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与文化读书报告学院名称核技术及自动化工程学院专业名称测控技术与仪器学生姓名徐江涛学生学号201806010226任课教师李诗和报告成绩二○一九年十一月关于科学发展对哲学的影响纵观中西方文明，科学绝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化现象，它一定是在某个文化的传统之中孕育和发展起来，而且又与同一个血缘的亚文化之间，彼此作用与制约、互相受限又超越。

因此，谈到相关的科学、哲学、社会学时，最后都会回溯到其母体文化来研究，也就是要放到其文化传统为它所预设的发展空间里去审视。

所以，一谈西方文化，往往离不开天主教、基督教文化；一说中国文化，就自然涉及到儒释道文化，近现代又以儒家文化背书最多。

很多抨击中国传统文化的，往往是基于普遍主义的科学观来看问题。

所谓普遍主义的科学观，是认为全人类只有一种科学，或严格意义上讲只有一种科学，即标准科学。

在这之外，所有的自然知识形态，都只能是或远或近的接近那个标准科学。

而接近的程度，就是评价这些知识形态是否“科学”的标准。

这种唯一标准的科学，正是在近代西方所发展起来的科学。

固持这种意识形态下所产生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自然会把科学看成是一种与“效率”相关联的方法，而不会从人类存在方式的角度来理解真正的科学。

因此会偏于从“用”的层面来理解它，而不是从“体”上去把握，也就是传统道家所说的重“器”、“术”，而轻“法”、“道”，佛门讲的“执事废理”。

由于对科学赋予过强的功利色彩，科、技不分，谈及科学时，我们所理解的科学便离不开救国救民或治国安邦的观念。

说到底，还是把它视为工具来出现，而不是作为目标去追寻。

在此之下，势必把科学作为分科之学，一强调“分科”，自然就特别注重分科教育了。

只有当我们把科学看成是人类的存在方式时，才会理解文化传统与科学之间的内在关联。

我们的文化里不是缺乏科学，而是不同的文化传统，就会有不同的科学。

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有各自的科学形式，都用着属于自己的视野在尝试着窥视真理的样子。

只不过，由于立意与境界的差异，并非所有的文化都会在历史上产生重大的影响；同样的，也并不是所有的科学形式都能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我们今天使用的“科学”一词是舶来语，最早是由日本人根据英文“science”所翻译。

因为同属汉文化圈的日本人觉得西方science这门学问，跟传统东方的，特别是儒家的学问不大一样。

中国传统文化属于综合性学问，通常文史哲一以贯之，而science是天、地、生、数、理、化等分科性的，将其译为“科学”，即有取分科之学的意思。

若从这一点来看，今日所谓科学的时代，实际就是指以数理实验科学为主体的时代，中国自然不是这种“科学”的发源地。

而由希腊理性科学到近代欧洲的数理实验科学的发展，便构成了现代“科学”的法脉正宗。

找到源头，正本也就容易了，不同的人文理念必然伴随着不同的人文形式，希腊的理性科学也不例外。

古希腊时，理性科学作为一种人文形式，源自他们对于“自由”的追求。

在希腊人眼中，一个不懂得自由的人只能是奴隶，不可能成为希腊世界中高贵的人。

要使人懂得“自由”的境界，就必须学习一门叫做“科学”的知识，其科学的第一个形态是数学，也是古希腊最发达的一门学问。

按今天的看法，数学应该属于理科，可在当时恐怕得算作德育或政治类课程了。

数学的研究对象，大多并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比如圆，现实里并没有真正的圆，只有几何学中的圆才是一个最完美的圆。

基于此，希腊人认为唯有通过学习数学才能知道有一个理念世界，它超越我们的此岸世界而存在，只有在那个世界内的所有元素才是最圆满而真实的。

正是由这个超现实的理念世界，才创造出一门理性科学，因此希腊科学的第一个要求，就是纯粹的、非功利的。

这种纯粹，决定了它一定是内在性的。

如果人类的思维、精神世界永远纠葛在各种各样的现实之中，那么我们的思想不可能是纯粹的，实际我们也不可能给出一个纯粹理性的方案来解决我们现实世界里的全部问题。

明白了这一点，只要不从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角度来看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古代，我们的传统文化里没有出现像西方历史上那般多的“伟大”的“科学家”了。

最真实的世界，最纯粹、最绝对的世界，一定是内在的，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知识，就是哲学。

因此，哲学实际也是理性科学的一种形态，而且是最早成熟的一种典型的科学形态。

在同样对纯粹的追寻下，不同的人文理念必然伴随着不同的人文形式，不同的人文追求，决定了一个民族会把他们的主要精力和智力运用到不同的领域。

形式上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古代中国，将“仁”、“义”等作为基本的理想人性，把“礼”、“乐”等作为达成这种理想人性的基本形式，侧重自然不会体现在“科学”方面，势必权重于文学和艺术、礼仪与道德了。

近代西方在继承了希腊理性科学的基础上，又衍生出英国的弗朗西斯•培根和法国的勒内•笛卡尔两种脉络。

培根高倡“知识就是力量”，强调近代科学必须用以增进人类的物质财富，也就是科学技术必须转化为生产力，可谓是一种力量型的科学。

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引导，则标明了近代人精神世界的一个重要转型。

世界本质虽然仍旧是一个理性的、内在的世界，但其“思”已由希腊理性科学“神”的领域，开始回归到“我”的范围，今天西方的价值原点和精神支柱，主体正是奠定在大写的“我”之上。

因此，近代科学一开始，就给自己规定了使命性的任务--必须有所作为。

所以，便不难理解近代科学形而上学的基础为何是控制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了，这正是新兴科学的本质。

为达到对目标有效的控制，保证结果的高效性，就必须尽可能的减少各种各样的不确定因素。

因此，新兴科学的一个基础要求，是把科学家个人的追求、个人的爱好、个人的情绪排斥在科学研究之外，目的是通过这样“去人化”的过程，来保证科学研究的客观性。

在这种构建下，自然界在本质上是冷冰冰的，仅是一种纯粹物的结合，只是一个数学体系，是在人类之外跟人类毫不相干的一个体系。

为了更好的达成其控制和征服的目标，科学便进一步创建了一个新的控制论模型，即刺激/反应型的因果概念。

也就是掌握不同的输入会导致什么样的输出，从而完成对自然系统甚至社会系统的控制。

可随着技术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自然界本身未必是一个机械式的体系，我们的生命系统也未必是可以完全还原的。

因此，古典科学便又产生出很多新的学科，比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超循环理论、耗散结构理论、非线性科学、混沌学和生态科学等等。

科学的主流，籍此而从某种意义上培养了人类对于自然的“自豪感”和“傲慢感”，它是一种因拥有科学知识所产生的对于自然的傲慢，包括对于其它物种的“优越感”，以致缺乏对各类事物的“同情”--没有一颗同情之心，乃至对万物的“无情”之心。

在短短几百年内，科学便把人类这个物种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好像是实现了人类的主体意志。

但在以控制论为主导的体系里，热力学第二定律所规定的熵增现象和自然系统的不确定性等等，仍然是我们至今难以逃避和突破的界限。

原则上我们好像可以预言自然界的未来反应，好像可以知道我们行为的后果，但是现在的结果却是越来越不能肯定了。

相较之下，纵观中国的传统学科，几千年来却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植根于人，取法自然的中国传统文化，貌似对自然界所隐藏之决定论的“规律”缺乏足够的洞察，在征服自然的大时代大主题面前好像也发挥不了什么有效的作用，看起来似乎还是一种很初级和很低级的学问。

但正是这种“未变之变”才是属于它自己真正的科学，其意义并不能从单纯的有用性，简单地从控制与改造的角度来理解。

虽然它与西方数理实验科学是完全不同的一种科学传统，但它聆听自然，对自然始终保持着一种虔诚的态度，保持着一种谦恭的态度。

现代科学的实验方法，往往是把事物切开、分解后来进行研究，所谓了解了局部就知道了整体，窥一斑而知全身。

这若是建立在时间和空间的均匀性之上，当然没有问题，可世界本没有普遍统一性，人类的一切知识本质上都来源于活生生的自然，不是来自实验室中的自然切片。

传统中国文化，没有具体的实验室，所要求的仅仅是对生命本身的一种直接的接近，它所要直面的对象不是无情的，而是有情的。

它不要求冷冰冰的“客观”，而是要必须对研究对象付诸情感。

如果功利性的、力量型的、征服和控制型的科学是科学，那么这样沉思型、亲近自然的理性科学是不是科学呢？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承认事物在“不易”之下的“变易”，也就是认可和尊重万物的多样性，并基此而求“和”，将捍卫其多样性为自身的“天命”，决不会以追究现象背后的数学结构来消灭物物间的差别。

虽然它也试图不断去把握万物背后的“简易”--“道”，但求道必须“率性”而为，天地间的多样性正是人类生活意义的根本，因此维护自然生态即是对文化生态的成全。

这恰好是对西方数理实验科学局限的前导与纠正。

所以，抛开现有制度不谈，这也是为何中国人比较容易接受西方“法制”的条件，却难以接受其“法治”观念的原因，此实际和有无所谓的“契约精神”无关。

在一个法天法地法自然、以道德约束行自律为最高追求的文化传统里，不管是使用法律这种方式来治理国家，还是按照法律的要求来治理国家，法律都只会被视为工具，很难被尊为最高的准则。

高立意，必然产生鱼龙混杂，也因此大多数中国人很容易流于接受“科学”作为工具，却很不容易触发其“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这亦是被人抨击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科学”的弊由。

正是这种高低差的难以统一，中国文化中“随机应变”沦为了“见机行事”，于是便索性功利得毫无原则，总是在在处处可以通融。

如此通融之术，将圆融作圆滑，于是“祖宗不足法”，传统文化也成了工具。

殊不知，“不足法”不是要我们蔑视前人、否认过去，正如苏格拉底所说：“未经省察的的生活不值得过”，任何理想都需要通过批判方式而获得，并不是通过祖宗传下来，也不是通过某种宗教信条灌输下来，一定是要通过理性的考察、理性的论证才获得。

没有文化依赖的科学是不存在的，没有科学支撑的文化是难以为继的。

我从不认为文化与科学之间泾渭分明，它们本就具备一种内在的关联，本是相辅相成，彼此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文化是存异的，但文明一定是趋同的，传统中国或许不是近代科学的故乡，却也绝不是没有科学精神地方。

人类对自由、对理性，对真理的单纯追求，东西南北概莫能外。

文化的根本内涵、科学的核心精神，或许就是对于自由的追寻和坚守。

如果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丧失或缺乏了自由的维度，这个民族和这种文化也许就真的应该“寿终正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