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结构主义文论的局限摘要：盛行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结构主义文论已经度过了它的鼎盛期。

它取得了哪些成就,暴露了哪些局限,任然值得我们继续探讨。

由于结构主义文论本身是个复杂的现象,在各个历史阶段和国家的表现不尽一致,所以只能从它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入手来考察它的成败得失,而暂时无暇顾及各别文论家之间的差别。

关键词：结构主义辩证法唯物论二元对立局限一、结构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局限结构主义文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结构主义思潮在文学理论领域的产物。

从认识论上来说,这个思潮是反对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的唯心论的。

它认为不是主体（人）赋予事物以意义,而是客体（物）所隶属的系统（或结构）产生（或决定）它的意义。

举例说,汉语中“我”这个字的意义不是谁赋予的,而是因为在汉语的系统中有“你”、“我”、“他”这些代名词的对比与区分,才显出它的意义来。

在这方面,奥地利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所表述的意见有代表性。

他说,世界是由许多“状态”构成的总体,每一个“状态”是一条众多事物的锁链,它们处于确定的关系之中,这种关系就是这个“状态”的结构,也就是我们研究的对象①。

这个主张有其合理的一面，它重视研究客观事物的内在关系或结构,并视其为决定事物意义的重要因素。

但它也有偏颇的一面，后来的结构主义者提出“结构决定一切”的思想,忽视了主体人通过社会实践在认识事物、决定意义中的重要反作用。

表现在文论里,结构主义小说诗学或叙事学可以完全撇开人的社会存在、作者的意图、作品主人公的性格塑造等重要因素而只谈叙事语法和结构形态,形成一种与现代主义创作思潮相呼应的“非人化”倾向。

这从一个方面说明结构主义思潮的认识论有唯物的因素,但却不是辩证唯物论。

就文论这个范畴讲,结构主义反对了从圣伯甫以来经过泰纳等人的发展至十九世纪末期的朗松而占领法国和欧洲学院的实证主义学派。

长期以来,这个学派以追求真实性为目标,以考证为手段,通过种族、环境、时代和作者生平等因素来分析作品,取得了重大成就,在欧洲起了重大影响。

结构主义者认为实证主义只强调文学外部条件,不重视文学内部条件,不值得去研究。

这种反对也有其正确的一面,实证主义者中的末流确实太忽视对作品本身的种种内在因素特别是艺术形式因素的钻研了。

但结构主义者由于自己走到了另一极端,否认文学语言有指向外在世界的功能,一刀切断文学与外界生活的广泛联系,结果只能是回避文学理论方面的重大问题诸如文学与生活、文学与真实等,而陷在语言的狭隘沼泽里,不能自拔。

这就是它重视形式而又有形式主义倾向的原因。

1 结构主义不彻底的唯物论不彻底的唯物论是结构主义文论家的一个致命弱点。

这使他们本来正确（或有正确一面）的许多理论观点在实践中往往造成失误。

谢拉·谢奈德和让·皮阿遂提出的主张可以作为例证。

谢奈德在一九六五年概括地说道,结构主义的基本理论包括如下三条：一个作品的意义由其本身结构来决定,而不能由其它外界因素（如社会历史条件或作者生平等）强加于作品;作品结构是一个内在的框架,体现客观可知性,不受心理分析学或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结构分析可以使作品与批评家之间产生时间上的距离,从而发现作品的新意义②。

另一位结构主义文论家让·皮亚杰在《结构主义》一书中将他们的理论归纳为三个观念：整体观念—任何事物的结构是按照组合规律有秩序地构成一个整体；转化观念—任何事物结构中的各个部分可以按照一定规律来互相替换或改变；自我制约的观念—任何事物结构内部的各组成部分都互相制约,互为条件③。

上述两位作者虽然用词不尽相同,但是基本思想相当一致,其核心内容可以归纳为两点:第一,他们强调事物结构是一个客观的、内在的完整体系,是它决定各个部分的关系和意义,不受其它外界因素的影响第二,他们强调事物结构内部各组成部分互相制约,互为条件,并且可以按照一定规律变化。

这样一个系统论思想无疑是有正确一面的。

世界上许多事物确实分别隶属于某一个系统,并居于该系统的一定关系中,这种关系是客观存在,有规律可循的,它对具体部分的意义有重大影响。

就一个社会来看,既有经济基础的大系统,又有上层建筑的大系统，在上层建筑的母系统下又有文化的子系统,在文化子系统下又有文学的孙系统,如此等等。

这里既有经济基础这个大系统决定上层建筑这另一个大系统的关系,又有后者起反作用于前者的关系。

一般结构主义者的系统论（关系论）是从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引申为文学本身构成一个系统的,既不承认外界系统与内在系统的关系,也就不承认这种内外系统之间两种基本关系（主从关系和作用、反作用关系）,而死死抱住文学（语言）这个系统本身去孤立地做研究。

这样结构主义的系统论就只能是封闭的、绝缘的、孤立的系统。

在这点上,六十年代法国的结构主义和四十年代的英美新批评（或文字分析批评）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前者只是把后者的字语分析放大为语法式形态分析而已。

我们承认在一定的科学研究阶段,人们往往需要把研究对象暂时孤立起来,以便深入考察它在不受外界干扰情况下的存在状态和活动规律。

但过了这个阶段,人们还得把它与外界因素联系起来,研究它们之间的作用与变化。

以语言学模式为准则的结构主义者对文学这样一种与文化和社会有广泛联系的一东西,只专注于文学本系统实质上常常局限于文学语言本身的研究,而不涉及文化、历史、社会、作者、读者,就显然失于片面化、绝对化了。

这种片面性反映在文论上,就由唯系统论的倾向,走向了唯文学、唯形式、唯语言、唯语法的绝对论。

在文学系统与其它系统的关系上,他们认为只要研究文学本身就行了；在文学内部的诸系统之间,他们又只重视研究形式；在文学形式内部他们只管语言；在语言系统内部,他们主要只研究语法。

这样一层层剥皮简化的结果是文学的丰富内涵到最后只剩下以“二元对立”④为中心的语言、语义层次和以词类分析为主的语法层次了。

有的结构主义者甚至提出是语言创造文学,是语言运用思维,是语言创造人类和世界的谬论。

这就不止是不分主次,而是反次为主了。

文学作品也好,人类思维也好,世界活动也好,当然都要使用语言为手段,文学语点言也确有它的特点,需要认真研讨,但总不能因此就说是语言决定作品和思维,是语言创造人类和世界吧。

后起的结构主义文评家卡勒是察觉到这个缺的,他在《结构主义诗学》里说, “作为结构主义的两个看法是：一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并不具有什么本质,而是由其内在结构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及其在社会体系和文化体系中的地位来确定其意义的；二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并不单纯是一些事物或事件,而是一些具有意义因而可以当作符号来研究的事物或事件”⑤。

卡勒的见解不仅指出文化现象的内在关系,而且指出它在社会体系中地位的重要性,这就好理解得多,正确得多了。

2结构主义不完整的辩证法在形式与内容这对“二元对立”的关系上,卡勒认为“结构主义者倾向于把一切内容都看成形式,或者至少认为内容是使最后完成的形式作品本身得以存在的一种技术手段”⑥。

把文学作品分为内容与形式两项,并使之对立起来,未必是很科学的办法；长期以来,这对概念的提出与应用只是为了认识上、分析上的方便,在缺乏更好的提法以前,我们恐怕还得继续应用下去；重要的是要明确它们之间应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而不仅是在任何条件下总是谁决定谁的一面倒关系。

结构主义者无疑是唯形式论者,他们强调内容是“完成形式”的一种“技术手段” ,要内容跟着形式“倒”。

其次,在强调系统内部有规律的变化时,结构主义者只讲变化,而不分质变和量变,不分必然与偶然,不分主要与次要。

皮亚杰的“转化观念”和“自我制约”,只注重各部分“互相替换和改变”, “互相制约,互为条件”,而没有指出量变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引起质变；互相制约、互为条件中也还有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的区别。

这种理论上的片面性在结构主义叙事学中就表现为对人物、性格和主题思想等决定作品质量的主要条件的忽视,而侧重结构形态和叙事语法等次要条件的研究,例如普罗普关于俄国童话结构的探讨,托多洛夫关于《十日谈》的语法分析就是如此。

就其有限的目的来讲,这些探讨在各自规定的范围内是有益的,普罗普说明了童话这一体裁的普遍的结构形态,托多洛夫发现了叙事学中语义、句法和词语与人物、属性和行为之间的对应关系。

但他们都没有对叙事文学的基本性质有重大阐明。

结构主义文论基本上是描述作品客观结构的理论,不涉及文学的价值标准和审美判断,也不重视文学的社会意义和作家的世界观。

托多洛夫在一九七五年就声称“要从文学研究中除去任何价值判断”⑦。

他们忽视文学的这些重大理论问题,当然是严重的弱点,又是他们封闭的系统论和形式主义倾向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上面我们就结构主义文论的基本思想分析了它的成就和局限。

概括起来,它有唯物论的因素,讲求客观存在的文学系统及其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但它的唯物论很不彻底,因为排斥了文学以外同样实际存在并对文学有重大影响的更大的系统如文化、历史、社会、作者、读者等等它有辩证法的因素,广泛应用“二元对立”的观点来分析问题但它的辩证法又很不完整,只强调对立的一面,不注重对立双方之间的主和次,质和量以及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和统一的关系。

结构主义理论上的弱点导致它的唯文学论,放弃价值判断和形式主义的倾向,使它的成就局限在文学语言和体裁结构等较小的范围内。

如果我们称它为小处聪明,大处糊涂的理论,我想是不冤枉的。

3 结构主义方法论的局限现在再让我们来看看结构主义的方法论。

在文学本体论（文学观点）与方法论（研究方法）的关系上,我认为同样要采取辩证统一的观点。

就文学说,在通常情况之下,文学观点是主要的一环,研究方法是从属的一环,但在一定条件下,方法也可以起反作用于观点,促进观点的发展和变化。

结构主义者强调研究同一系统内种种因素之间的关系,这就需要首先确定该系统的基本因素或元素,然后按它们的组合变化列成模式,探究其间的关连,概括出结构原则来。

他们奉行元素—模式—法则这样一条工作方法路线。

这个方法是自然科学家常用的,证明是有效的、科学的。

问题在于文学这个异常复杂的系统,要确定它的元素极其困难。

结构主义者是按照语言学的方法来规定构成文学系统的诸种元素的。

这有合理的一面,因为文学是以语言为表现手段的,文学语言又有它自己的种种特点他们也确实在这个有限的领域内有所建树下详。

但由于文学不止是语言一端,结构主义者仅仅抓住语言一端解决不了文学系统的重大问题,他们做法的好处是简约化,弊端则在简单化。

雅各布森根据二元对立原则界定诗歌语言的特点是“把对等原则从选择轴引向组合轴”。

这句话说通俗点,就是说诗人要在一大堆可以互换的对等辞语中选出一个词来然后把它放入连接上下文的组合中,使它对等地出现。

这个说法自有一定道理,但也有两个缺点第一失之太宽。

任何事物都适用二元对立原则,因为它是事物的普遍属性和思维的普遍规律,不仅诗歌语言,就是散文语言同样可以找出各类对等关系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