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发展权的几个基本问题（之一）【原文出处】中南林学院学报【原刊地名】长沙【原刊期号】200505【原刊页号】1～9【分类号】D411【分类名】宪法学、行政法学【复印期号】200601【作者】姜素红【作者简介】姜素红，副教授，法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法理学和环境资源法学。

(湖南长沙410004)【内容提要】发展权是法治社会的一项基本人权，其产生和提出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国际法基础。

发展权内涵在宏观上具有不可分性，但在理论上、从微观方面可对其内容构成作具体分解。

发展权包括公民发展权、政治发展权、经济发展权、社会发展权和文化发展权。

为保障发展权内容的实现，国家应采取积极的措施，包括设立促进与保护人权的国家专门机构；完善立法；完善宪法审查和宪法诉讼制度。

【摘要题】专题研讨1：发展权【关键词】发展权/发展/人权/保障/实现发展权是法治社会的一项基本人权。

发展权的产生、发展权的内容、发展权的实现等问题，是发展权理论研究中应予关注的几个基本问题，只有对发展权理论中的这些基本问题进行全面而扎实的学术探讨，才能将发展权理论研究引向深入。

一、发展权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发展权作为20世纪的一项新型人权，其出现不是天赋的，也不是简单地根源于人的“需要”和“尊严”，它是现实社会关系与主体价值需求的矛盾、冲突及其协调的结果。

其产生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

1.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受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原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相继取得独立，建立了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

但由于发达国家在经济、军事、政治、文化上仍加紧对民族独立国家进行控制和操纵，从而窒息了民族独立国家的全面发展。

经济上，发展中国家独立后，主要任务就是发展民族经济，用经济独立来巩固政治独立。

因此，改革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就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

国际经济旧秩序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是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在国际经济关系上的表现。

殖民体系瓦解后，发达国家仍然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力图维护国际经济旧秩序。

国际经济旧秩序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一是不合理的国际分工。

在国际生产领域，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和消费很大程度上服务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的需要。

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使发展中国家在资金、技术、工业制成品和消费品方面严重依赖发达国家。

在世界范围内保持着发展中国家——原料产地、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发达国家——工业中心、技术资金型产品的国际生产格局。

二是不等价的商品交换。

发达国家通过垄断世界市场价格，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不等价交换。

在这种不平等的交换中，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获得了大量的财富。

不合理的国际贸易是发达国家获取这些财富的手段。

三是不合理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使美元居于垄断地位。

该体系瓦解后，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仍占据支配地位。

在最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中，其领导权及其组织原则和表决方法都不利于发展中国家。

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投票权的分配，发达国家占了50％以上，而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才占30％，美国一国就占了近20％，几乎可以使任何合乎自己利益的重要国际金融提案获得通过。

总之，以垄断资本为基础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利益来维护发达国家利益的。

在这种秩序下，发展中国家仍未摆脱被剥削、受奴役、遭掠夺的地位。

国际经济旧秩序也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差距不断扩大，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债务负担日益严重的根本原因。

可以说，国际经济旧秩序是发展中国家长期贫困落后的一个重要根源。

只有打破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才能比较顺利地发展。

政治上，虽然大多数国家获得了独立和主权，但仍然面临着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控制和干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系列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获得了独立，建立了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

在取得了政治独立之后，这些发展中国家积极谋求经济独立。

它们先后收回了海关权、货币发行权和自然资源开发权，并对一部分受外国资本控制的国民经济部门和企业实行了国有化。

但在以实力为基础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又成了强国争夺的对象。

为了维护政治独立，它们选择了和平、中立、不结盟的对外政策，与发达国家的干涉、控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然而，经济独立的形势则不容乐观，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是按发达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运行的。

发展中国家单一的经济结构、依附型的经济关系、弱小的民族资本面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显得势单力薄。

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脆弱性，随时都有葬送政治独立的危险。

特别是发达国家凭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贸易总协定等国际组织，控制着国际市场、国际金融，左右着国际经济。

发展中国家依然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新殖民主义剥削。

发达国家为对付发展中国家谋求政治解放、争取经济独立的斗争，对发展中国家大肆进行干涉、破坏和颠覆，甚至不惜动用武力，进行直接干预。

文化上，发达国家也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使之朝有利于新殖民主义的方向和道路发展，尤其是非洲国家，其文化事业仍受英美法等国所制约。

发达国家利用大众传媒宣传西方的价值观念，促使发展中国家实行政治多元化、经济自由化。

于是争取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发展权利成为这些新兴国家的首要任务。

2. 发展中国家自主意识的提高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发展设置的障碍决定了发展中国家争取发展权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而发展中国家自主意识的提高，则为它们明确地主张国家和人民的发展权利提供了充分的现实性和可能性。

20世纪60—70年代，发展中国家人民为改变经济不发达状况作出了艰苦的努力，经济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殖民地时期形成的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正在逐步改变，甚至有些国家正在发展为“新兴的工业国”。

在政治上，发展中国家已经取得独立主权的国际法律资格，削弱了帝国主义在世界绝大多数地区的统治根基，也改变了联合国的面貌，使联合国逐渐变成谴责殖民主义，争取人权的重要讲坛。

同时，发展中国家日益团结合作，建立起了区域性国际组织，通过了联合斗争的区域性国际行动宣言和纲领，并为此作出了巨大努力。

如1955年的亚非万隆会议提出了改变旧的国际经济关系，实现经济独立的要求。

会议最后公报提出的经济援助与合作、原料商品价格等问题，初步反映了发展中国家要求在平等互利合作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愿望。

1961年第一届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初步讨论了发展中国家迫切关心的国际贸易中不等价交换与世界原料和初级产品的价格稳定问题，号召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领域中同发达国家进行斗争。

1964年，在第二届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上，发展中国家第一次提出了“建立一种新的和公正的经济秩序”的问题。

1973年第四届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了《经济宣言》和《经济合作行动纲领》，使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思想变为行动。

这两个文件成为第六届特别联大通过的《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的基础。

这些都为谋求发展中国家的繁荣和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这些条件使发展中国家有一定的能力争取到机会通过国际社会而提出发展的权利要求。

而发展中国家自主意识的提高，则使它们一改过去言听计从于发达国家的依附地位，为发展权的提出提供了主体条件。

3. 发展研究的理论成就发展权概念的形成除了主体的发展需求与社会现实的矛盾，主体发展权利意识的觉醒外，还必须具备一定的思想文化条件。

因为“现实社会关系的变化和权利发展并不能自动创生人权概念。

”[1] 发展研究的成就，为发展权的提出提供了思想文化基础。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首先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兴起了以广大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发展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发展研究热。

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领域的一大批一流学者先后投入有关发展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发展研究向纵深延展。

“自六十年代以来，关于发展问题的著作令人眼花缭乱，它们既提供了大量翔实的资料，又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理论观点”[2]。

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先后建立了专门的发展研究机构，学者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发展战略模式。

在西方，学者对发展的研究历程是从发展的纯粹主义到发展的相互关系主义再到发展的整体主义[3]。

一般说来，发展研究形成了三大理论流派：现代化学派、依附学派和世界体系学派。

现代化学派受社会进化理论认为西方社会从非工业化向工业化社会变迁的过程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标准模式观念的影响，主张按照一定的标准，将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分成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两种类型，而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乃是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乃是一个由传统社会进到现代社会的过程；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社会内部，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最大障碍在于其社会内部。

现代化理论是典型的西方中心论，根本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现实。

在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中，主要由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学者自己创造了一种发展理论即依附理论。

依附理论坚决摒弃了现代化理论对社会的“传统”与“现代”的绝然二分，否认现代化理论关于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发达是由其内部原因造成的观点，而主张将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现状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发达联系起来，着重从发展中国家的外部因素来解释其原因；依附理论同样否定了现代化理论基于对社会所作的“传统”与“现代”的绝然划分而设想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即走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以工业化为先导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主张发展中国家坚决斩断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联系，与西方发达国家真正脱钩，走独立自主的社会发展道路。

依附论从纯粹的外部原因来论证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及其现实发展问题，当依附理论在拉丁美洲有关发展中国家的有关实践中归于失败时，从70年代开始，人们开始了对依附论的反思与检讨。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世界体系理论。

世界体系论以全球视野，将整个世界作为一个统一的大体系来考察，探讨现存世界格局形成和演化的原因、条件，分析各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及相互关系，并对今后世界体系的发展变化作出预测。

总之，近几十年来，发展问题作为一个全球性难题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另一种类型的发展”、“新发展哲学”、“国际发展新环境”、“国际经济新秩序”、“发展国际法”等一系列概念和课题的出现，不但反映了解决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的迫切性，而且也是对既存的不合理发展模式的否定。

从人权理论上探讨发展问题并形成发展权观点，正是这一系列关于发展的新研究课题和国际政治实践的产物。

4. 发展权提出的国际法基础发展权的理念根植于《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和人权两公约之中。

194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宪章》就已包含了发展权思想。

《联合国宪章》确认的联合国的宗旨之一是“促成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生”，以及“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