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学历任校长第一任校长: 刘湘1929年10月-1935年8月刘湘（1890—1938）中华民国时期四川军阀。

又名元勋，字甫澄，法号玉宪。

一级陆军上将。

生于1890年7月1日。

老家在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

1925年冬，巴县议事会议长李奎安就提出议案，倡议筹办重庆大学。

只因川局动荡，经费无着，导致创建之议一搁就是数年。

1929年夏，一批在成都大学任教的川东籍教授回到重庆，联合工商界著名人士朱叔痴、汪云松、温少鹤、李奎安等，成立“重庆大学促进会”，并向驻节重庆的国民革命军21军军长、四川善后督办刘湘建议筹办重庆大学，得到刘湘赞同。

8月4日，刘湘召集有关人士开会，正式成立重庆大学筹备会，发表《重庆大学大学筹备会成立宣言》和《重庆大学筹备会宣言》，阐明创建重庆大学的动机、原因和目的。

随后，筹委会就重庆大学开办的日期、经费、校址、招生及聘请教授等问题，进行了多次商讨。

9月，召开重庆大学第一次校务会议，讨论成立招生考试委员会，并决定了考试时间及准备开学的各项具体事宜，决定立即在菜园坝临时校址招收预科生文、理两班先行开课。

1929年10月12日，重庆的第一所大学——重庆大学在菜园坝杨家花园正式开学，标志着重庆大学的正式成立。

10月23日，重庆大学筹委会常务委员会讨论通过，推选刘湘为重庆大学首任校长。

1935年5月，省政府明定重庆大学为四川省立大学。

关于文字斋（现重庆大学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的修建经费，在那时是一个影响民生的问题，当时的中国可谓战火连连，民不聊生。

餐桌上能吃上猪肉可算得上相当奢侈的了。

刘湘就在猪身上打起了主意，他下令从今以后养猪户每杀一头猪必须上缴一个银元的猪头税，即所谓“割头税”。

就是这笔来自猪的“割头税”使得文字斋得以修建。

第二任校长: 胡庶华1935年8月-1938年7月胡庶华（1886—1968）湖南省攸县人,1886年生于攸县城关镇一个教师世家。

17岁参加科举考试中秀才,同时又考入湖南私立明德学校。

1913年考取公费留学德国,先入柏林矿科大学,后转柏林工科大学。

1920年获钢铁冶金工程师学位,成为第一个获此学位的中国人。

1922年回国从事教育工作,曾任湖南公立专门学校教授、武昌大学代理校长、江苏省教育厅厅长。

从1926年起,先后任上海炼钢厂厂长、汉阳兵工厂厂长、南京政府农矿部技监兼农民司司长和烈山煤矿局局长。

他决心发展中国冶金工业,提出一些改革设想,均因官场腐败而落空,科学救国理想亦破灭。

1929年,在教育部长蒋梦麟极力推荐下,任同济大学校长,从此毕生致力教育事业。

尔后还担任过湖南大学、重庆大学、西北大学校长。

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钢铁学院教授,素以廉洁的操守、热烈的心肠和干练的才学而著称。

他在学术特别是冶金专业方面有不少建树,著有《铁冶金学》、《冶金工程》、《钢铁工业机《中国战时资源问题》等著作。

第三任校长: 叶元龙1938年10月-1941年7月叶元龙(1897—1967)，又名卫魂，安徽歙县蓝田人。

民国4年(1915)以第一名成绩考取上海大同大学，自费留学美、英、法三国，获美国斯康星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和该校“金钥”奖。

民国16年回国，历任南京大学教务长，金陵大学、上海大同大学、光华大学、国立政治大学、上海商科大学等校经济系教授，国立中央大学教务处长兼法学院经济系副教授。

民国21年4月调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9月兼任财政厅长。

支持陶行知手脑并用的教育思想，在省立第四女子中学试办职业训练班，特别关注家乡教育事业，曾派严永济、胡沙白来歙主持教育工作，发展国民小学。

民国22年5月任暨南大学经济系主任兼教授、商学院院长。

民国24年4月任贵州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财政厅长。

后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第二厅中将厅长。

民国26年任西安行营第二厅厅长时，曾面见周恩宋，对共产党人提出国共两党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十分赞赏。

胡庶华辞职后，叶元龙教授接替了重大校长职位，一到任，马上抓了两件大事。

一件是“重庆沙坪文化区自治委员会”的改组活动，一件是重庆大学省立申改国立的促进工作。

1939年1月30日，重庆大学会议厅举行了“重庆沙坪文化区自治委员会”改组扩大会。

这次会议由叶元龙派出的代表沈重宇主持，认真讨论了新的组织草案，并扩大改组，重新将该会定名为“巴县沙坪文化区社会事业促进会”。

选出叶元龙、王韬甫(巴县县长)、罗家伦(中央大学校长)、周越浩(金城银行沙坪坝办事处主任)、潘仰山(豫丰纱厂经理)为该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叶元龙为主任委员、王韬甫为副主任委员。

在抗战烽火中，重庆大学积极投入宣传的洪流，为民众觉醒和社会发展作出巨大的努力。

在日寇重压下，国民党二号人物、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汉奸集团叛国投敌，卖身求荣，叶元龙校长率全校教职员工发出《阐明国是声讨汉奸》的电文，对其卖国行为作了深刻揭露和无情抨击。

电文指出，“立国之本，在于文化与教育。

……今日誓死抗战之意识植基于此，将来无穷建国之大业，亦植基于此”。

当时，沙磁地区各界纷纷举行以“讨逆锄奸”为主旨的活动，冯玉祥将军倡导发起“捐款建墓铸逆”运动。

重庆大学师生热烈响应，走上街头，向民众散发讨汪传单。

当时教育部久有大学国立的规定，而且数年之间，东北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湖南大学、云南大学等皆先后改为国立，省立大学所剩无几。

宣言呼吁政府公鉴，改重庆大学为国立，以获发展之规模，以应抗建之需求。

然而，宣言递送国民政府最高当局蒋介石手中，答复是“应暂缓议”，便搁了下来。

直到1942年12月29日，行政院才通过将重庆大学改为国立。

他在我校当校长期间，聘请了多位著名学者，工学院院长由著名无线电专家冯简担任，理学院院长由著名数学家何鲁担任，商学院院长由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担任。

延聘任教的著名学者有：潘序伦、柯召、李四光、段调元、俞建章、朱森、毛鹤年、丁洪范、朱祖晦、柱国璋、张圣奘、傅丽夫、刘觉民、罗蜇潭、叶谦吉……第四任校长：张洪沅1941年9月-1949年11月张洪沅，字佛宁，1902年出生于四川华阳县(今成都市)。

童年时，父母早逝，家境清贫，由伯母抚养。

1916年，张洪沅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

在校期间，对化学实验特别感兴趣，常同时做两项实验，全学期的实验不到一半时间就做完了。

他痛恨帝国主义国家仗其科学技术优势侵略我国，感到要强国雪耻，必须普及教育，发展科学，兴办实业，走“教育救国”?“工业救国”的道路。

1924年8月毕业后，张洪沅到美国留学，入加州理工学院化工系三年级学习。

学习期间有一件事刺痛了他的心：在他们参加冬令会时，有一同学去理发，但理发店不给理，说他是有色人种。

张洪沅与同学们对此非常气愤，一起提出抗议。

他感到国家落后，受人歧视，民族没有地位，人民抬不起头，这是莫大的耻辱。

他立下誓言：“刻苦学习，振兴中华乃我辈己任。

”从此，他学习更加勤奋，还利用暑假去加州大学选读“企业管理”等3门课程。

1926年他在加州理工学院毕业后即去麻省理工学院深造。

为了抓紧时间学习，他在去麻省的途中，还进威斯康辛大学暑期学校，选学了“微分方程”和“有机制备”两门课。

1928年1月，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获硕士学位后，即去俄亥俄纸厂任化学工程师，后任麻省理工学院应用化学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1930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升为副研究员，并继续在那里做研究工作。

当时美国中部一州立大学拟聘他任助理教授，但要求加入美国籍，他拒绝了这一聘请。

他只有一个心愿：“我是中国人，学成后为祖国的富强效力。

”1931年张洪沅回国后，有人请他去化工厂，希望他成为化工企业家，但他选择了“教育救国”的道路。

他认为一个国家要强大，就要有自己的人才，而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教育，于是他应聘到南京中央大学化工系任教授。

1932年张洪沅到南开大学化工系任教授，讲授“化工原理”、“化工计算”等课，编写教科书，并进行科研工作。

重庆大学因反对重庆国民政府关于并校的决定于1941年9月初被勒令解散后，是年底，张洪沅受命担任重庆大学整理委员会主任，恢复了重庆大学。

1942年2月他正式出任重庆大学校长。

他到任后，首先组织行政会议和校务会议，加强对学校的领导，并在教授、副教授中按101的比例由教授会选出代表参加校务会议，使一般教授都能发表意见，直接参加学校管理。

为了扩充教师队伍，加强各级领导，提高教学质量，他特别注意聘用海内外具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学者，如文理学院院长段子夔、工学院院长冯简、商学院院长陈豹隐、医学院院长陈志潜、法学院院长罗志如，还聘请了一批有名的教授，如物理系谢立惠、化学系谢秉仁、教育系罗容梓、政治系潘大逵等。

与此同时，他对学校校风、纪律进行了整顿，发现学风不正、舞弊现象，坚决加以纠正，明令禁止考试舞弊，对无视校纪者予以开除处分，有后台的学生也不例外，从而扭转了重庆大学校风，开始稳步发展、有步骤地开展科研和教学活动。

张洪沅依靠社会，面向生产，从1942年起，先后建立了应用化学研究室和公路工程实验室。

应用化学研究室由化学系、化工系共同举办，张洪沅亲兼主任，积极开展社会服务。

它的宗旨是：“接受社会各界人士关于化工之一切咨询、设计及代为化验等业务，并应社会需要从事生产调查及研究。

”为了服务工业生产，该室还为四川自流井富荣试验盐工改进操作，由张洪沅、金锡如、杜长明合作设计制造了真空制盐机，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

公路工程实验室则和四川省公路局合作进行材料试验和公路设计。

同时为重庆运输统制局开展公路研究，统制局则向该室提供经费，互相协作。

为了改善重庆大学办学的经济条件，提高教学质量，这期间张洪沅和全校师生一道为将重庆大学由省立改为国立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他们多次上书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据理力争。

1942年秋，张洪沅亲自去成都会见当时的四川省政府兼主席张群，进一步阐明改重庆大学为国立的理由，促省政府致函教育部。

最后于1943年1月3日获准将重庆大学改为国立，实现了重庆大学师生多年来的愿望，使重庆大学步人了全国高等学府行列，并不断进步发展。

在张洪沅任重庆大学校长期间，学校的规模有很大的发展，由原来的3个学院12个系及2个专修科发展为6个学院20个系，3个研究所和1个专修科，成为西南地区院系比较齐全的有名望的高等学府。

张洪沅工作繁忙，但他从不脱离教学?科研工作，一直担任本科学生的教学工作，并兼任化工系主任，还担任研究生导师，培养了一批化学工程研究生。

第五任校长: 何鲁1950年3月-1952年11月何鲁，四川省广安县人，字奎垣，笔名云查，属马，清光绪二十年（1894）生。

1903年春，成都机械学堂招生，何鲁报名参考，作文一气呵成，口试应对如流，主考为之惊讶，即出一上联要何鲁应对：“童子鸿不因人热，”何鲁应声对曰：“学生鲁当以名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