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水浒传》成书及版本研究述要纪德君关于《水浒》成书及版本研究，自20世纪初以来，迄今已历百年。
百年间，随着文献资料的不断发掘和积累，文献考证方法的日趋丰富，以及研究视野的不断拓展，《水浒》成书与版本的研究也渐次深化，并不断有所创新与突破。
因此，有必要对这一百年历程作一个简要的回顾，以便为《水浒》研究者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
一、关于《水浒》成书研究20世纪初，胡适、鲁迅、郑振铎、赵景深等学者，开始自觉地运用现代意识，对《水浒》的成书过程进行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研究视角、思路和方法，以及由此而取得的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不仅对后来的《水浒》成书研究起到了开启、引导和示范的作用，而且为《水浒》成书研究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胡适于1920年所作的《水浒传考证》，率先运用"历史演进法"来研究《水浒》成书。
他曾说："对这些小说，我们必须用历史演进法去搜集它们早期的各种版本，来找出它们如何由一些朴素的原始故事逐渐演变成为后来的文学名著。
"于是，他便考证了宋元以来的各种"水浒故事"和"水浒戏"，对水浒故事流传、演变及成书过程，进行了系统探究，指出："《水浒传》不是青天白日里从半空中掉下来的。
《水浒传》乃是从南宋初年（西历12世纪初年）到明朝中叶（15世纪末年）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结晶。
"尤为可贵的是，他还联系特定的社会时代背景，揭示了水浒故事发生、变化及形成之因，认为："不懂得南宋的时代，便不懂得宋江三十六人的故事何以发生。
不懂得宋元之际的时代，便不懂得水浒故事何以发达变化。
不懂得元朝一代发生的那么多水浒故事，便不懂得明初何以产生《水浒传》……不读《明史》的功臣传，便不懂得明初的《水浒传》何以于固有的招安的事之外，又加上宋江等有功被谗遭害和李俊、燕青见机逃遁等事。
"他还指出：南宋水浒故事之所以"发生与流传久远"，其原因就在于"南宋政治腐败，奸臣暴政使百姓怨恨，北方在异族统治之下受的痛苦更深，故南北民间养成一种痛恨恶政治、恶官吏的心理，由这种心理上生出崇拜草泽的心"。
这些论述都是颇为精到的，并曾对鲁迅等论《水浒》产生过一定影响。
另外，胡适后来还陆续写有《水浒传后考》、《水浒续集两种序》、《"致语"考》、《百二十回忠义水浒传序》（均见《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等。
这一系列文章，颇有成效地示范了着眼于历史演进的考证方法，在《水浒》研究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都起到了"打开一条新道路"的作用。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指出："《水浒》故事亦为南宋以来流行之传"，其主要人物宋江，"亦实有其人"，"宋江等啸聚梁山泺时，其势实甚盛。
《宋史》（三百五十三）亦云：'转掠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
'于是自有奇闻异说，生于民间，辗转繁变，以成故事，复经好事者掇拾粉饰而文籍以出。
"水浒故事既经"辗转繁变"，难免异说纷纭，故鲁迅推断：意者此种故事，当时载在人口者必甚多，虽或已有种种书本，而失之简略，或多舛迕，于是又复有人起而荟萃取舍之，缀为巨帙，使较有条理，可观览，是为后来之大部《水浒传》。
"这便对《水浒》之形成过程作了简要概括。
不仅如此，鲁迅还解释了"招安"之说产生的社会根源："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为盗。
盗一面与官兵抗，官兵不胜，一面则掳掠人民，民间自然亦时受其骚扰；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所以盗又为当时所称道了。
"关于《水浒》"征辽"部分，鲁迅也指出："破辽故事虑亦非始作于明，宋代外敌凭陵，国政弛废，转思草泽，盖亦人情，故或造野语以自慰。
"关于《水浒》结局，鲁迅则认为："宋江服毒的一层，乃明初加入的。
明太祖统一天下之后，疑忌功臣，横行杀戮，善终者不很多，人民为对于被害之功臣表同情起见，就加上宋江服毒成神之事去"这些论述可能借鉴过胡适的有关论述，但更为精辟，故为后世研究《水浒》者反复征引，影响极其广泛。
在胡适、鲁迅的带动下，不少学人亦起而从事《水浒》成书的探究。
李玄伯在《水浒故事的演变》（载《猛进》第28、29期，1925年）中把水浒故事的演变分为四个时期进行描述。
第一是口传时期，没有系统，在京东的注意梁山泊，在京西的注意太行山，在两浙的注意平方腊，并且各地还各有其所喜爱的中心英雄；但过不甚久，就有了笔记的水浒故事，并成为元代水浒剧取材的渊薮，由于水浒剧取材于不同地方的水浒故事，因而内容、人物常异。
第二个时期，约在元明之间，"许多的短篇笔记，连贯成了长篇，截成一回一回的，变作章回体的长篇水浒故事"，当时至少有四种长篇水浒故事，即"水浒四传"：一传从误走妖魔起，至招安止；一传为平辽；一传为征田虎、王庆；一传为平方腊。
第三个时期，约在明代，"即将水浒长篇故事，或二传，或三传，或四传，合成更长篇的水浒传。
百回本即合三传（前传、征辽、征方腊），百二十回本即合四传而成。
"第四个时期，即清初以后，"田王、征辽、征方腊三传皆被删去，前传亦被删去七十一回以后的事迹，加了卢俊义的一梦，变作现行的七十回本"这些论述虽然不乏可议之处（如胡适即指出征辽、征田虎王庆，以及征方腊，短篇话本，故而"水浒四传"之说难以成立），但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如指出水浒故事的产生与流传具有"区域性"，即可以解决《水浒》成书研究中的不少困难。
稍后于李玄伯的郑振铎，在1929年发表了长篇论文《水浒传的演化》（见《郑振铎文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文章认为，南宋水浒故事之盛行，源于民族矛盾之尖锐，因为深受外敌侵凌，当时人们自然想起"能征惯战"的水浒英雄，于是"说书先生和好事文人，将他们编为话本或散文的英雄传。
到了元代，杂剧中的水浒故事，已由三十六位好汉，一变而增至"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夥"，各个英雄已有个别的描写，并且各剧的情节往往雷同，可见当时一定有了一部《水浒》，其作者或编者大约便是施耐庵。
元末明初，罗贯中依施氏之作，重新编次，并添演征方腊一事，此即为《水浒》祖本。
嘉靖年间，郭勋又将罗书重加润饰改编，并加入征辽一节，共成百回。
万历年间，余象斗又取罗氏原书刊行，同时加入郭氏本征辽一节，并增写征田虎、王庆。
天启、崇祯间，杨定见则又取郭氏本刊行，而插入余氏所增之田、王故事，并加以润色、改动，定为一百二十回，遂成为一部完备的水浒全书。
郑氏此文不仅清晰地勾勒了水浒故事逐渐扩大的经过，而且梳理了《水浒》版本的演化脉络，其不少见解为后世学者所赞同。
1930年，李逸侯作《水浒新序》；1933年，赵苕狂作《水浒传考》（两文均见于上海世界书局1948年版水浒传》），皆论及《水浒》之成书，不过与胡适所论大同小异，无甚新意。
只不过赵文的有些论述更为全面。
比如，谈到水浒故事之盛行民间，赵文就在胡适论述的基础上补充说："比至蒙古内侵，建立元朝，大好中原，全部沦入异族之手；一般人希望光复故物之心，不觉更加迫切，而想望英雄的心理也随之而俱加。
所以，在这个时期中，水浒故事的创造与传布，更是非常发达的了"并且，该文还就某些问题提出异议。
例如，关于征方腊，郑振铎等人认为这是实有其事，可赵文却认为虽然侯蒙曾上书建议"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可当时并未被采用，考之正史，擒方腊者实为韩世忠，于宋江辈无涉。
可是说故事的人误会了侯蒙之言，未加考证，就以此为据，真的认为方腊是宋江平定的。
这一观点，后来得到部分学者认同。
建国以后，聂绀弩、严敦易、何心、陈中凡、王利器等人继续致力于《水浒》成书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对于《水浒》成书过程的认识。
聂绀弩《（水浒）是怎样写成的?》（《人民文学》1953年第6期）指出《水浒》成书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人民口头创作阶段；民间艺人讲述、演唱和记录阶段；编辑、加工、改写阶段。
到了最后这一阶段，《水浒》才变成真正的文学作品，奠定了长篇小说的基础。
严敦易《水浒传的演变》（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也把水浒故事的产生经过划分为三个阶段："萌芽茁发期"、"融合炼铸期"和"凝固定型期"。
第一阶段，以抗金题材为主；第二阶段，以英雄人物出身、经历、行为等为主，抗金的题材减少；第三个阶段，抗金的题材差不多全消失了。
最早的水浒传说是用"说话"形式流传的，在南宋已有了有关水浒英雄人物的几个片段，这还是"说话"中的"小说"家数；由"小说"而和"讲史"合流，长篇《水浒》才得以成型。
在元代，究竟有无一部《水浒》平话，虽还不能确定，但当时水浒故事却已到了成熟时期，今本《水浒》面目的定型或许已具有了。
何心《水浒研究》（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增订再版）第一章《（水浒传）故事的来源》也较为细致地考察了《宣和遗事》及元朝和明初杂剧对《水浒》成书的影响；其第五章《（水浒传）的演变》则着重探讨水浒故事及其版本的流变。
陈中凡《试论（水浒传）的著者及其创作时代》（《南京大学学报》1955年创刊号）也指出，宋代只有零散的水浒话本，没有长篇；元代出现的《宣和遗事》是《水浒》最早的底本；元代水浒杂剧确定了水浒故事的主题思想，丰富了它的内容；然后经过作者的艺术加工才得以成书。
王利器《施耐庵是怎样创造梁山泊的》（《文学遗产》第16期，1954年）则主要谈"梁山好汉"的创造过程，认为："施耐庵总结了宋江一百八人在太行区域，在楚、海州等地，从事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中的许多宝贵的丰富的战略上的地理知识，认为搞农民革命运动，不能停留在'流寇'式的阶段，而必须建立一个革命根据地，于是吸收其精华和经验，来造一个很理想的，水陆条件具备的梁山泊。
因之，这样一个梁山泊，是通过施耐庵概括的加工，而把它典型化了。
"另外，当时几部颇有影响的文学史教材也对《水浒》的成书过程作了梳理和描述，兹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