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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论融资租赁合同的法律问题

问哪些情况下会导致融资租赁合同无效?答根据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等规定,融资租赁合同无效的情形有如下几种:1、出租人的资格不合法,导致合同无效从理论上讲,融资租赁业务既可在法人之间、公民之间进行,也可以在法人与公民之间进行。

但从目前国内管理体制和有关规定来看,对专业从事融资租赁的出租人的主体资格还是有限制的。

具体而言:(1)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不得从事融资租赁业务。

(2)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审批成立的专门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中外融资租赁公司,其营运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外股东或外资金融机构,他们不能从事任何其他金融业务。

(3)由生产和流通部门为促进产品销售和流通,经国家内贸局批准成立的专业租赁公司,这些公司直接依托制造商,也开始把融资租赁作为一种营销方式开展销售租赁,其营运资金主要是自有资金或银行贷款,未经人民银行批准也不能从事任何其他金融业务。

2、融资租赁标的物违法,导致合同无效融资租赁的标的物若属国家法律明文限制从事交易的财产(如军火装备)和一些日用消费品、生产材料,则导致融资租赁合同无效。

其他各类动产和不动产均可采取融资租赁方式进行交易。

3、承租人与出卖人恶意串通,骗取出租人资金的融资租赁合同无效由于在融资租赁中,租赁物多是由承租人选择,出卖人亦多是由承租人指定,因此为承租人与出卖人串通骗取占用出租人的资金提供了方便条件。

该种情形实为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应为无效合同。

4、以融资租赁合同形式规避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合同为无效合同此情形实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5、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的融资租赁合同融资租赁行业最早出现于美国,是二战后发展起来的集金融、贸易和租赁为一体的新型交易方式。

我国融资租赁业的发展起步较晚,直到1981年才成立第一家专门的融资租赁公司——中国东方租赁公司,随后融资租赁业得到国内的认知,蓬勃发展。

随后颁布的《合同法》,将融资租赁合同作为一个有名合同专章予以规定,这对保障我国融资租赁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基础。

尽管如此,对融资租赁合同这种兼具租赁合同、买卖合同、借款合同的部分功能为一体的合同,学术界争论颇多,尤其是关于融资租赁合同概念的界定,合同履行过程中承租人破产而融资租赁物归属等问题,依然莫衷一是。

1 融资租赁合同概念的界定问题关于融资租赁合同的概念,理论界有广义说和狭义说之分。

广义说认为融资租赁合同是由买卖合同和租赁合同两部分构成,两个合同相互联系,密不可分,融资租赁合同是由出租人、承租人、出卖人三方共同参与履行完成的。

狭义说则认为,广义说混淆了融资租赁行业与融资租赁交易,融资租赁交易本身涉及两个合同——买卖合同和融资租赁合同,涉及三方当事人——承租人、出租人、出卖人,但是融资租赁合同应该是一个合同,两方当事人,融资租赁中的买卖合同与一般的买卖合同并无实质性的区别,融资租赁合同本身只是约定出租人和承租人之间关系的合同。

有学者认为就融资租赁合同本身而言,其主体只能是出租人和承租人。

出卖人并不能够因融资租赁合同的成立而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承租人也不因出卖人与出租人之间的买卖合同的成立而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出卖人应按照合同的约定直接向承租人履行义务(参见《合同法》239条),但出卖人的这种义务是基于其与出租人签订的买卖合同所确定的,是替代出租人履行其对承租人的义务,而非基于融资租赁合同所必然附有的。

该观点即是对狭义说的阐述。

我国1999年颁布实施的《合同法》第237条对融资租赁合同给出概念:“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

”从该定义分析可以看出,出卖人不是融资租赁合同的当事人,我国《合同法》间接地采用了狭义说的观点,将融资租赁交易中的买卖行为排除在融资租赁合同规制之外。

这样的结果将导致买卖合同是完全独立于融资租赁合同以外的买卖合同,这将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融资租赁交易中的买卖行为可以用《合同法》中买卖合同一章的规定来调整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而且这也将导致很难区分融资租赁合同与一般租赁合同,这样的规定显然是不符合融资租赁交易的特征的,以此为法律依据来处理融资租赁交易中出现的纠纷十分困难。

而且这样的定义也是与国外、国际组织等规定相悖。

先看一下美国关于融资租赁合同的定义。

融资租赁的发源地美国,对融资租赁合同具有权威性的定义出现于美国财务会计标准委员会和美国法学会联合制定的《统一商法典》(UCC)中。

在1988年的《统一商法典》正式文本中对融资租赁合同做出的界定为:“融资租赁”应有三方当事人参与且应符合下列条件: (1) 出租人不选择、制造或提供(租赁) 货物;(2) 出租人因租赁而取得货物或者货物的占有权和使用权;(3) 承租人在签署租赁合同之前收到出租人据此取得货物或货物的占有权和使用权的合同副本。

可见,UCC 强调确定出租人在融资租赁中的融资人地位,强调融资租赁合同包含买卖合同和租赁合同的特点,具有三方当事人交易的特征。

在国际组织中,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制定的《国际融资租赁公约》对各国融资租赁的立法具有较大的影响。

该文本第一条通过四个描述性条款来界定了融资租赁:1. 本公约管辖第2 款所指的融资租赁交易,在这种交易中,一方(出租人) :(1) 根据另一方(承租人) 提供的规格,与第三方(供应商) 订立一项协议(供应协议) 。

根据此协议,出租人按照承租人在与其利益有关的范围内所同意的条款取得工厂、资本货物或其他设备(设备) ,并且(2) 与承租人订立一项协议(租赁协议) ,以承租人支付租金为条件授予承租人使用设备的权利。

综观美国和国际组织对融资租赁合同定义的界定,虽然各自的角度不同,但均具有一个本质性特点:融资租赁合同是由三方当事人参与的交易整体。

狭义说的观点认识是有失偏颇的。

首先这不符前面所述融资租赁合同有三方当事人的主体要求,其次融资租赁合同是由买卖合同和租赁合同两部分构成的,不能以偏概全的将融资租赁合同中的租赁合同部分当成了融资租赁合同。

在租赁合同中只有承租人和出租人两方当事人,但是在融资租赁合同中还包括出卖人,而且出卖人确实因融资租赁合同的成立而享有请求出租方支付货款等权利,承担交付标的物等义务,这些权利义务都是在融资租赁合同中约定的,并非是替代性的。

有学者将融资租赁交易关系这一非法律术语的混入,混淆了法律术语概念与社会经济行为,使得本来清晰的新型融资方式变得难以理清。

而且,如果融资租赁合同中只有出、承租方当事人,将很容易被企业间用来规避法律,假“融资”真“借贷”的案件就可能增多。

例如出租方仅定有“租赁设备”的协议,出租方未订有购货合同而直接将“设备款”借给承租方以偿还租金的形式还本付息。

如某租赁公司与某工业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租赁公司融资六十万元给工业公司购设备,担保方为镇财政所。

合同签订后,租赁公司将设备款六十万元中扣下一万二千元作手续费余款汇给工业公司。

“租赁期满”因工业公司未偿付租金引起纵纷。

经查明双方是规避法律而签订的借贷合同。

如果融资租赁合同的认定是由三方当事人,首先,三方当事人可以起到相互监督的作用;其次,如果类似案件发生,则可以依据融资租赁合同的概念直接认定该合同无效。

解除制度是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中非常典型和特殊的制度,体现了融资与融物结合、物权保障与债权保护兼备的法律特征。

按照《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存在法定或约定情形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并要求赔偿损失。

融资租赁合同解除后,导致损失赔偿、租赁物取回、买卖合同处置等法律后果,并催生极易引发争议的三大权能。

一、以时点认定为争议的合同解除权解除时点是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界点,是计算出租人损失尤其是确定违约金计算基数和天数的依据,也是固定租赁物现时状态的节点,对各方权利义务影响重大。

(一)解除权行使的复杂性由四方面交织而成启动的单方性从性质来看,解除权是一种形成权,权利人一方的意思表示即得使法律关系发生变化。

该权利项下,出租人单方意思到达对方时即为合同解除时点。

解除权无须第三方裁判即可行使,同时又会对合同效力产生根本影响,容易引发争议。

条件的多重性按照《解释》规定,合同解除应符合法定或约定条件,这些条件或牵涉其他合同及当事人或较难认定。

一是合同效力瑕疵,包括买卖合同解除、被确认无效或撤销且未能重新签订;因出卖人或承租人原因致使融资租赁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二是租赁物瑕疵,包括质量瑕疵,意外毁损、灭失且不能修复或替代;权利瑕疵,未经出租人同意被转让、出租等。

三是租金支付瑕疵,主要是承租人未约支付或拖欠达到法定标准,经催告后仍未支付。

催告的法定性从实施程序看,合同解除权主要包括催告前置型(欠付租金的)和直接解除型(其他情形)两种。

其中,欠付租金项下,无论法定或约定解除都需要进行催告。

该催告系法定义务无法通过约定免除。

由此,该等解除,出租人要做出催告、解除两次明确的意思表示,并送达对方。

现实的复杂性法律程序、条件上的复杂和交叉,欠租案件的多发,当事人关于解除条件是否成就的争议,加之认识不到位、操作不严谨等因素,实践中普遍存在通过诉讼解除合同的情况。

而在诉讼中,出租人又往往未经催告或未保留催告证据。

(二)诉讼中关于解除时点认定的争议关于直接诉请解除合同时解除时点的争议,往往掺杂着诉讼性质、效力上的分歧。

对此,最高法院在《解释》解读中也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体现了实践中的判决不一。

一种观点认为,该诉讼为确认之诉,原告应明确合同解除时间。

按确认之诉的规则,诉讼请求应为“请求确认合同于某日解除”,必须明确解除时间。

其观点有:确认之诉下,对于起诉前已经依法行使解除通知的,该通知日期即为解除日。

未行使的,载明解除意思的诉状既可产生解除通知的效果,又可产生催告效力,因此,如为催告前置型解除,可以起诉状副本送达日为催告日,开庭日为解除日;如非催告前置型,可以起诉状副本送达日或开庭日为解除日。

另一观点认为,该诉讼为形成之诉,可直接判令合同解除。

按形成之诉的规则,诉讼请求应为“请求法院判决合同解除”,解除时点无需明确,依判决生效时间确定。

理由在于:直接起诉解除合同的,意味着放弃单方发出通知即可解除合同的私力救济方式;提起诉讼意味着向法院表达诉请,请求法院判断是否符合解除条件、能否解除,送达起诉状副本不产生向对方行使解除权的法律后果。

(三)解除时点认定的“三步走”解除权虽为形成权,在生效方式上有一定特殊性,但归根结底还是权利的一种,出租人可以自主选择是否行使以及行使方式、范围等。

对于通过诉讼行使的,可以通过“三步走”处理:第一步,明确诉讼性质,明确诉讼目的“为请求确认合同解除,还是判令合同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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