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所在学院:人文学院学号:2013020084姓名:陆淑敏学科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方向:叙事文学开题题目:莫言小说的生命意识研究导师姓名:魏家文入学时间:2013年09月填表日期: 20 年月日（本表一式二份,学院、研究生院各一份）的《怪才莫言》、朱宾忠的《跨越时空的对话：莫言与福克纳比较研究》等。

相关的研究资料有：扬扬主编的《莫言研究资料》；孔范今、施战军主编的《莫言研究资料》；杨守森、贺立华主编的《莫言研究三十年》（上中下）；蒋林、金骆彬主编的《来自东方的视角：莫言小说研究论文集》、王德威等编的《说莫言》等等。

此外，还有大量关于莫言研究的评论文章，主要集中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一、叙事研究莫言是个会讲故事的作家，他认为“好的小说除了语言就是故事”。

他用独具一格的叙事姿态创造了一部又一部质量上乘的作品。

而他的小说之所以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其原因之一就是小说的叙事艺术。

因此，研究者从叙事的多个方面的进行了论述。

王西强探讨了莫言小说独特的叙事视角，并称之为“我向思维”即“我叙事”和“类我叙事”也即是作家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和复合人称视角来叙述故事。

这种“我向思维叙事形成了叙述时间和故事时间的交错和间离”，增强了小说的“审美冲击力和叙事移情能力。

”程德培、王育松等人则分析了莫言小说的中童年叙事视角，认为童年记忆（饥饿、孤独、无爱等）是莫言创作的源泉，它既缠绕莫言的文学世界又参与这个世界的建构。

丁兴国、陈海权，分析了莫言小说中叙事的狂欢化特征，而谭桂林则进一步深化研究，将生殖崇拜与狂欢化叙事联系起来分析《丰乳肥臀》，认为“狂欢根植于生殖崇拜”。

王者凌分析了小说中的“怪诞”，张军论述了莫言小说中的“反讽”。

此外还有研究者关注到莫言小说的寓言和神话。

季红真认为神话是莫言文体形式自由变换的最基本的结构，这种神话结构是“以儿童的心理与想象力为胚胎孕育成长起来的”，儿童的自由的独特的想象力使他创作出“各种叙事的外部文体”，同时神话思维又使他的视野在历史与现实中自由变换。

李洁非认为“莫言的创作自其手法、题材屡有变化的同时，始终如一的坚持了他对小说的寓言性的总体追求。

”二、民间立场研究“民间”理论被提出以后，不少学者注意到了莫言与民间文学之间的关联性，而莫言也毫不掩饰民间文化对他的影响，他认为真正的民间写作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

目前，关于莫言作品民间思想的研究，已有不少学者做出了论述。

宋明炜在《对战争历史的民间审视：〈红高粱〉》中认为《红高粱》的“民间立场体现在情节框架和人物形象两方面”。

情节上，突显暴力等内容；人物塑造上，强烈渲染“富有原始正义感和生命激情的民间色彩。

”陈思和在《莫言近年小说的民间叙述》一文中，认为莫言小说创作风格的变化并不是从西方魔幻现实主义回归本土，而是对民间文化从不自觉到自觉的有意探索，并指出莫言创作的民间立场是现实的民间和知识分子的民间的二元统一。

张柠在《文学与民间性—莫言小说里的中国经验》中，提出莫言小说中的民间话语方式有：“辱骂，贬低，同归于尽或返回自然”；“遗忘，反历史或记忆边界的丧失”；“滑稽，狂欢或心血来潮”；“批判性或现实主义的代价”；“反抒情或对残酷经验的迷恋”；“死亡与复活，欢乐与信念。

”王金胜在《民间文化与莫言小说的传奇性》中认为，莫言的小说充分利用民间文化资源，用“民间传奇这种传统的艺术形式”作为其创作基石，创造出具有传奇性的小说。

周红莉在《理论莫言的民间心理建构及其创作镜像》一文中分析认为，莫言用他浓厚的本土意识，并扎根于“生命本土”的民间心理创作出了一个在“官方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话语之外”的现代民间世界。

总之，民间立场的研究主要是探寻莫言作品对民间资源的整合利用及其民间思想的内涵。

三、比较研究比较研究是研究者们比较热衷的研究视角之一。

一些研究者将莫言与国外作家进行比较，这主要集中在分析莫言创作受到外国作家影响及莫言的超越上。

王国华、石挺的《莫言与马尔克斯》，李迎丰的《福克纳与莫言：故乡神话的建构与阐释》分别探讨了莫言创作对马尔克斯与福克纳的借鉴以及不同之处。

康林比较了莫言与川端康成，认为《白狗秋千架》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雪国》，但本质上它更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王冲、石挺则分析了《欢乐》对塞格林的《麦田的守望者》的借鉴与超越。

同时，也有研究者将莫言与卡夫卡、大江健三郎等进行比较。

一些研究者则将莫言与国内作家进行比较，主要表现在：传统文化对莫言的影响、莫言对前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莫言与其他作家异同。

胡河清在《论阿城、莫言对人格美的追求与东方文化传统》一文中从东方文化的审美体系分析莫言小说中人格美。

孙郁的《莫言：与鲁迅相逢歌者》，罗兴萍的《试论莫言<酒国>对鲁迅精神的继承——鲁迅精神在1990年代研究系列之一》主要论述了莫言对鲁迅精神的继承与发展；沈玉玲将莫言与沈从文比较，认为一方面，“莫言继承了沈从文对挖掘人性内涵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在“民间立场”和“历史”认识上有了创新。

应玲素则分析了苏童与莫言创作的童年视角，认为二者小说中“写实的现实世界”和“写意的超现实世界”使小说充满象征意味并形成了“幽深、扑朔迷离的审美效果。

”此外，将莫言与张承志、马原、残血、贾平凹等进行比较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樊星的《文学的魂——莫言与张承志》，李咏吟的《莫言与贾平凹的原始故乡》等。

四、批评研究长期以来，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一直形影相随，作家与批评家之间也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关系。

关于文学批评，鲁迅在《看书琐记》中曾说过：“文艺必须有批评；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坛干净，那所得的结构倒是要相反的。

”当评论界在赞扬莫言的同时，也出现了批评的声音。

一些研究者从整体上进行论述，王干从“仍是文化奴隶”和“感觉救不了作家”两方面指出莫言作品中是一种反文化的失败，而且他认为这种反文化的做法会“削弱中国文学的力量，涣散一些作家的心理结构、文化结构”；王金城认为文本重复是莫言小说的一大“内伤”；周景雷指出了莫言小说的困境与堕落。

另外一些研究者则对单部作品进行批评，李清泉在《赞赏与不赞赏——关于〈红高粱〉的话》中对《红高粱》进行了批评，他认为作者在“尊颂激扬之中，欠些理智；或者在人物活动历史环境的翻检审视中，有所疏漏。

”并认为对于罗汉大爷的凌迟死法强烈的刺激了人的神经“以致模糊和钝化了其他的感觉”且“背离了常识性的美学判断。

”何绍俊、潘凯雄批评了莫言的《红蝗》，认为作者在作品中“毫无节制的纵容自己某一情绪”，“表现主观意图”，一味的表现丑的事物，不仅破坏了小说的主题，还形成了“堆砌”以及“做作”的弊病；李建军从文体、语言等角度审视，认为《檀香刑》的文体和修辞效果呆板、做作；“语言“粗糙、生涩小说缺乏“分寸感和真实性”；另外还有陈淞《迟到的批评——莫言<丰乳肥臀>择谬述评》等。

尽管有些批评过于吹毛求疵，但总的来说，比较全面的指出了莫言小说中存在的问题。

五、艺术特色研究艺术特色涵盖面比较广，目前主要有几个方面：（1）文体学视角。

如张闳的《莫言小说中的基本主题与文体特征》，张志忠的《莫言文体论》，从整体上分别论述了莫言小说的文体特征。

（2）艺术感觉研究。

读莫言的小说，就像体验一场感觉的盛宴，他独特的艺术感觉让他的文学王国变幻莫测。

评论界对此褒贬不一。

张志忠认为莫言的小说的艺术感觉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和通感能力，还能化“熟识为陌生”、“关照主观着生活的明晰度和混沌感。

”大卫则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莫言无处不在的感觉将小说的显性和隐形意蕴全部呈现在读者面前，一味给予读者而缺少读者能动的参与，这是在“为自己的感觉模式制造一种盲视无限和神秘的宿命。

”（3）美学审视。

莫言的小说中有大量的丑恶形象。

从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就已显现，到了《欢乐》、《红蝗》作者更是将丑恶写到了极致。

对此进行褒扬的有：丁凡的《亵渎的神话：<红蝗>的意义》、杨联芬的《莫言小说的价值与缺陷》，李洁非的《莫言小说里的“恶心”》等；而持否定态度的有：王金城的《审美到审丑：莫言小说的美学走向》，他认为莫言对丑把握失控，使得丑在他的小说中变成了非审美意义的丑，即是“以积极的恶的形式对生活美粗暴地予以否定，表现道义上的恶和违反生活常态的畸形。

”它不能客观的展现现实世界；还有贺绍俊、潘凯雄的《毫无节制的<红蝗>》等。

（4）人物形象。

莫言的小说塑造了一系列鲜活的人物形象。

王金城、李以洪等人探讨了莫言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并通过女性形象的分析论述了莫言小说中的生殖崇拜和母性情结；还有研究者探究了莫言小说中的男性形象，更有研究者论述了莫言小说中的残缺人物形象以及农民形象等。

六、海外研究莫言的作品在国外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迄今，他的小说已经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像《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酒国》等都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其中《红高粱家族》已经被翻译成了二十多种文字。

目前，海外学者对莫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莫言对国内外学者的继承与创新、莫言小说的主题、人物形象、民间立场等方面，这些与国内学者的研究视角差别不大，但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在具体分析时又呈现出很大的差异。

他们在分析莫言作品主题、人物形象时，往往从政治立场、意识形态出发，呈现出一种政治批评的视角，并且着重从民族的、精神的视角挖掘作品中人物的象征意义，如杨晓斌《酒国：奢华的衰退》，钟雪萍的《杂种高粱和追寻男性气概》。

此外，比较研究也是海外莫言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主要是论述了中外文学对莫言创作的影响以及莫言与中外其他作家的异同，如托马斯·英奇的《莫言与福克纳》。

文学即是人学，莫言的小说也不例外，在他的作品中始终有一个内在主题贯穿其中，那即是对生命的关注。

到目前为止，已有不少研究者论述了莫言小说的生命意识。

陈炎在《生命意志的弘扬酒神精神的赞美——以尼采的悲剧观释莫言的<红高粱>》一文中认为，《红高粱》的主题是对“生命意志的弘扬，酒神精神的赞美。

”而这种生命意志在作品中则表现为：生命感觉和强烈的生命欲望；李掖平的《重振古老民族的生命元气——对莫言小说生命意识的一点重估》论述了莫言对生命力量的赞美。

赵歌东的《种的退化与莫言早期小说的生命意识》认为，“种的退化”是莫言早期小说的生命意识又是莫言创作的生命基调，同时又有改良国民性的现代启蒙意义。

王慧《莫言小说点评》认为莫言小说中的生命意识主要表现为：对野性的顽强的原始生命力的彰显和“对人性中一种永恒不灭的生命的渴求。

”张灵的《“道成肉身”的艺术证悟——莫言小说中的身体与生命主体精神》则从身体感受出发，认为莫言的作品是“生命肉体、生命物质与生命精神存在、主体性存在”的统一，即灵与肉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