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赏析目录上编·《三国演义》宏观论第一章《三国演义》的成书及影响第二章《三国演义》“拥刘反曹”思想意蕴第三章《三国演义》描写战争的突出成就第四章《三国演义》人物形象塑造第五章《三国演义》艺术谈下编·《三国演义》名段赏析上编·《三国演义》宏观论第一章《三国演义》的成书及影响第一节《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由《三国演义》的作者是谁谈起胡适在《三国演义序》中有云：“《三国演义》不是一个人做的，乃是五百年的演义家的共同作品”。

李商隐《骄儿诗》中“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

由此算起至《三国演义》成书大约五百年。

罗贯中只是这座精美房舍“始成”的建筑师。

正确解读《三国演义》就要首先了解其演变的历史。

“三国时代”。

魏、蜀、吴三足鼎立。

本身这个时代就具有戏剧性，极具“自我”的特色。

“三国”相继灭亡不久，时人陈寿撰《三国志》承续中国人志史著述的传统。

尽管没有全面准确反映三国史实，毕竟是三国资料的最早存证，是作家创作《三国演义》重要的史料来源。

百年后，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

裴注特点是：量大，博引，生动有趣。

晋人和南朝人的笔记、小说中，已经出现不少以三国的人和事为描写对象的故事。

南朝梁代殷芸的《小说》，《裴子语林》等。

其中以《世说新语》为《三国演义》创作贡献最大。

及至唐代，三国故事传播渠道很多，范围很广。

唐人诗歌中涉及众多三国题材，其中吟咏最多的是诸葛亮。

如李白、杜甫、刘禹锡、白居易等等。

唐人“三绝碑”（裴度文，柳公绰书、鲁建刻）颂扬诸葛亮的丰功伟绩。

宋代文学艺术发展迅猛，三国故事传播日盛，为《三国演义》的诞生做好了准备。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记载有专门的“说三分”，其中霍四究最为著名。

高承《事物纪原》。

苏轼《东坡志林》：“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

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畅快。

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

”元代“说三分”现象更为普及。

而且元杂剧中剧作甚多。

另外还有一部《全相三国志平话》是《三国志》到《三国演义》演变中至为重要的一环，是《三国演义》的母本之一，也是研究《三国演义》极为重要的资料之一。

元末明初，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

罗贯中所存资料极少，贾仲明《录鬼簿续编》中邮“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

与人寡合。

乐府隐语，极为清新。

与余为忘年交。

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1364年）甲辰复会。

别后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

”《三国演义》最早刊本为明代嘉靖壬午（1522）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24卷，240则，卷首有蒋大器（庸愚子）《序》和张尚德（修髯子）《引》。

其后《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并为120回。

清代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评点刊刻毛本《三国演义》。

可以说，《三国演义》的成书与演变经历了两个阶段：其一，从陈寿《三国志》到罗贯中《三国演义》，即从母题原型到小说原型，历时一千年；其二，从罗本到最为流行的毛本，是完善包装的阶段，历时数百年。

第二节《三国演义》的流布及影响《三国演义》被称为“第一才子书”，与《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共誉为“四大奇书”，引起誉满全球的效应。

明代已经出现“三国迷”。

明代陈际泰《太乙山房文稿》。

其后研究者、痴迷者层出。

1984年成立“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各个地方分会很多。

1994年中央电视台推出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至今不衰。

中国古典小说中特别是《三国演义》在海外的流布和影响相对来说最大。

许多刻本、抄本和译本很早就流传海外。

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院收藏明代万历壬辰余氏双峰堂刊本《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其他如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以及俄国等国家和地区，还有印度尼西亚、朝鲜、泰国等地。

法国、越南、马来西亚等国也有全译本。

在日本，1689年就出版全译本，名为《通俗三国志》。

求文堂主人收藏现存最早的古本《三国志通俗演义》（24卷240则），日本内阁文库藏有明万历辛卯金陵周日校刊本《新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12卷）等等。

日本人对《三国演义》的喜爱更为执着，并且化为实用，家喻户晓，企业界和政界人士从中学习管理经验和领导艺术。

应当指出的是，“三国热”不仅仅在于其思想和艺术成就，还在于其伦理与价值观念，在于它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适应读者需求。

其中最主要的是，给予读者以智慧和力量，以失败、成功的众多事例来影响人们的工作能力和人格修养，是一部济世育人的著作。

如对军事作战的影响等等。

毛泽东特别重视小说所提供的经验教训，重视作品中政治、军事、外交和组织管理登方面的价值和作用。

当今国外企业界十分重视《三国演义》的研读，努力汲取有效的管理之道。

《三国演义》的应用和传播是一种互动关系，应用扩大了影响与传播，传播又推动了它的运用。

上编·第二章《三国演义》“拥刘反曹”思想的文化意蕴第一节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三国志通俗演义》拥刘反曹倾向，历来纠缠不清，并且影响到对主要人物和作者创作思想的看法。

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应当引起重视：钦定的正史虽然有所谓帝魏帝蜀之争，莫不赞叹刘备之“德”；而西晋以来民众却众口一词地拥刘反曹，而且愈演愈烈。

西晋陈寿《三国志》奉魏为正统，从称呼上（刘只有“先生”等）、从立传上（只归入“传”）、甚至篇幅上（《蜀书》仅占《魏书》的三分之一），尊曹抑刘的倾向十分明显。

而东晋的习凿齿撰写《汉晋春秋》则首次以蜀汉为正统以魏吴为僭国。

在他看来：刘备乃“汉高之正胄也，信义著于当年，将使汉室亡而更立，宗庙绝而复继谁云不可哉？”南朝裴松之注《三国志》，对陈寿尊魏的观点是首肯的。

但评价曹操则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刘备是弘毅宽厚的君子。

又有矛盾。

而且裴的立场还成为北宋司马光的立场，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虽以曹魏为正统，但《魏纪一》中特别说明：“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体，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

”仅仅在名分上的帝魏而已。

把此案最后翻过来的是南宋理学家朱熹的《通鉴纲目》。

此后，元明清三代皆奉蜀为正统，魏吴为僭国。

史学家们的思想和感情一致起来。

然而，民众的拥刘反曹思想却不是从《通鉴纲目》开始的。

裴注中就有不少属于民间传说，如《武帝纪》注引《曹瞒传》写曹操的好色与酷虐：“有幸姬常从昼寝，枕之卧，告之曰：‘须臾觉我。

’姬见太祖卧安，未即寐，及自觉，棒杀之。

”……两晋南北朝有一种普遍的说法，即“称勇者必推关张”。

关张的“威声所垂”实际上反映了刘备集团的德声所垂。

隋代三国故事可从杜宝的《大业拾遗录》中看出，演出的三个水傀儡节目分别写刘备的“乘马渡檀溪”（引自《世说新语》，写刘备被刘表忌惮，赴宴发掘后乘的卢马逃走之事，赞其脱难之奇），曹操“谯水击蛟”（《三国志集解》引自刘昭《幼童传》，写曹操十岁时在水中遇到蛟龙奋起击退不语，后别人发现乃笑。

言其自幼心术不正）褒贬之意还是有的。

唐代更多这种赞扬孔明等事，有“死诸葛吓走生仲达”的说法。

宋代“说话”出现“说三分”，感情尤其强烈。

《三国志平话》和《三分事略》在版式和内容上完全相同。

《三分事略》是两宋以来“说三分”的集大成之作，以蜀汉为中心，无一贬词，对吴魏则有褒贬。

这样的思路在元代三国戏中表现得尤为清楚。

现存的二十一种戏中，莫不以蜀汉人物为中心，以对蜀汉的态度如何作为褒贬人物、抑扬吴魏的标准，其时代烙印则是更加强调与讴歌蜀汉人物的“汉家节”。

总而言之，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魏晋以来是以曹魏为中心的还是以蜀汉为正统，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们是反反复复的；一其心志的是民众，尊刘反曹的情绪始终如一并且与日俱增，形成了自己的褒贬原则。

没有这种“黄河之水天上来”的社会思潮，就没有《三国志通俗演义》。

第二节一部打开了的民众心史现象始终都是本质的外部表现形式，“本质在表现出来，现象是本质的”（列宁《哲学笔记》）。

拥刘反曹作为一种绵延千年的历史现象，其思想内涵当然也是如此。

“从来庶人之议，皆史也。

”（金圣叹《水浒传》第1回回首总评）所以我们说，《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一部打开了的民众心史或是时代乐章。

一、《三国志通俗演义》，“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

这种里巷歌谣，实际上是一种民众参政意识，在文化上是有渊源的。

有人说，中国文化缺乏民主意识，有一定的道理。

但完全否认民主意识的存在又是不客观的，因为这种缺乏还是有“庶民之议”作为补充的。

这种思想可以追溯到先秦孔学。

理性精神是孔学也是先秦诸子的共同倾向，核心是重视人，着眼于肯定人生意义上下求索治国平天下之道。

政治思想上的儒法互补、美学思想上的儒道互补、道德思想上的儒墨互补，奠定了华夏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成了中国文化的深层意识。

这使得中国文化深层意识的重“人”，具有双重性。

一方面它是非常宗法的——惟恐损伤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权威，对民主意识进行排斥，主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另一方面，又是非常民主的——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要求君王“乐民之乐”而“忧民之忧”，高度评价里巷歌谣的“兴观群怨”作用。

两者最后统一在一个理想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伟大人格的追求上。

为民，应当“独善其身”而“心存魏阙”，处乱世则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励。

二、拥刘反曹思想的外因曹丕称帝标志着两汉盛世的结束，此后三个世纪的纷乱分裂局面造成人心思汉，同时也就扭曲了曹操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

鲁迅说过曹操被贬主要是因为朝代的短促招致这样的评价，其实蜀汉与东吴也都更短命，口碑上不仅刘备，就连孙权也好过曹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三国志》中的说法是史学家所处朝代影响他们对待魏、蜀的评价，不仅是学术问题，而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

其实元人脱脱有云：“昔者尧、舜以禅代，汤、武以征伐，皆南面而有天下。

四圣人者往，世道升降，否泰推移。

当斯民涂炭之秋，皇天眷求民主亦唯责其济斯世而已。

”最终评价坐天下的开国之君，标准是看他是否带来国泰民安、天下统一。

这是由中国文化的仁德观念决定的，也是由我们民族的凝聚意识决定的。

王莽与赵匡胤就是很好的例子。

曹丕的篡汉大大缩小了曹操在民众中的形象。

而且带来的是西晋“八王之乱”，带来南北分裂，北部中国的汉族人民第一次接受少数民族的统治。

……虽然这些不应由曹氏父子负责，但由此引起的人心思汉确实有案可查。

三、拥刘反曹思想产生的深刻内因旧时中国人的文化心态基本上是儒家的，民众从刘备身上比从前从曹操身上发现了更多的符合他们愿望的东西。

其一，正如《周书》所言“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民众不以成败论英雄，曹操虽功盖天下，论“仁德及人”，却远不如刘备。

刘备开创宏基以“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一生以“迈仁树德”，十分考虑民心向背，补救时弊。

而曹操不仅作为诗人高唱“天地间，人为贵”，而俨然以周公、管仲、晏婴等先哲自比，自称“爱兵如命，视民如伤”的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