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1期·文艺论丛·杨红樱现象之我见伍　苹(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　四川成都　610031) 提　要:作为上个世纪90年代涌现出来的儿童文学新生代作家,杨红樱以其骄人的战绩赢得了儿童文学界的注目。

自身作品定位的准确,成功的宣传和推广,童书市场的日渐繁荣,共同成就了杨红樱以及“杨红樱现象”。

尽管评论界对此褒贬不一,但笔者认为,“杨红樱现象”给发展较为滞后的童年文学的写作与出版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并从文本、读者定位、市场运作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杨红樱现象;童年文学;读者定位;商业化写作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42(2007)01—77—03　收稿日期:2006-10-13作者简介:伍苹(1972-),女,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杨红樱成为了继“童话大王”郑渊洁之后又一位儿童畅销书作家。

这一现象引起了儿童文学理论界的关注,评论界对之各执一词,褒贬不一。

有的攻击杨红樱的作品通俗、搞笑、粗陋,有的拍手叫好,认为杨红樱的写作,“为中国原创的儿童文学填补了一个空白。

”①笔者也认为,相对于幼儿文学、少年文学,童年文学发展滞后,杨红樱的作品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本———寻找作家艺术追求与儿童审美需求的契合点杨红樱作品何以受孩子推崇?拿杨红樱的话说,她找到了一条通往孩子心灵的路。

笔者以为,她一直努力在寻找作家艺术追求与儿童审美需求的契合点。

1、儿童的审美需求。

儿童审美意识和接受心理与成人有着不同的模式和特点。

单就少儿的阅读趋向来说,归结起来有以下3点:(1)趣味幽默(2)与生活密切相关(3)幻想刺激。

儿童的心理特征以及当代孩子的生存状态造就了他们具有独特的审美需求和阅读趋向。

大多数孩子都是独生子女,加上父母为生计奔波和操劳,孩子的心灵时常感到孤独,孩子的情感时常感到寂寞。

年龄稍长,学习压力随之而来,生活更趋于单调,情绪更趋于平淡。

因此,孩子渴望放松,渴望交流,呼唤真情,好奇心需要获得满足成为“一般欲求”。

在孩子成长过程中,书籍成为他们释放欲求的最佳伙伴。

当儿童阅读一本书而获得了某种满足时,就会“有抑制不住的欢喜,有说不出的快乐和幸福。

这欢喜和快乐就是作品的奇异魅力,有了这魅力才能牵引儿童的心。

”②而杨红樱的作品成了孩子的最爱,恰恰证明了杨红樱的作品满足或释放了他们的“一般欲求”。

2、作家的艺术追求。

拿什么样的作品给孩子,是多年来儿童文学界一直在研究的课题。

作为儿童文学作家,必然会在创作中体现自己的儿童观以及个人的美学倾向。

杨红樱在创作中始终坚持贴近孩子、贴近现实、以儿童为本位、张扬童心的创作理念。

在研习了大量教育经典后,她在创作中融入了许多关于教育与成长的思考。

她的作品,多取材于现实,尤其是儿童熟悉的校园生活,行文风趣幽默,故事生动,多用短句,浅显易懂,符合中高年级小学生的阅读水平,也符合如前所述的少儿的阅读趋向。

当然,对于批评家指出的杨红樱作品缺乏文学性,谋篇布局粗陋,人物形象模糊等现象,笔者以为一方面杨红樱应当听取这类意见,因为即使是幼儿文学,“同样充满了一种独特、深刻、丰富的哲学和美学气质,同样是一种生动而又高级的文学样式。

”“拥有一种单纯的美学。

这种单纯同样决不是简单和粗陋,而是一种具有独创性和很高艺术智慧的美学。

”③只有具有这样美学气质的作品,才会有隽永的魅力。

许多六年级的孩子不再喜欢看杨红樱的作品,估计与其作品缺乏一种动人的美感有关。

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以一种固定的模式去评价杨红樱的作品,特别不能用少年文学和面对高年级学生写作的作品标准来衡量杨红樱某些针对低中段孩子写的作品。

不同年龄阶段,孩子对文学艺术性的接受程度是不同的。

作家一味在作品中表现自己的艺术个性,宣扬自己的“主体意识”,而忽略小读者的接受水平,写出来的作品同样是失败的。

以中年级学生77为例,这一时期的孩子的文学阅读热点主要是趣味性,如果作品不能使孩子们从中获得乐趣,那么连最起码的文学阅读都会受到影响。

加拿大女作家兰兹伯格认为,迷恋低格调书籍的孩子可能转而阅读非常好的书,而七八岁的孩子尤其是男孩子如果不能以读书为获得乐趣的首要来源,就很有可能不再喜欢读书了。

而杨红樱的作品能得到某个年龄段孩子的喜爱,说明了她的作品是有生命力的。

3、杨红樱的魔杖。

如何找到作家艺术追求与儿童审美需求的契合点,杨红樱有一套自己的方法。

首先取决于她的写作视角,她能够始终以儿童的眼睛去观察,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以儿童的思维去把握,并以儿童的标准去剪辑,以儿童的语言去表述。

这样,儿童感到读她的作品就是在读自己的生活,自己同龄人的生活。

书评家黄集伟将杨红樱归为蹲着写作的作家。

这是她作品受孩子喜欢的原因之一。

其次她的教育理念很让孩子们喜欢。

与成人的功利标准不同,孩子对心目中的好老师有一套自己的衡量标准。

《漂亮老师与坏小子》中的米兰老师,《神秘的女老师》中的蜜儿正是孩子心中理想的教师,杨红樱通过这两个形象传达出对目前教育的思考:对每一个孩子给予应有的人性关怀,尊重孩子的天性和自尊。

这样的理念赢得了孩子的认同。

再次,杨红樱塑造出了一群生动活泼、在小读者的生活中非常熟悉的形象。

调皮的米老鼠、兔巴哥、豆芽儿,具有正义感的“假小子”戴安,“淑女”萧依依,有点“正统”也很真诚的左丸尾,“……于是,读者留连于这些形象之中,为他们之乐而乐,为他们之忧而忧。

”④此外,一些书评家还提到了杨红樱作品中的时尚元素。

杨红樱小说中的H4,《漂亮老师与坏小子》中那位漂亮老师也喜欢穿低腰牛仔裤、喜欢《蜡笔小新》。

关注孩子的喜好无疑拉近了与小读者的心灵距离。

杨红樱挥动着她的魔杖,找到了通往儿童心灵的捷径,使她的作品既表达了自己的艺术追求,又赢得了大多数小学生的喜爱。

定位———寻求读者与作者的双赢1、童年文学的呼唤。

作为儿童文学主体的童年文学,是指适应6-12岁儿童的接受能力和审美趣味的文学,这一时期的儿童是知识与心理迅速发展的时期,是情感体验日益丰富,审美能力日渐提高的阶段,也是走进儿童文学殿堂的关键时期⑤。

童年文学理应受到无论是创作界还是理论界最大的关注。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是,近几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呈现出两头强(即幼儿文学和少年文学)中间弱(即童年文学)的态势。

尤其是可供小学中年级阅读的原创作品几乎是一片空白。

对这一现象,理论界同人也有所觉察。

“孩子很难找到合适的文学读物,举目四望,一片少年旗帜,中年级的文学刊物,一个都没有。

儿童小说变成少年小说,还有向青年小说靠拢的趋势。

”(孙幼军语)这里要特别提提中年级。

虽然说80年代中期儿童文学界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少年儿童的心理差异与接受机制,将儿童文学分为幼年文学、童年文学、少年文学3个层次,极大地推进了儿童文学的发展繁荣。

但是笔者认为,读者年龄跨度最大的童年文学仍有细分的可能性。

试想,一个6岁的孩子和一个12岁的准少年,他们的审美取向和接受水平是完全不同的。

“儿童文学必须适应各个年龄阶段的少年儿童主体结构的同化机能”⑥,必须在各个方面切合“阶段性”读者对象的接受心理与领悟力。

中年级的孩子是个值得关注的读者群,他们不像低段学生因识字量有限妨碍了阅读,又不像高段学生因过重的升学压力和课业负担剥夺了他们大量的阅读时间。

这一时期的孩子在接受了两三年的小学语文阅读训练后,审美能力和理解能力有了很大的飞跃,对阅读的渴望也日益增加。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对学生的课外阅读的字数总量做出了明确规定:第二学段(3～4年级)“不少于40万字”,对于中段孩子来说,适合他们的这40万字阅读作品在哪里?笔者在此前所做的一次调查发现,由于缺乏相应的读物,小学中年级学生的阅读发生了分化,要么去读浅显的低段读物如注音版的图书《安徒生童话》,要么“高就”于一些名著如《母亲》、《水浒传》、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

中年级的孩子呼唤属于他们的儿童文学作品。

2、杨红樱的写作定位。

从《五三班的坏小子》,写到《女生日记》、《男生日记》,再写到《漂亮老师和坏小子》,这些专为童年期(小学中高年级)孩子量身定做的作品给童年期读者留下了极好的生活故事,杨红樱以丰硕的创作充实了童年文学的园地。

物以稀为贵,杨红樱的成功首先取决于她成功的市场定位。

她不是泛泛地把整个小学阶段的学生都列为自己的目标读者群,而是精确定位于创作适合中高年级学生阅读的作品。

这正是童书市场的空白领域。

再者,杨红樱对自身所长也有清醒的定位。

她当过7年的小学教师,又见证了女儿6年的小学生涯,她深谙小学生的心理,能准确地把握受众的阅读心态。

写童年文学对她来说驾轻就熟。

果然,她的作品一出现,求书若渴的童年期读者趋之若鹜。

她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专注于自己最熟悉最能掌控的儿童文学的某个层次,心无旁骛地耕耘,必将实现作者和读者的双赢。

市场化与文学批评———畅销与文学性要走出一条成功的商业化写作道路,需要两个重要条件:一是成熟的市场环境,二是优秀出版商的运作。

从某种程度上讲,杨红樱的成功是碰上了好运气。

首先是时逢少儿读物出版繁荣发展期。

这里所说的繁78荣既包括引进版少儿图书,也包括原创少儿图书。

多种迹象表明了近几年童书市场的繁荣。

对此我们应当看到商业倾向对于儿童文学创作客观上的促进作用。

“一方面,商业利益的巨大诱惑刺激了儿童文学的大批量生产,使儿童文学出现繁荣景象;另一方面,步入市场的儿童文学作家为了争取读者,将更为关注广大儿童及其监护人的阅读要求和审美心理,从而提高作品质量。

”⑦因此,我们可否做这样的理解,商业时代催生了以杨红樱为代表的一批儿童文学畅销书作家;同时,这些作家的创作又反过来促进了少儿读物出版市场的繁荣发展。

其次是优秀出版商的运作。

“杨红樱现象”、“杨红樱模式”还必须包括杨红樱作品的出版、营销的内涵。

因为作家及其作品要在市场上达到“红火”,离不开商业化的运作。

《哈里·波特》的作者K·罗琳的背后不也有一个完善的商业机构在帮她运作吗?杨红樱在成功途中同样遇上了两个优秀的出版人。

一个是作家出版社的王淑丽,第二个是原作家出版社副社长、现任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的白冰。

二人以一系列的宣传和推广,如图书的装帧、品牌形象设计、签售活动、读者见面会、对作者本人的包装等手法,运作杨红樱及其作品,从市场上儿童的疯狂追捧程度看,这些手法运用是成功的。

杨红樱现象还有一个象征意义,即以中国人自撰的作品抗衡引进的儿童文学作品。

国外作品强烈冲击我国童书市场是令中国儿童文学批评家常常叹息的事情,但是,有个异数,杨红樱作品却是多年来屹立市场的“不倒翁”。

即使在《哈里·波特》风靡中国市场的时候,唯一能抗衡的中国的孩子是“马小跳”。

当有的批评家一味“拔高”文学性,并肆意贬低杨红樱作品的时候,难道他们没有看见滋润中国孩子心田的仍旧是杨红樱的“马小跳”吗?当哈里·波特旋风在神州大地上刮走钞票的时候,难道他们没有看见“马小跳”在坚守中国的传统吗?那些批评家青睐的所谓文学性作品,既不能慰藉孩子心灵,又不能占领市场,写来又有什么用呢?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否认杨红樱及其作品的功绩,就像有的评论家所说:“我国有三亿六千多万儿童,在为他们提供优秀的本土原创作品方面我们的作家和出版界还远远没有满足他们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