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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仿制药与仿制药国家标准

浅析仿制药与仿制药国家标准
近日,美国辉瑞公司的“万艾可”专利保护期结束。

国内厂商随即宣布以“万艾可”为仿制对象的国产“伟哥”即将上市。

由于畸低的仿制药检测标准、药品辅料无强制规范等原因,占国产药多数的仿制药都不太靠谱。

仿制药占据国产药品的大部分,但与之对应的仿制药国家标准却非常低;一些能通过的仿制药检测的仿制药,和原研药效果有云泥之别;中国药用辅料监管乏力,仿制药的辅料质量值得怀疑;国外仿制药仿的是原研药,中国药企却仿制国内先上市的仿制药,药效越仿越差。

仿制药是指专利药品在专利保护期结束后,不拥有该专利的药企仿制的替代药品。

除了中药和为数不多的生物药品,由于中国药企无力自主研发化学药品,仿制国外药企的到期专利化学药品成为大部分中国西药制造企业的生存之道。

根据国家食药总局的《2010年药品注册审批年度报告》,2010年中国批准的仿制药为651件,占批准药品注册审请总数的73%。

2003到2005年,通过审批的仿制化学药品占到了97%,自主产权化学药品仅有17种。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规定,只有在活性成分、给药途径、剂型剂量、使用条件和生物等效性上都和原研药一致,才是合格的仿制药。

而中国现行的仿制药质量标准主要看活性成分和外观、性状是否和原研药相符,而对仿制药和原研药在给药途径、剂量、使用条件和临床效果上的一致性标准“仍在探索”。

对日本仿制药标准较为了解的上海药品检验所专家谢沐风就直接指出,中国仿制检测标准的目的不是“反应药品品质”,而是“为了让药品合格”。

这种只“看脸”不看疗效的标准无异于舍本逐末,让中国药企陷入了“标准低-研发投入少-只能仿制国外药”的恶性循环。

衡量仿制药是否和原研药一致性的最基础的检测是“体外溶出度曲线”检测,即利用体外模拟人的肠胃环境检测药品的生物利用度指标。

若仿制药和原研药曲线和生物利用度接近,临床效果也应较为接近。

从2008年开始,中国开始了探索性质的“全国评价性抽查”,结果是在按照现行质量标准几乎100%合格的情况下,大部分药品和原研药的溶出度曲线都相去甚远。

北京协和医院药剂科主任梅丹曾测量过国内14家企业生产的盐酸二甲双胍片,有的产品20分钟之内全部溶解,有的则50分钟后仍只溶解了不到30%,吃了跟没吃基本没区别。

任何药品的活性成分都不是单独起效的,辅料(Inactive Ingredients)成分的变化对药品的效果也有很大影响。

因此,欧美各国对药用辅料也采取和药品本身同样严格的标准。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就规定,仿制企业在审批过程中必须申报药品所使用的辅料,以及辅料生产企业的良好生产规范证书(GMP)和化验分析证明(Certificate Of Analysis),并提供分析步骤。

中国虽然也于2006年出台了《药用辅料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又称药辅GMP),但这个规范既非强制认证,至今也没有实施指南,企业申报无门,实际上沦为监管方脱责的工具。

这导致了药用辅料企业泥沙俱下,化工和食品企业也参与生产,辅料质量低下,进而影响了药品的质量和安全性。

比如,2014年9月,媒体曝光浙江一药用辅料企业用工业明胶生产药用胶囊,并流入下游药企,导致9000万粒重金属超标胶囊流入市场。

欧美国家规定,仿制药品的生物等效性实验的参比药物必须是专利保护期结束的原研药。

也就是说,要在欧美市场销售,仿制企业必须直接仿制原研药。

美国食品和药物监督局(FDA)直接将所有到期的原研药编为一本橙皮书,规定仿制企业必须从橙皮书中选择仿制对象。

但中国2007年出台的行政法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则对仿制对象这个关键问题没有做出明确规定。

《化学药物制剂人体生物利用度和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则规定“一般应选择原研药;若无法获得原研药,可考虑选用已上市产品,但应说明理由”。

一些中国仿制药企业也非常擅长利用这一政策“利好”。

例如卡维地洛片、马来酸依那普利片等制剂已经有原研药在国内进口上市,而仿制企业选用了国产仿制药,且未说明理由。

这就造成一种非常荒谬的现象:一家仿制原研药,达到了90%的生物利用度,按照生物等效批准了,第二家仿制企业按照第一家做生物等效性实验,达到90%,虽然也符合法律标准,但实际只相当于原研药81%的生物利用度。

中国药监局每年需要审批多达数千种仿制药,而这些药品的审核工作都需要中国药监局完成。

药监局技术审核任务多由旗下事业单位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进行,这样技术审核附属于行政权力,无法独立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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