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回归原点的思考
《人民教育》杂志2011年第1期刊载了五位记者的“年终综述”，分别是李帆的《让教育回归“常识”——写在岁末年初的一些思考》（以下简称“李文”）、冀晓萍的《人，究竟该怎样成长——2010年末，关于人格教育的思考》（以下简称“冀文”）、余慧娟的《教学改革的方向性思考》（以下简称“余文”）、钱丽欣的《开创学生美好的未来》（以下简称“钱文”）、程路的《何来善缘结恶果——反思2010年发生的两起青少年恶性暴力犯罪案件》（以下简称“程文”）。

说是“年终综述”，其实这五篇文章都没有对2010的工作业绩做“年终盘点”，也没有对当前的教育形势作系统陈述，而是不约而同地回到教育原点，对教育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了深层次的“思考”：教育的本质是什么？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教育怎样培养人？怎样尊重和敬畏教育规律？这些看似“常识”性的问题却始终困扰着我们的教育工作者。

在前不久我参加的一次“尊重和敬畏教育规律”的专题研讨会上，许多与会的中小学校长和教师还埋怨这样的话题离我们太远，对基层教育教学工作没有指导意义。

然而这五篇文章会给我们新的启发，就像一个出远门的人走了一段路又停下来思考：我出发的方向对吗？我走的路对吗？
一、素质教育的核心是“人格教育”
关于“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多年来我们几乎就没有停止过这方面的讨论。

从上世纪80年代关于教育本质的讨论，到90年代素质教育的提出，到2001年开始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倡导
的综合素质评价，到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的“坚持育人为本”，都是在探讨这一问题。

虽然我们搞了近二十年的素质教育，但实际上在许多地方，“素质教育还只是停留于表层，徘徊于外围，还未深入到学校教育的内核——现实的课堂教学”。

正如“余文”所质疑的：“不补课就是素质教育吗？搞唱歌、跳舞、社会调查就是素质教育吗？”“素质教育背景下的课堂教学改革，必须首先在目标上回到人本身，回到作为‘完整的人’的需求上来，回到人的核心素质上来。

”
“人的核心素质”是什么？核心素质是“人格”，所以几篇文章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人格教育”的问题。

如“冀文”中提出目前的教育“忽视了人的情感、理想等形而上的应然追求，特别是人格培养被排挤在教育的边缘”。

呼唤“教育良知的回归，希望找回人格教育应该占据的重要席位”。

“程文”通过三个青少年杀人案件的分析，说明目前许多受过教育的青少年人格不健全，缺乏起码的道德底线和法律底线。

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个性”和“人格”是两个具有同样含义的名词，都是指一个人所具有的各种比较重要的和相当持久的心理特征的综合，是一个人的基本精神面貌。

我们培养的学生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人格？孙云晓老师给健康人格列了五个指标：“第一是自信的还是自卑的；第二是友善的还是冷漠的；第三是有责任感的还是没有责任感的；第四是善于自我管理的还是生活杂乱的；第五是有抗挫折能力的还是脆弱不堪的。

”前者就是健康人格，后者就是不健康人格。

这些可供我们参考。

创造了“美国56号教室奇迹”的雷夫?艾斯奎斯（洛杉矶市霍伯特小学的教师）认为：“人格品性才是教育的本质。

”“我总是提醒学生：一生中最重要的问题，永远不会出现在标准化测验上。

不会有人问他们第56号教室所重视的议题：品格、诚信、道德与胸襟。

我们为什么会如此漠视这些人生重要的课题？或许是因为稍稍提高分数很容易，教导诚信和道德的难度却很高。

然而，我们如果想培育非凡的学生，就必须正视这些议题。

”
其实我们中国也有一个雷夫式的人物，这就是北京22中的数学特级教师孙维刚，他从1980年起进行“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教育教学实验”，成功地完成了三轮持续17年的教学改革实验（2002年因癌症去世）。

他从初一接新生，当班主任，教数学，直到高三毕业，六年一循环。

他曾创造了一个非重点中学的实验班55%的学生考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奇迹，然而孙老师去世后，他的一个学生写了5000多字的长信寄给报社，她说：“人们提起孙老师，总会因为‘全班55%考上清华北大’而说他神奇，可这55%并不是孙老师看重的，他最想做的是把我们培养成品德高尚的人。

”每届实验班他都建立班规，如第三轮实验班的建班方针是：第一，诚实，正派，正直；第二，树立远大理想和宏伟抱负，争取为人民做较大贡献；第三，做一个有丰富情感的人。

他说：“人们喜欢说，这是一个多元的时代，做人成长没有惟一的标准，但我认为还是有最高标准的，比如正派、诚实、无私。

”
二、违背学生成长规律的做法是“残忍”的教育行为
“李文”中谈到的一个案例让我感到震撼：印度政府为了阻止一个5岁的小男孩辛格参加500公里的马拉松长跑，竟然出动警察封锁了辛格长跑的路线。

因为“让一个孩子去尝试不属于他年龄的生活，是一种极大的残忍。

国家可以不要神童，但有责任保护一个孩子的生命健康”。

所以“钱文”中谈到“成长规律是最大的教育规律”。

我们经常说要尊重教育规律，但我们真的了解儿童的成长规律吗？如“钱文”中所谈的医学中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我们有多少教育工作者知道？“一二年级小学生为什么觉得数学难？”仅仅是因为学生不努力吗？“6岁的孩子握笔和写字姿势都不对”，仅仅是因为学习习惯不好吗？“钱文”在医学中找到了答案：“医学研究表明，学好数学需要注意力、空间排序、记忆、语言等6种神经功能发育成熟。

多数六七岁的孩子这方面神经发育尚未成熟，因而会觉得困难，容易产生失败感。

”“6岁的孩子手指肌肉尚在发育过程中，握力不够，只有用手指握住笔的最底端才能用得上力；而这个姿势，手指会挡住所写的字，只有把头歪下去才能看得见。

”对于这些成长的规律，我们有多少教育工作者真正了解？
如果说在生理学上需要遵循孩子的成长规律，在心理学上是否也要遵循孩子的成长规律？现在许多教育工作者提倡对孩子要赏识和激励，但仅仅有赏识和激励是不够的，没有必要的惩罚教育也不能使孩子健康成长。

如“程文”所分析的，有时候“善良会培养凶残”，“善缘会结出恶果”。

当家长和教师对孩子的事情都百依百顺、无原
则地赏识时，“当孩子显著的错误被一而再、再而三故意视而不见的时候”，当“善良”被无限放大后，就开始播撒极恶的种子，善缘很可能会结出恶果。

当孩子“向外归因”成了人格的一部分时，“这个人将会放弃对自己的责任，凡事出了问题都是别人的错，是世道的错，实在没得怪了就会怪自己运气不好”，不健全的人格就这样形成了。

所以在教育中应该保留必要的批评和惩罚，守住道德和法律的底线。

在新加坡的教育中至今还保留了“鞭”罚，对学生的不良行为确实起到了一种威慑的作用。

三、教育者以孩子的名义为自己谋福利是不道德的行为
“冀文”中提出一个很尖锐的社会现象：“教育者是否在以孩子的名义为自己谋福利？”如果说违背学生成长规律的做法是“残忍”的教育行为，而以孩子的名义为自己谋福利就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如有的学校与企业联手大搞商业化运作，通过显性或隐形的广告宣传吸引参观者，学校靠收取门票费提高教师待遇。

在这样的学校，学生每天“被参观”、“被表演”，他们耳濡目染的是教师在拿他们赚钱，对学生的人格教育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如果学校整天熙熙攘攘得像闹市、像公园，学生还能安静地读书吗？原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现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说：我理想中的校园具有两个标准：一个标准是校园要安静。

“安静的环境非常重要。

我们的学校可以不豪华，但一定要很安静。

”这几年“大家把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搞丢了，就是如何让老师和学生安静地坐下来看书、想问题”。

第二个标准是校园要纯净，学校应该坚守社会道德的高地。

再如关于学前教育小学化的倾向，许多幼儿园和社会培训机构为了吸引生源和财源，以“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为名拔苗助长，让幼儿园的孩子学习小学的文化课程。

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不完全是不懂教育规律的行为，而是以孩子的名义为自己牟私利。

所以山东大学徐显明校长在济南的一次演讲中说：“没有道德的教育是一种罪恶”，“我们应该从行为养成的道德要求出发，严禁我们的幼儿园去教孩子学写字，去教孩子学算术，去教孩子学英语，而应从自己提书包、帮同学做事、向长辈行鞠躬礼开始，从小学会如何尊敬长辈，如何跟同伴打交道，如何料理自己的事务。

”
对于教育的诸多问题，我们很多人往往埋怨各种客观因素，而很少考虑教育工作者自身的责任和良知，正如“李文”中所说的：“尽管教育要受社会的影响，但绝不等于教育没有自身独立的价值取向和终极目标：教育不仅要为人才奠基，更要为‘人’奠基。

”要培养学生健康的人格，教育工作者首先自己要有健康的人格。

总之，五位记者的文章给我们的启发不止上述几点，他们更多的是给我们一种暗示和导向：我们不要被眼前的一些教育乱象所迷惑，而应回到教育原点认真地思考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作者作者：王敏勤系天津教科院基础教育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