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用移情角度看具有“中国味儿”政治词汇的翻译摘要：随着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的地位不断攀升，具有“中国味儿”的政治词汇正在为西方世界广泛关注。

语用移情理论要求在翻译中译者和读者设身处地尊重双方的文化背景、历史、习俗、信仰、价值观念、社会规范及话语，在跨文化交际中找到一个恰当的磨合点。

文章从语用移情的概念着手，分析具有“中国味儿”政治词汇（“三个代表”、“三农”、“小康社会”）翻译中的语用移情现象，并列举两项过度移情的实例，提出在跨文化交际中应该以一种宽容的态度适度运用语用移情。

关键词：语用移情；具有“中国味儿”的政治词汇；翻译；跨文化交际中图分类号：h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12-0-02一、引言在学术界，“移情说”首先是德国的罗勃特?费肖尔在“视觉形式感”（1873）一文中首先明确使用的美学概念（顾嘉祖2000：218），后经朱光潜先生翻译、介绍到中国。

“移情”主要是指直观与情感直接结合从而使知觉表象与情感相融合的过程（朱光潜1992）。

“移情”不仅应用在美学上，同时它也是心理学上一个重要概念。

心理学中的移情又叫感情移入，是一个人设身处地想象他人，并从中识别、体验别人的情绪，它直接影响人的行为，产生移情行为（朱智贤1989）。

日本语言学家库诺（kuno）最早把移情的概念移植到了语言学领域，他把移情定义为观察事物的角度或点。

而在国内语用学领域，最早引入“移情”概念的学者是何自然教授，他在1991年“言语交际中的语用移情”一文中指出:“移情（emphathy）在语用学上指言语交际双方情感相通，能设想和理解对方用意（何自然1991）。

”何教授所提的“语用移情”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语用—语言问题，二是社会—语用问题，其中的第二点涉及跨文化的言语交际。

于是，近些年来许多专家和学者都对“语用移情（pragmatic empathy）”现象进行过专门研究，例如，俞森林（2006）、冉永平（2007）、唐文生（2008）、冯展极、鞠晶（2010）、刘心爽（2011）以及黄相会（2011）等分别就“语用移情”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应用，在外语学习中的应用，对文学翻译的启示以及“语用移情”怎样解决翻译中文化意象的取舍等方面著文评述，但几乎无人从“语用移情”的视角探讨具有“中国味儿”政治词汇的翻译问题。

本文尝试在“语用移情”的背景下探讨“三个代表”，“小康社会”等具有“中国味儿”政治词汇的翻译问题，旨在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语用移情”在跨文化交际中的重要作用：即缩小交际距离，超越不同的文化。

二、语用移情概述上文中提到过“语用移情”的两个问题：语用—语言移情指说话人运用语言刻意向听话人表达某种心态和意图，以及听话人从说话人的角度准确领悟话语的用意；社交-语用方面的移情主要指语言交际双方都设身处地，尊重对方的思想感情和观点，从而在言语交往过程中相互默契达到预期效果（何自然2002：458，461）。

本文拟谈具有“中国味儿”政治词汇的翻译问题，因此涉及到的主要为“语用移情”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即社交—语用方面的移情。

在跨文化交际中，移情理论要求言语双方设身处地尊重双方的文化背景、历史、习俗、信仰、价值观念、社会规范及话语，双方都要努力向中间靠拢，找到一个适当的磨合点（俞森林2006）。

从何教授的定义中我们不难看出，“语用移情”就是指说话者和听话者都要站在对方的角度来理解对话，谈及翻译，即涉及到译者是多往作者靠还是多往读者靠的问题。

三、语用移情与具有“中国味儿”政治词汇的翻译（一）具有“中国味儿”政治词汇的界定及特点我们都知道，中西方由于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方面均存在较大程度的差异，英语中不可能有现成的词汇、提法来方便我们阐述中文的意思，尤其是一些带有典型中国味道的表达。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提高，中国的政治生活也越来越受到英语国家的关注。

政治常用语主要是指政治文献或政治活动中，尤其是党和政府的文件和工作报告里的惯常用语，也可以指使用频率高并在全国范围内广为流行，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熟知的词语、短语或术语。

而具有“中国味儿”的政治词汇则表现为带有中国特色的、为中国所特有的政治词语，如“小康社会”，“三个代表”，“八荣八耻”，“社会主义新农村”等等。

由于政治词汇关系到国家的政策宣传、理解以及国际名声等方面，因此又具有相应的特点：简洁严谨，有利于方针政策的宣传，如“八荣八耻”；对称性强，这主要体现中文的音韵节奏的美感，如“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抽象性强，这是为了表达简洁的需要，多由缩略语组成，如“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二）语用移情在具有“中国味儿”政治词汇翻译中的实例分析翻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一种跨文化的活动，是译者对原作者所认识的事物的再认识与再表达的过程，而译者在翻译活动中起着决定作用。

而各语言、文化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来没有一种语言或文化完全相似，这就要求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双方都应考虑并尊重移情原则。

由此可见，翻译可以理解为语用移情的问题，它既涉及到译者对译本读者的语用移情，同时也涉及到译本读者对原文的语用移情。

从语用移情的角度看，具有“中国味儿”政治词汇的翻译主要是译者怎样向西方国家介绍带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方针（尽管一些政策方针在西方国家没有相应的对等物），二来是西方的相关人士怎样来解读中国特有的方针政策。

我们熟知的“三个代表”翻译为the“three represents”实际上是运用语用移情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represents”是动词，怎么能用数词“three”来修饰呢？但是让我们来看一看英语中一个地道的表达“do’s and don’ts”，同样也是一个动词词组，在国外却已经广泛用于各个方面，表示注意事项或须知，即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如“restaurant do’s and don’ts”，“job interviewing do’s and don’ts”等。

可见，在英美人的生活中他们也可以在一定语境中将动词转化为名词使用，因此，我们从语用移情的角度可以将“represents”当作名词看待，这在英美人士看来也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因为他们也可以同样从语用移情的角度出发。

“三农”的翻译同样也可以看成阐释了语用移情的问题。

“三农”指的是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因此将其具体化翻译为“agricultural，rural areas and farmers”。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农民”一词的翻译不等同于英语中的“farmer”，从牛津高阶学习词典网络版可以看出，“farmer”指“a person who owns or manages a farm”。

但在我们政治词汇的翻译中“农民”均译为“farmer”，众所周知，中国社会的农民不是“拥有农场的人”，这与中国的实际国情有关。

中国人口众多，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而土地，尤其是适合耕种的土地却是有限的，因此，在中国的国情下，是不可能保证每个农民都拥有农场的。

西方国家的读者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可以运用语用移情理解“三农”这一具有“中国味儿”政治词汇所以表述的真正含义。

因为在跨文化交际中，“移情”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进行交际时，可以设身处地替对方着想。

再来看“小康社会”一词的翻译。

“小康社会”原译为“a well-off society”，而在“十七大报告中”更改为“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王平兴2008），“小康”原指经济生活上的富裕，而没有文化、经济上的含义，改译之后的意思显得更加完整全面。

译者在这里也是运用了语用移情。

西方国家早就脱离了贫困，步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而中国当下仍处在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因此最先考虑到的是物质方面的富足，于是有了先前“a well-off society”的译文，然而近些年随着中国国力的一天天壮大，我们所关注的不仅仅局限于物质领域，我们也希望像发达国家一样得到文化、精神方面的全面发展，所以今天的译者将“小康社会”译为“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便很好地体现了译者的语用移情。

（三）过度移情的失败例证当然语用移情也需要考虑一个度的问题。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运用语用移情，度一定要掌握得恰如其分，适度地运用语用移情可以保证译文的准确性、真实性和艺术性。

如hawkes将《红楼梦》中“谋生在人，成事在天”一句译为“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活生生将一个信仰佛教的人变成了一个信仰基督教的人，这即是过度移情的表现。

四、结束语综上所述，在翻译具有“中国味儿”政治词汇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充分利用英文中现成的固定表达，若遇新词需要原创译文时则应充分运用语用移情，具备语用移情的意识。

语用移情实际体现的是一种“文化宽容（cultural tolerance）”。

翻译不是简单的语际语码之间的转换，而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

语用学的社交语用移情观认为：跨文化交际双方都要设身处地尊重对方的思想感情和观点，以实现成功的交际。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加深，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正在一步步缩短，跨文化交际也成为近年来一个热门的话题：如何将国外的文化精华引入国内，“洋为中用”；如何将具有“中国味儿”的文化介绍到国外，“走向世界”，这些不仅是学者们关心的学术问题，更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如何走上伟大的民族复兴之路。

总之，我们应该以一种宽容的态度来对待翻译中“他国特有”这一现象，充分并且适度地运用语用移情，以便更好地开展跨文化交际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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