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英Buddhism 梵Buddha-s/āsana 或Buddhānus/āsana,巴利名Buddha-sāsana。
注:/代表s上面一小撇。
):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由据今天三千多年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所创,他的名字是悉达多(S.Siddhārtha, P. Siddhattha),他的姓是乔达摩(S. Gautama, P. Gotama)。
因为他属于释迦(Sākya)族,人们又称他为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
广泛流传于亚洲的许多国家。
西汉末年经丝绸之路传入我国。
佛教简介原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这样说:“胡适当年写《中国哲学史》半途辍笔,就是因为当时不懂佛学写不下去了。
还有一位我国当代著名的史学家范文澜早年曾对佛教文化采取过虚无主义态度,但到了晚年却开始系统地钻研佛经,表示自己需要补课。
这位史学家对人说,在中国历史上,佛教和文化关系如此之深,不懂佛学就不懂中国文化。
可是现在人们还是不重视研究佛教,把它看成粗俗的宗教迷信。
例如对玄奘这个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翻译家、旅行家、语言家和佛学大师,在西方学者的世界史著作中都给他留下了应有的篇章。
在印度他的名字更是家喻户晓,印度前总理尼赫鲁把他尊为历史上的四大伟人之一。
但在中国,人们反而只知《西游记》里的唐僧,不知中国文化史上的玄奘。
更有甚者,有人还把佛教文化,这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单纯地当作生财之道,发生了许多不该发生的事情,授人以中国不尊重文化的话柄。
现在许多人虽然否定佛教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可是他一张嘴说话其实就包含着佛教成分。
语言是一种最普通最直接的文化吧!我们日常流行的许多用语,如世界、如实、实际、平等、现行、刹那、清规戒律、相对、绝对等等都来自佛教语汇。
如果真要彻底摒弃佛教文化的话,恐怕他们连话都说不周全了。
因此,今天在制订文化发展战略时应该提出认真研究佛教文化精华的问题。
”[1]马克思、恩格斯对宗教(主要是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的论述颇多,但专门涉及佛教的甚少,目前发现的仅有两处。
一处是恩格斯在《自然辨证法》一书中谈到的:“辩证的思维——正因为它是以概念自身的性质的研究为前提——只有对于人才是可能的,并且只对于相对高级发展阶段上的人(佛教徒和希腊人)才是可能的。
”这里,恩格斯明确肯定了佛教徒是“相对高级发展阶段上的人”,具有辩证思维。
另一处则是马克思对于一部佛学专著的关切和评定。
1861年5月10日,马克思在伦敦致信当时在曼彻斯特的恩格斯时提到:“在柏林还访问了弗里德里希·科本,发现他"在柏林还访问了弗里德里希.科本发现他丝毫没有改变,只是发胖了,而且有点'难看',我和他在一起单独喝了两次酒,对我来说真是一大乐事。
他赠送给我两卷他所著的《佛陀》──一部很重要的著作"。
科本是德国的政论家、历史学家、佛教史专家,著有《北六神话导论》、《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反对者》等著作。
马克思称为"很重要的著作",《佛陀》一书,全名为《佛陀的宗教》,第一卷记述佛陀的生平与阐述南传佛教的纲要;第二卷阐述西藏的密宗。
德国是西方国家中最早洞察佛教教义并明显赞美佛教的一个国家。
科本《佛陀的宗教》是德国出版的第一部佛学专著。
1848年9月1日恩格斯致科本的信中深情的写到:马克思可能已经对您说了我们在那被驱逐出境的不眠之夜,常想起您,我可以肯定的说您是我们在柏林唯一怀念的人佛的定义佛陀。
大论云。
秦言知者。
知过去未来现在众生非众生数。
有常无常等一切诸法。
菩提树下了了觉知。
故名佛陀。
后汉郊祀志云。
汉言觉也。
觉具三义。
一者自觉。
悟性真常。
了惑虚妄。
二者觉他。
运无缘慈度有情界。
三者觉行圆满。
穷原极底。
行满果圆故。
华严云。
一切诸法性无生。
亦无灭。
奇哉大导师。
自觉能觉他。
肇师云。
生死长寝莫能自觉。
自觉觉彼者。
其唯佛也。
妙乐记云。
此云知者觉者。
对迷名知。
对愚说觉。
佛地论云。
具一切智一切种智。
离烦恼障及所知障。
于一切法一切种相。
能自开觉。
亦能开觉一切有情。
如睡梦觉。
如莲华开。
故名为佛。
大般涅槃经卷第二十、梵行品第八之六中有经文:“见佛性者。
非众生也。
”大般涅槃经卷第四、如来性品第四之一中佛说:“我已久住是大涅槃种种示现神通变化。
于此三千大千世界百亿日月百亿阎浮提种种示现。
如首楞严经中广说。
我于三千大千世界或阎浮提示现涅槃。
亦不毕竟取于涅槃。
或阎浮提示入母胎令其父母生我子想。
而我此身毕竟不从淫欲和合而得生也。
我已久从无量劫来离于淫欲。
我今此身即是法身。
随顺世间示现入胎。
善男子。
此阎浮提林微尼园。
示现从母摩耶而生。
生已即能东行七步唱如是言:我于人天阿修罗中最尊、最上。
父母人天见已惊喜生希有心。
而诸人等谓是婴儿。
而我此身无量劫来久离是法。
如来身者即是法身。
非是肉血筋脉骨髓之所成立。
随顺世间众生法故示为婴儿。
南行七步示现:欲为无量众生作上福田。
西行七步示现:生尽永断老死,是最后身。
北行七步示现:已度诸有生死。
东行七步示:为众生而作导首。
四维七步示现:断灭种种烦恼、四魔种性。
成于如来应正遍知。
上行七步示现:不为不净之物之所染污,犹如虚空。
下行七步示现:法雨灭地狱火。
令彼众生受安隐乐。
毁禁戒者示作霜雹。
我于阎浮提示现出家受具足戒,精勤修道。
得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
众人皆谓是阿罗汉果易得不难。
然我已于无量劫中成阿罗汉果。
为欲度脱诸众生故,坐于道场菩提树下,以草为座,摧伏众魔。
众皆谓我:始于道场菩提树下,降伏魔官。
然我已于无量劫中久降伏已。
为欲降伏刚强众生故现是化。
我又示现大小便利,出息入息。
众皆谓我有大小便利、出息入息。
然我是身,所得果报,悉无如是大小便利、出入息等。
随顺世间故示如是。
我又示现受人信施。
然我是身都无饥渴。
随顺世法故示如是。
我又示同诸众生故,现有睡眠。
然我已于无量劫中。
具足无上深妙智慧远离三有。
进止威仪。
头痛、腹痛、背痛、木枪、洗足、洗手、洗面、漱口、嚼杨枝等。
众皆谓我有如是事。
然我此身都无此事。
我足清净犹如莲花。
口气净洁、如优钵罗香。
一切众生谓我是人、我实非人。
我又示现受粪扫衣,浣濯缝打。
然我久已不须是衣。
众人皆谓:罗睺罗者是我之子。
输头檀王是我之父。
摩耶夫人是我之母。
处在世间受诸快乐。
离如是事出家学道。
众人复言:是王太子瞿昙大姓。
远离世乐,求出世法。
然我久离世间淫欲。
如是等事悉是示现。
一切众生咸谓是人,然我实非。
佛教的精神与特色《胜天王般若波罗蜜经》卷五〈证劝品〉:尔时,佛告治世圣王言:…大王,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通达一切法名为正法,所谓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分、八圣道分、空、无相、无愿,通达平等名为正法。
‟“治世圣王白佛言:…世尊,菩萨摩诃萨云何行般若波罗蜜于大乘中恒得胜进而不退堕?‟“佛告治世圣王言:…大王,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因正信故而得胜进。
何者正信?知一切法不生不灭自性寂静,常能亲近正行之人,不应作法终不造作,心离散乱听受正法,不见说者,不见我听,勤修精进令得神通,身心轻举教化众生,不见我有神通、能化、众生受化。
何以故?大王,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不见我,不见众生,二处平等,则得胜进而不退堕。
大王,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摄护诸根不令取著,一切资生起无常想,知法寂静命如假借。
大王,菩萨摩诃萨如是行般若波罗蜜,于大乘中心不放逸。
大王,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于其梦中尚不忘失菩提之心,教化众生令修佛道,一切善根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见佛神力欢喜赞叹。
大王,菩萨摩诃萨如是行般若波罗蜜,则能速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是故,大王,当勤精进莫生放逸,菩萨摩诃萨欲求法者勿著五欲。
大王,一切凡夫于欲无厌,得圣智者则能舍弃。
人身无常寿命短促,是故,大王,应离世间求出世道。
大王,今者供养如来所得善根,应作如是四种回向——自在无尽、法无尽、智无尽、辩才无尽,此四回向与般若波罗蜜同,皆悉无尽。
大王,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应净身口意戒。
何以故?为闻思修故,以方便力教化众生,以般若力降伏诸魔,愿力成就行不违言传入中国此段以下内容节选自赵朴初老居士所编著之《佛教史略》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佛教正式由官方传入中国明帝永平十年(67年)明帝夜梦金人飞行殿庭,明晨问于群臣。
太史傅毅答说:西方大圣人,其名曰佛;陛下所梦恐怕就是他。
帝就派遣中郎将蔡愔等十八人去西域,访求佛道。
蔡愔等于西域遇竺法兰,摄摩腾两人,并得佛像经卷,用白马驮着共还洛阳。
帝特为建立精舍给他们居住,称做白马寺。
于是摩腾与竺法兰在寺里译出《四十二章经》。
这几乎是汉地佛教初传的普遍说法,也为我国历史教科书所采用。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到了后汉末叶桓灵二帝的时代(147—189年),记载才逐渐翔实,史料也逐渐丰富。
其时西域的佛教学者相继来到中国,如安世高、安玄从安息来,支娄迦谶、支曜从月氏来,竺佛朔从天竺来,康孟详从康居来。
由此译事渐盛,法事也渐兴。
一、汉人出家之始:汉人由信佛而出家修道的,如赞宁《僧史略》卷上《东夏出家》题下,有“汉明帝听阳城侯刘峻等出家,僧之始也;洛阳妇女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等语。
按刘峻等出家事出《汉法本内传》。
《内传》伪书,不足置信。
可是《高僧传.佛图澄传》中,有“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等语,似乎其时已经有汉人出家,然后才有此项禁令。
而汉人出家为沙门见于载籍的,是从严佛调开始,如《出三藏记集.安玄传》中称“沙门严佛调”,又说他“出家修道”;《出三藏记集》又转载《沙弥十慧章句序》,下题“严阿祇黎(即阿奢黎)浮调所造”。
然而《释氏稽古略》说,在佛调以后八、九十年的朱士行,是汉土最初为沙门的;《历代三宝记》也称佛调为清信士。
这大概是因为从汉代以来,虽然佛法已经流行,但道风未纯,比丘出家只以剪落须发作区别,未禀律仪;到魏嘉平二年(249年),中天竺沙门昙柯迦罗(法时)来到洛阳,建立羯磨法,创行受戒,中土才有正式的沙门,而登坛受戒的朱士行为最早,因此把他作为中土沙门之始。
二、民间建寺造像之始:《后汉书.西域传》中叙述桓帝奉佛之后说,“百姓稍有奉佛者,后遂转盛”,可见当时民间的奉佛也由少数而逐渐增多;但其具体情况,只笮融奉佛一事见于现存的文献。
据《后汉书.陶谦传》和《吴志.刘繇传》说:献帝时,丹阳人笮融聚众数百人,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下邳、彭城三郡的运漕。
融于是断三郡的委输,“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余人。
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
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席及观者且万余人”。
又依《出三藏记集》所载《般舟三昧经记》载,说明献帝时洛阳也有佛寺。
从《吴志.刘繇传》所述笮融事看起来,后汉末民间的奉佛,有其种种原因,这和宫廷中只以求长寿祈福为目的者有所不同。
佛教对中华文化的贡献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中,历史最悠久的宗教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