毁灭”的表现,[5]“是对华人固定形象的强化。
”[6]美国华裔女性学者的虽然态度较为和缓，但基本上也持否定态度。
[7]笔者认为，早期华裔文本所处的时代不同，华裔写作受制于当时的政治文化氛围；受制于出版商及读者接受的现实，作者能够自由表达的余地有限，不应对他们的写作过分苛求。
事实上，面对美国主流文化庞大的霸权话语，美国华裔作家用英语表述中国文化及华人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反话语”的写作。
以下我将通过具体分析美国早期华裔英语代表作家及其文本来说明这一观点。
早期华裔英语文学大致可划分为三大板块：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始发阶段（两本最早的自传及华裔混血女作家“水仙花”的短篇小说）；二战时期对华人生活和中国的描写（两本华人移民后代自传的发表及林语堂等一批“贵族”背景的移民作家对中国文化与战时中国的描写；五、六十年代大批描写美国华人生活的小说的出现。
[8]我从上述各阶段选取“水仙花”笔下的华人故事，黄玉雪的《五闺女》，林语堂的《唐人街》和朱路易的《饮碗茶》作为分析的文本。
“水仙花”（1865-1914，即Edith Maude Eaton的中国笔名）是北美最早发表英语虚构文学作品的华裔作家（White-Parks，1）。
这位中西混血作家出生在英国，父亲在法国学过美术，后经手家族的丝绸生意；母亲是广州人，从小接受教会教育并在英国读书；父母在上海相识结婚返回英国，后因生意破败，全家移民北美，定居加拿大蒙特利尔贫民区。
“水仙花”是家中众多孩子里的老大，家境贫困及母亲是中国人等缘故使她从小对自己的出身敏感并对华人所受的歧视深感同情和不平。
[9]她最初的工作是报社的速记员，后来开始在一些美国报纸上发表“幽默文章”和短篇小说及杂文，1896年她以“水仙花”的笔名发表了她最早的华人故事并公开了自己的中国血统，她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作家，这也许与她对唐人街的同情态度有关。
她的写作包括报刊杂文，一本自传（1909）和一本短篇小说集《春香夫人》（Mrs. Spring Fragrance，1912），[10]这个集子收录了她十多年来发表在美国主要杂志上的华人故事，主要描写华人的“婚姻，家庭和两代人的冲突”，[11]与当时其他西部作家的华人故事相比，她的写作具有“感性的人物刻画，反讽的技巧以及关注政治主题”的特点，[12]她对华人移民的理解显然是“在行”的，这不仅表现在她对唐人街六大公司及华人生活的客观描述，还体现在她中对中国古典文学故事套路，例如“大团圆”[13]和中国风俗细节的了解。
[14]她常用白人读者所熟悉的“主流话语题材”讲述另一种不同的故事，[15]例如《中国人的械斗》（A Chinese Feud，1896）这个题目听起来像是属于丑化唐人街的故事，但却讲述了一个唐人街的“罗密欧与朱莉叶”，因父辈分属“三邑”和“四邑”两个结有宿怨的宗族派系，热恋的男女主人公被无情拆散。
这个故事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它将当时有关唐人街邪恶与犯罪的话语“隐秘”地转换成了早已被莎士比亚探讨过的一个人类共性的问题。
她的另一个短篇小说《在自由的土地上》（In the Land of the Free，1909）讲述华人夫妇与美国移民官员争夺孩子的故事，[16]华人商人的妻子回中国生小孩，返回美国时被移民官扣押，因为小孩没有允许入境的证明，孩子被移民官送到教会育婴院呆了十个月，华人夫妇为夺回自己的孩子变卖了财产和首饰。
在这里，歌颂美国的标题与不人道的内容形成鲜明的反讽。
在“水仙花”的故事里，华人是富有正常情感的主人公，而白人则变成“外人”和“他者”；[17]主流社会所标榜的“原则”与真实之间的距离被她巧妙地加以映照；[18]面对丑化华人的主流话语，她是当时“唯一书写真实而非偏见的作家”；[19]她对华人的人性化描写为美国读者提供了另一种华人的形象。
尽管她的写作试图挑战主流话语，但她拥有的读者十分有限（《春香夫人》出版时只印了2，500本，[20]客观上并未能与主流话语“分庭抗礼”。
作为作家的“水仙花”远没有她在实际生活中那样旗帜鲜明，锋芒毕露，她甚至不惜影响自己的婚姻而认同自己的华人身份（当时美国法律规定华人不能与白人结婚。
她曾为不愿隐瞒身份而多次拒绝一名白人求婚者）。
她在自传中写道“我的生命起始在父亲那边，但可能终止在母亲这边”。
[21]她去世的前一年还写文章为华人鸣不平，[22]她对华人的帮助与支持赢得了北美华人的尊敬，在她的墓前有一块华人为她立的墓碑，上面写着“义不忘华”四个汉字。
二战时期，中国成为美国的盟国，珍珠港事件使美国华人一夜之间从倍受歧视的“吃老鼠的异教徒”变成了具有“平静”、“和善”、“开朗”、和“自如”性格的“朋友”。
[23]“美国民众热衷区分日本敌人和中国盟友的需求形成有利于美国华人写作的政治气候，整个四十年代出现了一大批名副其实的华裔作品”。
[24]事实上，美国土生华人的写作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黄玉雪发表于1945年的自传《五闺女》应该是第一位在美国出生的中国移民后代的英语作品。
[25]这本书在当时虽然比较成功，但今天的美国华裔文学界对它的评价并不看好，普遍认为它是按照通行的自传模式进行写作，以局内人的身份描写唐人街和华人的日常生活以迎合白人的猎奇心态，[26]讲述了华人版的“美国梦”。
[27]总之这本书似乎缺乏华裔作家的族裔立场，没有写出华人的困境与反抗。
美国华裔学者李磊伟（David Leiwei Li）1992年在一篇论华裔文学之形成的文章中指出，该书的原稿在出版时被删节多达三分之二及作者本人对此默许的事实说明美国主流社会的文化出版业对少数族写作的操纵以及少数族作者对霸权文化标准的接受。
[28]李磊伟在此点出了早期美国华裔写作的两大被动因素。
但若考虑作者所处的年代以及她写书时年仅24岁的人生阅历，我们似乎不应过分指责。
实质上，书中除了在数处对白人朋友的帮助及主流文化价值的特意强调；对唐人街及华人生活细节的展示性渲染之外，读者也同时感受到作者笔下华人社区人际关系的和谐；[29]华人的诚实；[30]勤劳，节俭；[31]好客；[32]重视教育；[33]互助的美德。
[34]作者告诉人们“六大公司”是负责掌管华人生意和个人纠纷宗族会组织，玉雪的父亲义务担任其中一个会的组织工作，经常到加州各地分会收集募款用以互助；[35]并且描述了华人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尊重：父亲教玉雪写毛笔字；[36]外祖母给玉雪讲中国故事，[37]引导她成为自立与成功的人；[38]母亲耐心地教小弟中国传统歌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