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从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视角解读诺曼.梅勒的《刽子手之歌》摘要：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是当代最重要的文学批评流派之一，它认为文学与历史之间存在互文关系。

本文从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二个重要部分：文学的历史性，历史的文本性对诺曼·梅勒的小说《刽子手之歌》进行解读。

本文旨在为文学批评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并引起人们对于文学与历史关系的重新思考，同时验证美国当代最著名作家诺曼·梅勒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和无穷的影响力。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中图分类号：h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9-0-02诺曼·梅勒(1923-2007)是当代美国文坛的重要作家，他曾两度获得普利策文学奖，并被授予美国国家图书奖终身成就。

身为作家，诺曼不仅属于他的时代，更属于永恒。

他的作品言辞犀利、文风大胆并且发人深省。

他在60年的写作生涯中创作了40部小说，撰写了无数新闻稿件，还尝试过诗歌、剧本等多种文体。

在诺曼·梅勒作品中，不仅有人物传记，还有紧扣时代脉搏的关于战争、科技、政治、文化等历史事件的纪实文本。

1979年他创作的《刽子手之歌》(the executioners song, 1979)使他第二次获得普利策奖。

通过《刽子手之歌》，梅勒让我们认识了一个残暴的，以暴力为生，极端个人主义的吉尔莫的形象。

小说依据的是曾经发生过的事件：1976 年 7 月，美国犹他州普罗沃市一周内发生了两起凶杀案。

一名叫加里·吉尔莫的假释犯为了发泄自己的怨愤，残忍地杀死了两名无辜的摩门教信奉者：一名加油站的服务人员和一名汽车旅馆的经理。

当年十月，吉尔莫被判死刑。

但其家人及其他团体为了不同的目的，一再提起上诉，而加里·吉尔莫本人放弃上诉，要求执行判决，死刑一再被延期，直到1977 年 1 月吉尔莫才被执行死刑。

依据美国当时的法律，吉尔莫完全可以像其他死刑犯一样默默地老死在狱中，但他要求将自己处以死刑。

这引起了媒体的普遍关注。

后来，吉尔莫生平故事的专有权落到了摄影记者兼制作人希勒的手中。

在对吉尔莫、他的亲属、他的女友等进行了多次采访，积累了大量录音和文字资料之后，希勒便邀请诺曼·梅勒撰写一部关于吉尔摩生平的作品。

梅勒接手这项工作后，亲自进行了几百次采访并仔细阅读了希勒提供的资料、吉尔莫与女友及其他人的来往信件、警方档案等等，耗费近两年的时间写成了一部长达千余页的纪实小说《刽子手之歌》。

由于梅勒写作题材和写作主题的繁杂以及他本人的社会活动和私生活在媒体的频频曝光，西方批评家更多地关注他作品中的思想内容、他的嬉皮士哲学和他的个性等方面的问题。

梅勒作品中的艺术创造性在早期的评论中没有得到应有的挖掘和评价。

而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的繁荣发展为从艺术手法和主题两个方面全面评价梅勒的作品提供了新的批评视角和方法。

本人在大量阅读了诺曼·梅勒的作品，尤其是小说《刽子手之歌》之后对其作品中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描述深感兴趣。

梅勒对于美国战后的社会文化与政治生活的及时和深切的关注使他成了许多批评家眼中美国社会历史的代言人，他的一举一动几乎成了美国社会风云变幻的晴雨表。

但是梅勒作为叙述者的自觉意识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描述呈现出明显的主观性和虚构性。

这就使历史事件的小说式叙述，历史人物和虚构人物的虚构性联系在一起。

因此本人在意识深处产生一种强烈的疑惑和焦虑: 历史究竟是什么? 在阅读了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相关理论后，本人发现诺曼·梅勒作品中许多地方与新历史文化批评理论不谋而合。

从而萌发出从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角度对诺曼?梅勒的小说《刽子手之歌》研究的想法。

一、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简介新历史主义自20世纪70年代末酝酿，至80年代后期，已成为当代英美文学与文化批评领域内颇有影响的思潮之一。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斯蒂芬﹒格林布莱特教授(setphen greenblatt)被公认为这一流派的创始人。

他在为1982年《文类》杂志第一期“文艺复兴研究”专刊所撰写的导言中正式提出“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这一概念。

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派别。

新历史主义的第一个特点，也是最重要的特点是文学与历史之间存在着互文关系。

文学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学性是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两个重要方面。

新历史主义将文本的写作、阅读以及传播的过程看作是受历史决定并影响历史的文化活动形式，致力于开掘文学文本与其他社会活动、行为和机构之间无比复杂而易变的关系。

新历史主义展示了深入文学作品世界的社会存在和文学作品中反映出的社会存在。

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第二个特点是它是一种具有政治批判性的少数派批评。

新历史主义一方面试图尽可能找回文学文本最初创作与消费时的历史境遇，但同时吸收新阐释学的影响，承认自己作为批评者也同作者一样受制于特定历史时代的意识形态。

新历史主义批评具有高度自觉的主体意识，拒绝与主流意识形态合作，以政治化解读的方式从事文学批评，强调经济和历史语境的重要性，并借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福柯哲学、女权主义等理论，是一种集多种理论于一身的“文化诗学”。

二、梅勒小说中的历史新历史主义在 20世纪 80 年代美国兴起之前，小说创作界里，就有人用自己的小说为那即将到来的理论谱写着序曲。

文学史参与建构到了历史中去，形成了历史的另一个声部。

本文将以美国小说家诺曼?梅勒小说阐释的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为理论基点，分析他如何通过《刽子手之歌》表达了他一贯的嬉皮士精神，并使其参与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中去的。

诺曼·梅勒的小说里不仅仅有主流意识形态所维持的表象因素，而更重要的是表象下被抑制的异己和破坏性因素，而从这些因素的存在状况和被压抑、被化解的方式的过程中可以看到文化的社会、政治的特殊表现形态，以及它们和统治之间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关系。

（一）小说话语：主观性的历史梅勒在《刽子手之歌》中，始终是带着小说家的自觉意识来创作的。

这表现在它的结构安排上。

整部小说分为两部分：西部的声音和东部的声音。

小说从主人公吉尔莫的保释出狱开始，按照第一天，第二天，一个月后等时间顺序来进行叙述，伴随的事件是出狱、工作、遇到尼科尔。

从尼科尔无法忍受他的偷窃、暴力、酗酒等习惯坚决要离开他，再到他寻找尼科尔的过程中杀人，基本上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写的。

但是，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不断地通过对话等方式插叙进其他人的叙述以及尼科尔与吉尔莫的早年经历。

在东部的声音中更是从多个角度，多个视角来叙述死刑的宣判以及围绕社会各界、吉尔莫的家人及媒体对死刑的态度展开描写。

这种结构安排充分体现了作者构筑小说的主观意识，使整部小说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一下子就将人物置入矛盾冲突的中心，吸引着读者的目光。

梅勒在创作《刽子手之歌》时他正像小说家那样，通过独特的视角来进行创作，独特的眼光来进行精心的选择。

梅勒所选用的剪报内容大都把吉尔莫归于人们所熟悉的罪犯行列——凶残、无人性。

然而，梅勒在小说中却表达了与这些剪报内容不同的观点。

他把吉尔莫描写成一个对爱情忠贞的情人、勇敢地面对死亡、具有某种英雄主义色彩的嬉皮士形象。

因为信件和日记本身就带有强烈的主观性，而梅勒又有选择性地把它们作为证物材料，摘录到传记中来，这样的传记就具有了双重的主观性。

因此，梅勒的传记在叙述的过程中使用主观性的话语使其笔下的人物的历史具有了文本性的特征。

（二）历史话语：客观性的历史在《刽子手之歌》中为了强调他所谓的“客观性”，梅勒使用后现代超文本的手法并使用了独特的叙事视角。

为了使他小说中的传记人物显得客观真实，他摘录了关于吉尔莫大量来自《盐湖城论坛报》 (salt lake tribune)、《新闻周刊》 (news week)、以及《花花公子》 (play boy)等杂志的新闻报道和评论。

这些重要的报纸杂志无疑是代表着历史的。

除此之外，梅勒在小说中借用记者希勒的叙述力图显出小说的客观性。

比如，在吉尔莫被押往刑场并执行死刑之前，在对刑场上的人物的身份的描述上，梅勒是这样表述的：“希勒刚要在本子上记下这些人都是监狱的官员，却又突然想到做笔记是绝对不应掺进任何新闻记者的假设。

所以，他不能假定他们是监狱里的官员，他只能记下他们是穿紫褐色衣服的人。

”( 谷红丽，2004)，在此场景下，梅勒自己没有出场，只是以希勒的叙述呈现。

这给小说提供了一个更貌似客观的叙述。

小说的创作中，作家的目的是明确无误的，就是要保持历史的真相，正像希勒在做笔记时不止一次地认定，“我只是在记录历史”。

在《刽子手之歌》中，作家梅勒并没有像他以往的小说创作那样站在一个全知全能的视角来进行创作，而是使作者看起来似乎不在场。

这种叙事视角，无疑为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例如布伦达和希勒提供了小说文本中的在场者的地位。

在《刽子手之歌》中，通过“客观”描写吉尔莫与他周围人的来往，展示了一个立体的、多面的吉尔莫的形象和他丰富和完整的生活与个性。

比如说，通过客观的记叙他与托妮、尼科尔及他的母亲的关系，显示他的爱心与人性之维。

梅勒让活跃在吉尔莫周围的所有人物，以及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登场，从而构成了一个多维的叙事空间，展现出一个更为绚丽的世界。

三、结语通过对梅勒的小说《刽子手之歌》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到在梅勒小说中历史不是客观发生的事，而是充满了主观性的历史，从而达到对历史有目的的干扰，而梅勒小说中历史就具有了文本化特征。

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在文学实践中的运用，使它摆脱了纯理论的困境，也使人们对它的认识更加深刻。

梅勒对于传记人物按照他自己的认识来书写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上：人类不可能真正地客观理性认识事件，我们的认识只能是历史事件与某种观念的结合。

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梅勒将自己的主观性融入写作之中，借人物传记表达出了自己的理想及对社会、人生的理解。

梅勒没有对历史人物作一般性或规律性的陈述，而是让那些个别的、不被人重视的、被压抑的事件因素发出自己的声音，诉说它们别样的历史。

这样，梅勒的传记文本就构成了正统力量与反对势力相冲突的场域。

梅勒的文本作为一种文本化的历史，参与到了历史形成过程中去，正像梅勒自己在《自我的广告》中所说的，“有一种感觉深深的纠缠着我，它将毫不含糊地在我们时代的认识中引起一场革命”。

当梅勒在获得了“我们的惠特曼”、“文学社会学家”、“文学恐怖主义者”这样的头衔的时候，他无疑以自己的小说参与了对历史的书写，从而使其在文学史上具有了不可忽视的独特地位。

参考文献：[1][美]诺曼·梅勒,邹惠玲等译.刽子手之歌[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2]窦庆兰.《刽子手之歌》中“刽子手”的双重含义解读[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3]谷红丽.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诺曼·梅勒小说中历史的文本性[j].外国文学,2004,(4).[4]石雅芳.论“刽子手之歌”中的作者不在场[j].外国文学研究,2005,(4).[5]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