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6 月21 日，南京市江宁区一民警按惯例上门走访其辖区内居民乐某，发现其房门紧闭，呼叫无人应答，经破门而入后，发现乐某的两名女儿( 分别为3 岁和1 岁) 已经饿死家中，而乐某本人下落不明。
此事经由“江宁公安在线”在新浪微博上曝光，一经发布就迅速获得网友们的大量转发。
最初众多网友愤怒的矛头均指向了不负责任的家长，一时之间有吸毒史的乐某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
纷闹几天后，大家开始反思为何2003 年的“李思怡”事件再次发生。
在我国的立法当中，亲权与监护权未被加以区分，父母不仅因身份关系享有亲权，同时还可因法律规定而享有行使监护权的权力。
但从各国目前的立法来看，监护权与亲权的概念都有严格的区分，并且对监护权与亲权的行使条件都做了相应的规定。
比如说未成年子女如果双亲尚在，则一般通过亲权来进行保护，如果父母双亡，或父母失去行使亲权的资格，则可用监护制度对未成年人加以保护。
由于我国长期存在“虎毒不食子”等传统思想，因此对于父母等采用信任主义。
但正由于传统的教育思想的影响，采取“棍棒下出孝子”这种教育手段的父母存在比例非常大，如被媒体频频报导的“狼爸”、“狼妈”们就是这种思想，一旦“老子打儿子天经地义”这种思想过于极端，就会极大地威胁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影响他们的合法权益。
虽然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经教育不改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依法另行指定监护人。
《民法通则》也规定了若未成年人的父母没有或失去监护能力，可以依法，从有能力行使监护人的人员或组织中选择一名担任监护人。
但实践操作中，因监护不力或无力监护而被剥夺监护权的案例寥寥可数。
徐国栋老师认为，在我国现有的民法体系中，监护常常会被误认为是一种权利，对监护和亲权没有进行明确的区分。
但亲权与监护有很多的不同。
亲权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是基于父母对未成年人的教养保护，而监护是一种纯粹的义务和职责；亲权在立法上限制比较少，而基于对被监护人的保护立法往往会对监护人的活动进行了较多的限制；亲权人对子女的财产有无条件的用益权，而监护人如果想要使用被监护人的财产必须是基于为了被监护人的利益等等。
这些都是监护与亲权的区别。
龙卫球老师在《民法总论》中列举了德国的亲权和监护制度的改革也可以发现，亲权制度与监护制度应当区别对待。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有亲权照顾权；未成年可以结婚原因限制亲权照顾权；亲权照顾权可因重大原因被休止或剥夺；对于失去亲权或父母无权行使亲权的未成年才要设置监护人。
1、我国现行监护制度存在的几大问题
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明确的亲权的概念，也没有亲权的完整的规定，带有亲权性质的关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权利义务的相关规定分散在民法、婚姻法、收养法等法律中。
《民法通则》中实质上是将监护的范围扩大化，亲权被包括在未成年人的监护中，父母给予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保护和教育也被视作监护。
这样的立法模糊了亲权与监护之间的界限，不仅在立法体系上是不科学的，而且也是不够细致的。
退一步讲，即使以监护吸收亲权，但毕竟亲权有着监护不能完全具备的，其自身的特性，由此所造成的父母于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与父母以外的人于未成年人的监护就不得不区别规范，但这样一来，就是人为地给监护制度制造复杂了，显然没有必要。
2、现行有关调整父母子女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规范是将具有亲权性质的父母对子女的人身、财产照护与其他监护人的监护职责合并在一起规定的，立法上采取的基本上是监护制度吸收亲权制度的体例，没有区分亲权制度与监护制度,。
由于亲权制度与监护制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制度，二者各有其适用空间，并在各自的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目前我国所采用的这种大监护概念会影响亲权制度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同时又妨碍了监护制度
的完善和实行。
3、把对未成年人的监护与对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性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监护合为一体，从而对监护人的资格要求与职责要求不加以区分，在实际监护中极易出现漏洞、瑕疵。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本身有特定的身份关系，表明了其照顾与保护的职责有别于其他监护类型，理应将其独立设定。
4、监护人义务和权利不平衡。
在大陆法系国家中，亲权人担任监护人时亲权人对其子女的财产享有无条件的用益权。
而我国法律因未将亲权单列，将父母由权利自由的亲权人作为受限制的监护人，一味强调监护是为了保护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这必将导致监护人之责任繁重，损害监护人的合法权利，从而也损害了被监护人的权利。
南京幼女饿死事件——引发的亲权与监护权的思考（樊厚成）
监护与亲权制度的比较分析——兼论我国自然人监护制度的完善（邹小琴）
区分亲权与监护权的制度思考（徐婧）
谈亲权制度在我国确立的必要性（聂翔）
民法总论（徐国栋）
民法总论（龙卫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