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之路之千年局变》
观后感
食工１００３班
聂素萍
２０１０３０９２００３１９
《复兴之路之千年局变》观后感1840鸦片战争到1911年辛亥革命，这段屈辱的岁月，已经“经历”过很多次了，从历史教科书到政治教科书，从《大国崛起》到《复兴之路之千年局变》（第一集），同样的历史，不一样的感受，从最初单纯的对李鸿章等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人的单纯的愤怒，到意识到社会制度才是根本问题，到开始思考与当今社会现实的联系，一步步的深入，让我深刻的感受到历史的厚重。
历史，不单单是书本里的，也不单单是电视里的，而是一面照亮我们前进道路的镜子，让我们学会自省，学会自知。
历史，赋予了一定的现实意义的时候，才愈发迷人。
《百年中国》，看了三遍，由看了一些关于小悦悦的视频报道。
让我深感：危机一直存在，只是由“国难”变成了“危机”。
记录片带给我最直观的感觉就是：当时的中国人及其愚昧。
汪仲洋说：“他们的长腿不能弯曲，因而他们不能奔跑和跳跃，他们碧蓝的眼睛畏惧阳光，甚至在中午不敢睁开。
”连林则徐都认为：只要断绝了对英国人茶叶和大黄的供应，他们就会因为消化不良而死。
而英国呢,对双方的差距了如指掌，提前准备,调查，认为中国的军队不堪一击，沿海的炮台，防范措施很糟糕。
这里就让我想到一个问题“自知”，中国古代有句俗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说的多么好啊，人生在世，最难做到的就是认清自己。
世界上，没有所谓的垃圾，只有放错了地方的天才。
没有最好，只有适合与否。
找到自己喜欢的，并去做，就这么简单。
晚清的中国，也是一个喜欢做天朝大国梦的中国。
封闭自己，将自己隔离于世界体系之外终于被碾压在历史滚滚向前的车轮之下，实为可悲。
想想中国革命的成功，就是“自知”的结果，认清现实，面对这个即将倒塌的房屋，只能革命，结合中国国情，不能照搬马克思主义，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毛泽东思想。
当然，不是说“自知”就够了，自知之上，需要常常自省。
《复兴之路之千年局变》里提到，“咸丰皇帝发出向西方学习的上谕的时候，距鸦片战争发生已经有20年了，相比于同样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的日本，中国错过了搭上世界工业革命列车最宝贵的20”。
多么可惜啊，不反省，凡事喜欢从别人身上找问题，似乎也是我们中国人的通病。
其实，晚清王朝也不是没有反省过自己，只是，每一次都那么肤浅，那么荒唐，那么治标不治本，那么令人失望。
从戊戌变法，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到发出向西方学习的上谕，到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么多的努力，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反省的不彻底，也是很难得到真正的进步的。
论语有云：吾日三省吾身，中肯简单却难以做到。
子路并不是孔子最优秀的学生，但他最大的优点就是“不贰过”，“不贰过”，多么优秀的品质啊。
近代的中国，签订那么多的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受尽欺凌，不要说“不贰过”，就是做到“不一百过”，也不至于悲惨到如此境地。
忽略人性反思，是对个体责任的遮蔽。
修女特蕾莎说：“你如果行善事，人们会说你必定是出于自私的隐秘动机，不管怎样，还是要行善事；将你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你可能会被反咬一口，不管怎样，还是要把最宝贵的东西献给世界”。
道德践履，本该更果敢，超越利弊权衡。
再谈一下中国人健忘的事。
中国人真的很健忘。
鸦片战争结束，英国一撤军，皇帝的第一反应也是撤军，文武百官也弹冠相庆，大有雨过忘雷之意。
张艺谋提到他刚拍的《温故一九四二》时这样说：“我看了《温故一九四二》的小说后，觉得对于我们的民族，我的世界观，包括我对自己的看法，都发生了改变。
最近微博上传的那个两岁小女孩悦悦在马路上被车子碾轧两次的视频，我在问：现在
的人怎么这样了？其实呢，只不过是因为过去通讯不发达，传递不了。
事实上，这种冷漠在我们的民族性里，是源远流长的。
还有一个东西，让我觉得有必要拍这个电影，就是中国人的善忘。
小说里，有人问那些经历饥荒的人，说：“1942年咱们这里饿死了多少人？”他回答：“1942是哪年啊？记不清了。
饿死人年景太多了。
”但是你慢慢慢慢问，勾起他回忆，他能想起，大概饿死了有一半。
我看到这儿就想，这些人也太容易遗忘了吧！三百万人饿死是个什么概念？纳粹奥斯维辛集中营屠杀了一百多万犹太人，全世界都知道都谴责。
但是在中国河南，饿死了三百万没人知道，甚至连灾民自己都忘了我觉得这是特拧巴的一个事儿。
电影不能让这三百万人复活，但是也许能让他们的死变得有价值。
善忘和逃避这是我们民族的特点。
”
中国人真的很健忘，忘了曾经的伤痛，忘了那些古老的信仰，忘记了人性的尊严与耻辱，就连对生命的恻隐之心，似乎也在被我们一点点淡忘，取之而代的麻木与冷漠，对坏消息的免疫力正在增强。
新闻媒体似乎天然地更偏爱“坏消息”，甚至以“坏消息就是好消息”为职业信条。
现在有个有趣的现象，很多曾经可以拿来做头条的“坏消息”，在今天却很难再引起读者关注。
我们似乎从来都不缺这样的新闻，但“坏消息”层出不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让公众产生了钝感，我们的同情心就会变得稀薄。
汶川地震时，我很震惊，也很难过；后来的玉树地震，我仍感到震惊，感到难过，只是没有那么痛了。
简而言之，每一次极端事件被报道后，都抬高了同类事件报道的门槛。
公众对“坏消息”的免疫力越强，整个社会累积的崩溃风险也就越大。
晚清时候，一次次的压迫中，人们对国难逐渐习惯，终于，封建王朝的房屋倒塌了。
较之今日，国难变成了道德危机。
以孔孟为代表，儒家学说的精华在于不断提示人的内在价值，并促使每个人认识真实的自我，进而让自己的行为符合人的真性。
趋利避害固然是人的本性，但人并不只是一个各种感觉附体的虚壳，人的行为并不是简单地受各种外在的利害关系摆布。
相反，“人人有贵于己者”；每个人生来都有上天赋予的良善本性和内在尊严，人的行为必须和自己的真性相称，否则就等于自暴自弃，自己贬损自己的价值和尊严。
既然人人都有尊严，则人不仅有维护自己尊严的权利，更有尊重他人尊严的义务。
事实上，两者没有任何矛盾：如果一个人不尊重他人甚至有意损害他人的尊严，自己怎么可能有尊严呢？尊重别人，也是尊重自己的一种方式；爱护别人，也是爱护自己的一种方式，因为帮助别人，就是在帮助自己保全了善的真性。
因此，救人固然是对别人好，首先也是对自己好；见死不救看上去自己毫发无损，实际上是在贬损和侮辱自己。
儒家君子“行己有耻”，正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有尊严，不会去做贬损自我尊严的事情而让自己感到耻辱。
小人则看不到自己的尊贵与尊严，因而做事无所顾忌；只要不受法律惩罚，偷了便宜就是好，高兴还来不及，有什么耻不耻的？儒家教诲的根本在于，人没有必要如此对不起自己；其实只要敢于诚实反思、面对自我，人人都能发现自己的内在尊贵，人人都能以符合自己真性的方式有尊严地活着。
在经过几十年“运动”、“斗争”、“批判”之后，儒家道德传统被清剿殆尽，留下所谓的当代“信仰危机”，其实就是道德人格空壳化的结果。
每个人都成了纯粹受物欲驱使的小人，为了趋利无所不为，为了避害自甘堕落。
对于那18个置若罔闻的路人，孟子的诠释只能是当代中国小人太多了吧。
小悦悦之死之所以是中国社会的耻辱，正是因为太多国人似乎已彻底忘记自己的内在价值和尊严，把自己降格到只知道趋利避害的一般动物的份上。
忘记了古代美好的信仰之后，取之而代的是什么呢？冷漠吧。
关于中国人的
冷漠这一症候群，林语堂先生在《吾国与吾民》一书中分析了该病灶产生的原因，做了如此诊断：“中国人的‘各人自扫门前雪，勿管他人瓦上霜’、‘明哲保身，莫谈国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阴暗心理的形成，盖因缺乏人权之保障也。
蝼蚁尚且偷生避死，何况万物之灵的人哉”。
孟子曰：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
道德的冷漠，仿佛让人置身于寒冷的冰窖；良知的蒙昧，让人性的光辉失却光芒。
1916年，梁启超在《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一文中写道：“盖四年以来，我国士大夫之道德，实已一落千丈，其良心之麻木者什人而七八”。
人的眼睛是很传神的，纪录片里一个中国老百姓麻木的眼神，让我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气氛：愚昧，麻木，冷漠。
林觉民的《与妻书》，让我看到了中国人的良知，中国人的正义感。
社会学家孙立平在《国人的冷漠是如何铸就的》一文中，将审丑麻木视作一种“轻度罪恶”。
正是冷漠、歧视等庸常之恶，衍生出信任割裂。
消解沉疴，需要人性规约的拾级而上：道德令，被人们视作底线性的信仰。
“人们一切不幸的根源，不是饥荒，不是火灾，也不止是那些作恶者，而在于他们各自为生”。
忽略人性反思，是对个体责任的遮蔽。
修女特蕾莎说：“你如果行善事，人们会说你必定是出于自私的隐秘动机，不管怎样，还是要行善事；将你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你可能会被反咬一口，不管怎样，还是要把最宝贵的东西献给世界”。
道德践履，本该更果敢，超越利弊权衡。
人性复苏了，道德才能走进“春天里”。
晚清的中国，呈现的是一种国难危机，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面对的信仰，道德，良知的危机。
历史，是个好东西。
屈辱岁月带给我们的关于“自知，自省，健忘，信仰，冷漠”反思，我只是想，以史为鉴，做一个有良知的的大学生，做一个有信仰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