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患者的真实故事有一位老人，患了尿毒症。

接受血透，一透就是五年。

终于在某一天，等来了做肾移植的机会。

那是冬季的一个早晨，他的儿子早早赶到病房。

虽然外面寒风瑟瑟，雪花飞舞，病房内也没有空调，但是父子俩的心里还是暖暖的。

因为家境并不富裕，血透一次的费用大概在伍佰元，而当时他儿子的工资只有两百多元。

也就是说：他儿子两个月的工资只够一次的血透。

按照医生的推荐，每周三次血透的效果会比较好。

老人为了省钱，坚持减少一次血透。

每周只有两次的血透，使得老人每次再血透的前一天晚上，就开始全身浮肿，整夜呻吟叹气。

一度，老人还时不时地透露出厌世的情绪。

每次数小时的血透，他看着自己的血液在管子里不断地循环，如此漫长。

他甚至觉得，他拖累了家庭。

这次移植的消息，无疑给他和家庭打了兴奋剂。

因此，一早他就早早地披着大衣起床。

病房的一位护士拿来一件手术病号服，扔到病床上。

说：“马上要去手术室了，你到走廊的厕所里自己换上衣服。

”老人拿了衣服。

过了许久，老人哆哆嗦嗦地从厕所出来，打了好几个喷嚏。

在厕所外面等的儿子，赶紧给他披上大衣。

老人说：“厕所里很冷很冷，窗户上的一块玻璃也破了。

为什么医院也不修一修啊！”刚说着，医院的护工来接他，去了手术室。

儿子在手术室外面焦急地等待着。

大概过了一小时，主刀医生从手术室的门里出来。

医生无奈地告诉老人的儿子：“这次移植要放弃，因为手术中发现病人盆腔和肚子里的血管条件太差，无法做。

”事后，老人的儿子非常地惭愧和自责。

他后悔没有亲自陪老人一起去厕所给老人挡档寒风，他后悔没有在手术前好好地给老人检查一下肚子里的血管。

哪怕给他摸一下脚上的脉搏，也许就会想到肚子里的血管有闭塞的情况，也就避免白挨这一刀。

可能大家已经知道，这位老人就是我的父亲，我就是病人的儿子。

我在行医的时候，都会想起这件事情，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忽略病人的感受。

行医初始如果在20年前谈现在的手机和微信，几乎是天方夜谭。

几乎不会有人相信这玩意儿会挤掉电话机。

同样，人们很难预料到20年后的医疗是怎么样的。

我很幸运地看到，并亲历其中。

1992年，我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研究生毕业，有幸到当时还很有争议的浙江邵逸夫医院工作。

所谓争议，是一家完全颠覆传统意义上的现代化医院突然出现在中国，从文化和观念上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邵逸夫医院开张后五年是由美国琳达大学医学中心托管，从院长到科室主任、护理部主任都来自美国。

当然也有许多从其他附属医院派来的中方专家。

在20年前，我们第一次看到一家没有酒精气味、门诊大厅里摆有鲜花和植物的医院。

而那时候，老百姓心目中的医院形象是：上白下绿的墙壁，充满酒精气味。

曾经员工们（包括我）抱怨医院太浪费。

在门诊大厅放置那么多盆景和植物，病房走廊里的灯大白天都亮着。

然而，美国院长说：医院的环境要比病人家里还要温馨，病人才会感到信任和心情放松，对疾病的恢复也有利。

在20年前，我们第一次懂得病床之间需要用布帘相隔开以保护病人的隐私。

第一次知道检查女性病人的时候必须要有女护士在旁。

而在当时，别说病床间的布帘，连有些国内著名大医院还有男女混住的病房。

在20年前，我们第一次知道应用偱证医学对于病人治疗结果的重要性。

说到偱证医学，我们的观念改变经历了一个痛苦的漫长过程。

一直我们的查房，说得最多的是：“以前我用了什么方法治好了一位病人，所以这个方法是好的。

”这让美国医生很担心，因为个人有限的经验可能会误导年轻医生。

正如一个人从三楼跳下没有死，并不代表大部分人从三楼跳下没事。

而经验性的行医理念，在中国还是根深蒂固。

在中国，治疗普通感冒的经验有上百种，除了输液、抗生素，还有搓手心、捏耳朵，甚至放血。

而偱证医学告诉我们：普通感冒是一种自限性疾病，多饮水、休息，绝大多数会自行恢复。

也就是说：无论你是捏耳朵和捏屁股，感冒都会好。

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去我们觉得很新鲜的理念，后来也慢慢成了国内医院的常规。

我也慢慢地体会到：我们用来给自己找理由的所谓“文化和背景”，其实大部分只是处在不同的文明进程阶段而已。

三个理念关于备皮所谓备皮，就是手术前剃毛。

那时候，年轻医生如果在手术前一天忘记在病房给病人备皮，第二天一定是要吃批评的。

美国在70年代做了大规模的对照研究，结论是：手术前一天备皮，感染率比不备皮还要高。

手术当天备皮的感染率最低。

再做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使用脱毛剂或者剪毛，感染率比剃毛低。

而在中国的几乎所有医院，术前一天在病房用剃刀备皮非常普遍。

更有甚者，做上腹部手术，也把下身刮得干干净净。

我当时看了许多这方面的文献，就斗胆在当天手术室里备皮。

结果被护士长投诉，挨了批评。

原因是违反原则，而且搞得手术室一地毛发。

大外科主任和一位来自北京的著名专家（当时的副院长）都表示：他们经常去美国，从来没有见到过医生在手术室备皮。

而且，我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美国的年轻医生，竟敢这样做。

领导在大会上点名批评了我。

我感到委屈，因为我是根据权威教科书《Textbook of Surgery》上说的去做的啊！后来我去了美国，才发现自己是对的，两位教授是错的：美国医生都是在手术室备皮。

只不过他们没有把剪下的毛发搞得一地。

有人说，国人体质差异。

但是，很快这种说法被证实是错误的。

96年，由浙江护理学会发起的有关手术备皮的多中心试验课题，重复了美国的研究。

结果惊人地相似。

可是，我们已经落后了整整20多年！至今，还有许多医院仍采用术前一天备皮的不良习惯。

无知，或不愿改变。

关于输液输液大厅，是中国特色。

去过国外医院的朋友都知道，医院门诊是没有输液的。

道理也很简单，除了急症需要快速补液，或是消化道无法进食的情况以外，能吃能喝的病人，为什么要输液呢？输进去的是生理盐水或葡萄糖水，和喝进去的没有任何不同，只是增加了输液的并发症。

而国内的输液大厅，越来越大，越来越豪华，有些地方还用上了航空椅，配上DVD，大有把输液进行到底的决心。

邵逸夫医院当初不设输液大厅，遭到了来自患者甚至医务人员的反对。

不过几年后，不轻易给病人输液，最终反倒成了医院的好口碑。

可喜的是，国内越来越多的医院认识到这个问题，取消了门诊输液，只开放急诊和病房输液。

关于患者权利下面的问题，常常摆在医生的面前。

患者被确诊为癌症，家属要求医生别告诉病人本人，对病人隐瞒病情。

如果您是医生，您会怎么做？一、向病人隐瞒病情的请举手。

（全会场没人举手）二，不向病人隐瞒病情的请举手？（全场3/4举手）换一个提问方式：如果我是癌症病人，我是希望医生告诉我实情，让我做好一切准备后配合治疗呢？还是希望医生隐瞒病情，以致后来越来越怀疑治疗的效果呢？有研究表明，家属往往低估了患者的承受能力。

而受到隐瞒的病人，对治疗的配合比知情的病人要差，承受的痛苦更多。

甚至出现了对家人、对医生的信任障碍。

一旦失去信任，治疗就会变得非常困难。

除了知情权，病人权利还体现在隐私权上。

美国医生们反复要求中国的年轻医生，不要在公众场合，如电梯，过道上讨论具体病人的病情。

至今，邵逸夫医院的电梯里还贴着提醒的告示：请不要在电梯里讨论病情。

时隔20多年，我们有多少医院可以做到？有多少医生可以做到？困惑怀揣着建立一个理想的独立血管外科的梦想，2002年，我从三甲附属医院---邵逸夫医院辞职。

当时有两个选择。

一是去浙江省人民医院（三甲）组建血管外科，二是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二甲）组建血管外科。

冲着后者院长的发展热情和开拓精神，我放弃了三甲医院做血管外科主任的机会，来到当时规模较小的杭州市第三医院。

从三甲医院跳槽到二甲医院，自己石沉大海。

第一个月内几乎没有病人来看我的门诊。

因为没有人知道你去了哪里，也没有人知道你有多优秀。

哪个时代，跳槽对于医生来讲，真的是件非常艰难的事情。

就仅仅一个月前，我还是邵逸夫医院的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来找我看病的患者门庭若市。

我深刻意识到，中国医院平台的影响，远远超过医生品牌。

老百姓在信息缺乏的情况下，看病只能找医院，而不是找医生。

但我认为，这不符合患者的利益。

设想一下，在一个名气够响的三甲附属医院，不管你的医疗技术高低，只要您坐在诊室，病人蜂拥而至。

这正常吗？我开始用在邵逸夫医院学来的理念为每一位患者服务，并且在科室推出“医患沟通制”。

良好的医患关系，加上治疗技术上的不断创新，通过口碑和互联网传播。

仅仅两年时间，在卫生局的支持下，成为了杭州市血管外科中心，属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血管专科。

后来，有些上海病人赶到杭州来找我看病。

我很惊讶，上海的医院高手如林，为什么要跑到杭州呢？我有了想法，为什么不可以把自己的理念和技术，在上海建立血管外科呢？于是，在2007年，辞去杭州市血管外科中心主任的职位，加盟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在医院领导的支持下，建立了血管外科。

我的医生团队很快在病人中建立了口碑，在好大夫在线的病人投票排名中位居血管外科首位。

渐渐地，我又无法解决一个瓶颈。

我们的价格体系，严重地低估了医生的劳动价值。

在一个手术中，如果不用药和检查，医生的收入很难保证。

而过度医疗，又是违背我的原则，损害病人的利益。

另外，病人的挂号预约也是我的心病。

我们的特需住院病人占了全院的大部分比率，收入也有很大的增加。

但是，手术医生的劳动回报，靠豪华的病房费拿出一部分来补贴，这让我的内心并不安。

如果靠药品的灰色收入来弥补，一是损害患者利益。

二是有损我的团队品牌，这是我不愿意见到的。

作为科室主任，我觉得对不起手下的医生们，没有给予他们有尊严的工作回报。

我再次感到无助和迷茫。

偶然的会诊机会，让我了解到私立医院。

一位从菲律宾慕名而来中国的静脉曲张患者，他的一条腿是在公立医院做的手术，另外一条腿的手术，是在私立医院。

她把两次经历做了一个比较：她说，为什么第一次手术，我被脱光衣服躺在手术台做麻醉时，听到来来往往与手术无关人员的说笑声。

当时我就有种羞辱感。

为什么，在我躺在手术台上才要求我麻醉签字，手术过程中还听到护士在喊找麻醉医生。

而在私立医院，您作为主刀男医生，在麻醉的时候，都在室外回避。

麻醉医生在手术前和我足足沟通了半个小时，在整个手术过程中，和我谈心放松我的紧张情绪。

她问：虽然主刀医生是同一位，为什么给我的感受如此不同？虽然私立医院价格高，但是我更愿意接受。

其实我心里明白，中国公立医院的医生，工作好似走马灯，一刻不停。

他们很努力，但也无奈。

中国的公立医院，长期处于朝南坐的服务模式，体制内形成的服务意识，已经很难改变。

一个缺乏公平竞争的医疗环境，会自己意识到问题所在而做出改变吗？思考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我的梦想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每一次跳槽为什么都没有解除我心中的困惑？我的理想，难道就是主任医生、教授？难道就是查房的时候被前呼后拥？难道就是让病人半夜起来排队挂号？难道就是学术会议上坐上主席台？我想起小时候的一件事。

一次无意中在柜子里看到一只大皮包，母亲告诉我，将来你长大了做医生，就带着这个包去出诊看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