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心得：复制推广自贸区经验需要注意的若干问题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一项重大国家战略，是我国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一年多后，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依托现有新区、园区，在天津、福建、广东特定区域再设三个自由贸易园区（以下简称自贸区），力图在更大范围推动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

除自贸区外，我国还有许多区域开放型经济比较发达，进出口总量大，对外经贸活动频繁，与自贸区一道是引领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在全球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调整的背景下，这些区域亟须发挥优势、抢抓机遇，加快复制推广自贸区经验，提高适应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能力，着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带动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整体提升。

复制推广自贸区经验时不我待2014年12月，国务院发文部署推广上海自贸区可复制改革试点经验工作，明确了可复制、可推广的35项改革措施，并强调：原则上，除涉及法律修订、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事项外，能在其他地区推广的要尽快推广，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要推广到全国。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一大批城市利用独特优势，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等机遇，以各类开发区为载体，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农转工”“内转外”取得显著成效。

进入21世纪，面对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日益加剧的要素制约和日趋激烈的外部竞争，这些城市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已经发生显著变化，必须在抓紧复制推广自贸区经验的基础上开拓创新，着力推动开放型经济的“量转质”。

金融危机至今，全球经济复苏缓慢脆弱，发展模式面临新的调整。

发达经济体复苏步调不一，美国和英国反弹明显，日本经济有所改善，欧元区整体乏力。

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内部分化，特别是俄罗斯经济持续下行。

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升温，经贸摩擦政治化倾向抬头。

同时，新一轮区域经济合作蓬勃发展，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等超大自由贸易区正加快孕育，各类自由贸易协定大量涌现，将对经济全球化的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当前，国内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三期叠加”影响日益凸显，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动力不足，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价格进入集中上升期，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不断强化，低成本制造的传统优势受到削弱，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剧，房地产、金融等领域存在风险隐患，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

近年来，我国沿海开放城市的综合营商成本、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等支撑快速发展的有利因素均发生较大变化，原有的以出口导向型制造业为主的开放服务体系已不能很好地适应新情况、新要求。

上海自贸区和深圳前海、福建平潭、珠海横琴等区域在贸易便利化、服务业开放、外资准入管理等方面都有重大突破性改革。

中西部地区则凭借较为充沛的要素资源优势，展现出强劲增长势头。

特别是紧邻自贸区的城市，面临高端虹吸、底端蚕食的可能，开放型经济主要指标增速趋缓，向改革要红利已成为这些城市新一轮发展的必然选择。

四大自贸区各有所长扩围后，上海自贸区深化改革开放的内容仍然锁定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创新投资管理制度、创新贸易监管制度、创新金融制度、加强法制和政策保障等五个方面，核心内容仍然体现在投资、贸易和金融的“三个自由化”。

实质性的重大突破，在于金融制度创新和对外商投资准入的负面清单管理。

天津自贸区被赋予“加快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特殊任务，其余内容基本是复制上海自贸区。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天津自贸区对接和推动“一带一路”的意图十分明显，依托亚欧大陆桥连接功能、发挥中蒙俄经济走廊重要节点作用和海上合作战略支点作用是其参与“一带一路”的关键切入点。

福建自贸区除复制上海自贸区内容外，重点聚焦对台合作，突破性的政策主要体现在服务业对台资开放上，政策含金量较高。

此外，福建自贸区平潭片区享有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广东自贸区的“主打牌”是深化与港澳的经济合作。

这种将我国单方面主动对外开放的自贸园区与国际区域间自由贸易相挂钩的办法的好处是，能够在对港澳台等特定地区的开放中获得更加特殊的政策。

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和珠海横琴新区均享有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将对自贸区外的周边城市产生强烈冲击，预计会吸引大量股权投资企业改变投资的目标城市。

从总体来看，在与自贸区最相关的贸易领域，四个自贸区的贸易改革都是按照“境内关外”的思想来设计的。

由于“境内关外”有利有弊，可以预计，自贸区对其周边城市制造业招商引资不会形成太大影响。

即便有影响，也主要是由审批（备案）速度加快等服务效能提升因素带来的。

但是，自贸区在投资领域的特殊政策，将使得周边城市在服务业开放方面大为落后；在金融领域的特殊政策，将使得周边城市在发展总部经济、特别是跨境财务结算中心方面明显落后。

由于跨国公司更愿意把财务结算中心等功能总部建在自贸区，周边城市的企业特别是外商投资企业的资金流、存贷款规模、利润归集、进出口都可能大为减少，原有企业可能被矮化为更接近生产车间。

复制推广要坚持“两手抓”对于自贸区可借鉴、可复制的改革开放举措，各地应当结合自身现实条件，突出重点、统筹兼顾，从突破性举措争取和一般性改革落地两方面同时入手，全面加快复制推广进程。

依托重大载体平台，全力争取实质性、突破性改革开放政策。

很多地区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很多独创之策、首创之举，特色鲜明、亮点突出。

复制推广自贸区经验，同样不能搞简单的拿来主义，而应结合实际需求，积极瞄准具有实质突破内容的改革政策进行积极争取，并大力推进创新运用，充分体现出复制推广的独创性，打造开放型经济新优势。

在现有自贸区改革开放政策中，有一些是事关全局的重大举措，短期内在全国全面铺开的条件不易成熟，争取这些政策必须依托各个城市的重点载体或平台来开展，重点争取以下几方面的突破。

一是继续申报设立自贸区，以此实现自贸区相关政策的一揽子落地。

自贸区的可复制和可推广性不但体现在有关政策措施在全国的统一实施，也包括自贸区本身在全国的点状复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要“建设若干自由贸易试验区……未来结合国家战略需要逐步向其他地区扩展。

”各地应积极关注自贸区区域布局的战略动态，立足长远做好申报的充分准备。

二是在贸易方面要继续力争试行内外贸一体化改革，推进市场一体化、流通企业经营行为一体化、贸易管理机构一体化和内外贸管理规则一体化，实现部分超越自贸区的贸易管理体制改革。

三是在金融方面争取发展跨境财务结算中心所需的相关特殊政策；在投资方面重点争取扩大服务业开放，主要包括争取允许设立外商股权投资基金、跨国公司培训中心及其他生产性服务业项目。

四是在融入“一带一路”战略方面重点争取更多便利化措施。

紧跟国家政策动态，持续推动一般性改革开放举措落地生根。

各地在没有自贸区平台优势的情况下，应通过离散的、持续的争取，逐步让自身的对外经贸政策体系接近自贸区内容。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是很多开放型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个共同特征。

因此，凡涉及改革的措施，都可以用复制推广自贸区的名义来推进。

对于自贸区的一般性的、提升服务效能类的改革举措，地方政府凭自身努力大多可以落实到位，只要想学就能见效。

例如，苏州市早在2014年4月就成立了自贸区设立及功能落实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了由商务部门牵头负责、相关部门协同配合的部门联动机制和集中办公制度；2014年6月出台《关于学习对接上海自贸区发展、深化制度创新的意见》，全面提速复制推广进程。

仅2014年一年，在上海80项改革政策中，苏州已经直接或间接复制31项，其中全部复制19项，部分复制12项。

截至2015年上半年，国务院明确的上海自贸区可复制可推广的35项改革措施，苏州已经借鉴复制了23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一般性复制推广过程中，苏州大胆探索，在个别领域形成了领先全国的经验。

例如，苏州工业园区综保区获批开展贸易多元化试点；跨境人民币贷款的规模管理、用途创新、负面清单管理；区外企业非自产产品全球维修业务等。

此外，虽然上海自贸区并没有明显的特殊财税政策，但已明确其离岸业务将适用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得益于上海市级财政返还等原因，上海部分企业实际承担的所得税率也在15%~16%左右。

深圳前海、珠海横琴、福建平潭三地则均明确享有15%企业所得税政策。

在目前税收分成体制下，大量开放型经济发达城市由于级别较低，要想获得可匹敌自贸区、计划单列市的总部经济招商竞争力、人才竞争力，必须得到省级财税政策支持。

为此，这些城市应积极呼吁、大力争取省级支持，将新增的总部企业税收、高端人才个人所得税省级留成部分返还企业所在地。

紧紧围绕四个方面开展复制推广以投资领域改革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突出国家级开发区的龙头带动作用，加快推动开发区发展从追求速度向追求质量转变，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从同质化竞争向差异化发展转变，从硬环境见长向软环境取胜转变。

狠抓高质量项目引进，力保外资规模稳定。

加快推进外商投资项目审批改革，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营造有利于投资者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

加快开展外资项目快速审批试点，完善企业设立登记“一口受理、一口办理”平台服务模式，进一步精简企业设立登记流程，压缩审批材料。

选择特定地区、特定行业，暂停或取消投资者资质要求、股比、经营范围限制，积极推动金融服务、商贸物流、旅游会展、文化创意、教育医疗等服务业扩大开放，有效吸引高端产业集聚发展。

完善投资者权益保障机制，鼓励外资以参股、并购等方式参与本土企业改组改造和兼并重组，鼓励本土企业海外收购的先进制造项目返程投资，增强吸纳高端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优化境外投资管理流程，减少对外投资核准范围，深入推进以备案制为主的境外投资管理模式。

以金融政策创新强化服务支撑功能。

支持第三方支付机构开展跨境人民币支付业务，争取并扩大跨国公司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集中收付、跨境人民币双向资金池业务试点。

支持中资金融机构在海关特殊监管区设立分支或机构升格、外资银行设立子行、外资保险公司及中介机构设立分支、金融租赁公司设立子公司等。

依托自身重点开放载体和平台，有针对性地推动特殊要素加快集聚，创新集聚区发展模式。

开展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业务，提升跨国公司总部外汇资金集中营运业务内涵，降低企业运行成本，吸引企业总部功能集聚。

积极发展互联网金融，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电子商务企业和金融机构发展互联网金融业务。

以贸易便利化改革推进发展方式转变。

简化通关手续，加速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作业无纸化进程；强化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等部门间的合作，全面推进“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加快与自贸区的通关一体化进程，推动自贸区“先进区、后报关”等一系列监管服务创新制度在本地先行先试。

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推进加工贸易转型，构建加工贸易产品内外贸一体化销售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