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不落帝国的没落原因分析作为2012年夏季奥运会的东道主，英国上下对于奥运奖牌似乎突然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强烈渴望。

英国本就是世界体育强国之一，英超联赛更是全球翘楚，在最近几届奥运会上，英国代表团也都跻身金牌榜和奖牌榜的前十名之列。

但这次，他们希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006年，英国奥组委宣布开展一项类似“举国体制”的运动来增强该国在各项赛事中的实力。

这一年，伦敦发出了“20-4-2012”倡议，即在2012年奥运会上获得20枚金牌和总排行榜第四的成绩。

为此，他们从全国选拔了150万名11岁到16岁的儿童，并对他们进行了持续数月且门类复杂的评估，最后选出1000人交由专业教练进行训练。

英国当然获得了成功：在投入了数亿英镑之后，本土作战的他们以29枚金牌成功抢得金牌榜的探花席位。

然而，就像金牌数量的增加无法代表全面健身的出色一样，奥运奖牌的激增也无法逆转英国日渐下滑的经济曲线。

英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在进入20世纪后所经历的持续下滑，已经变成了百多年来最著名的迷思。

所有人都对这一问题有着自己的思考，而在全球格局可能迎来巨变的大背景下，这些思考以及由此得出的大国兴衰的经验教训无疑极具价值。

如同马克斯?韦伯（Max-Weber）一样，人们喜欢将国运兴衰归因于文化。

1982年，马丁?维纳（Martin Wiener）就在《工业精神与英国的衰落》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维纳认为，英国文化易于导致工业精神的衰落，正是后者进一步导致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英国的衰落。

维纳的言论盛极一时，但历史却无法佐证类似的观点。

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仅仅局限在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几乎所有国家都曾反思这一制度的利弊得失。

与英国相比，那些取得更大成就的国家对资本主义的反思甚至更胜一筹，但他们却并未经历如此强烈的国运衰退。

我们可能搞错了某些简单的因果关系。

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确实决定了其文化影响力，但这一命题的逆命题却并不必然成立：一定经济成就的取得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文化只是其中最边缘的因素。

如若不然，我们将无法解释东西两德以及韩朝两国在经济领域截然不同的表现。

将经济问题归为文化，更多是人们面对复杂经济问题时刻意选择的回避。

蒸汽革命之后，英国并非没有机会继续辉煌。

两百多年前，那时的人们几乎一致认为英国必将赢得电气产业的国际竞争。

从18世纪到19世纪，尽管对电力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很多科学家和工程师都来自欧洲大陆，但奠定产业基础的伟大发明却几乎全部来自英伦三岛。

法拉第（Michael-Faraday）奠定了电化学的基础，并发明了发电机和电动机；麦克斯韦（James Maxwell）是经典电磁理论的创始人，这为电工学和现代工业奠定了基础。

此外，斯万（Joseph Swan）发明了白炽灯，惠斯通（Charle Wheatstone）发明了电报、发电机和打孔机，帕森斯（Charles Parsons）发明了蒸汽涡轮，弗莱明（John Fleming）发明了热电子管。

在这次创新浪潮中，英国完全可以像它在蒸汽时代那样再次居于领先地位，但英国却没有做到这一点。

在欧洲，它被德国迅速超过；在全球，它则完败于美国。

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历史古今中外都或有雷同之处。

公元前503年，孙武意欲归隐田园，阖闾令伍子胥劝留。

孙武告诉伍子胥：“暑往则寒来，春还则秋至。

此乃自然之情，其实人事亦然。

今吴王自恃国力强盛，边境无事，已经变得骄奢淫逸。

自古功成不退，必有后患。

我归隐林泉，乃避祸全身之计。

”随后的历史证明了孙武的睿智，而对英国，所有这些预言几乎同样适用。

工业革命的璀璨历史曾经为英国指出一条通往强大的永恒之路，那就是培养企业家精神以发展商业、改进教育以提升劳动力水平、发展科技以推进创新。

但遗憾的是，英国并未正视这些经验，这个骄傲的帝国将历史留给他的宝贵经验以及更加宝贵的发展良机一一挥霍。

被招安的企业家精神维多利亚时代，无疑是英国历史上的全盛时期。

与当时欧洲大多数国家只有上下两层的社会结构不同，英国还拥有一个数量庞大的中产阶层。

这些人勇敢地发展商业、开辟市场、促进贸易，他们刺激着古老的英国不断改变因循守旧的传统，从而使英国社会充满了活力。

很快，中产阶级就在经济上大获全胜，他们也因此得以不断从贵族手中夺取政治资源。

但令人遗憾的是，英国的中产阶级未能珍视这些来之不易的胜利，过度的贪婪最终导致他们在关乎“正统”地位的价值观竞争中意外遭遇完败，英国历史的转折点也因此最终到来。

当时，剧烈的社会变迁令很多社会底层人士变得一无所有。

英国最富有的140万人控制了全社会财富的1/3，这一数字超过了下层社会3000多万人财富的总和。

在伦敦，有30%的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其中8.4%的人生活极度贫困，他们总是“衣衫褴褛，营养不良”。

对于这些作为资本主义基础的弱势群体，中产阶级却不愿施以援手：他们认为这超出了他们理应承担的责任范畴。

1834年，在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和边沁（Jeremy Bentham）等功利派知识分子的主导下，辉格党政府通过的《济贫法（修正案）》最终酿成大错。

新法案颠覆了英国贵族创建并已坚持了两个多世纪的济贫传统，尤其是取消了旧法案中“向收入低于公认最低生活标准的工人提供补助，允许他们在家得到救济”的“斯皮纳姆兰法则”，转而要求受救济者必须进入济贫院并愿意通过劳动改善生活。

但当时的济贫院无异于劳动者的“巴士底狱”，其条件之恶劣令人望而生畏。

有人曾这样描述其中的情况：地面上满是贫困的妇女和可怜的儿童，老年妇女在床上气喘吁吁，老年男子则弓着背苟延残喘。

劳动者们无法相信，政府竟会这样减少受救济人口以缩减济贫支出。

与这些新兴资产阶级不同，日渐沉沦的贵族不断向穷人显示自己的宽仁之心。

他们试图证明贵族精神才是英国社会的根本，而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短暂胜利并不具有任何进步意义。

贵族阶层与资产阶级阶层围绕济贫法开展的一系列政治斗争，最终使贵族阶层重塑社会主人形象的努力大功告成。

直到这时，发了财的资产阶级才如梦方醒。

但一切都已为时过晚，他们不得不对自己的暴发户形象进行修饰，并在不知不觉中向贵族阶层的价值观念靠拢。

从1837年到1911年，新晋贵族中非贵族出身者的比例从10%激增至43%，以至于英国的贵族骄傲地宣称：“我们这个阶层是靠不断吸收新鲜血液维持活力的。

”几乎同时，一个以贵族精神为标杆但又低于传统贵族的社会阶层——绅士应运而生了。

在今天，绅士被赋予了太多正面的含义；但在当时“绅士只是贵族为了使中产阶级遵守秩序而发明的一个概念”。

但贵族与资产阶级的诉求完全不同。

属于贵族的典型英国式理想是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工业化则是与“魔鬼般的工厂”联系在一起的。

在英国，对工业化的疑虑直到19世纪中叶才逐渐消除；但仅仅几十年后，这些辛苦构建并日趋完整的社会体系却再度濒于崩溃的边缘。

这之后的英国企业家更倾向于把工商活动看作兴趣爱好或社会责任，而非经济机遇或者人生价值的实现方式。

一些功成名就的企业家，甚至在家庭生活改善和个人地位提升后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企业界。

相反，他们几乎突然表现出了对土地的过度热爱。

而在英国，土地历来都是贵族彰显身份的工具，因为所谓贵族就是国家中“一个伟大的土地拥有者集团”。

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代表，《经济学人》在1850年时还在大肆抨击那些购买土地的资产阶级，他们认为这有违资产阶级的精神实质。

但在短短的20年后，杂志却已充斥着对类似行为的赞扬：“对于一个英国的百万富翁而言，用一半的资产购买一万英亩土地，即使只能获取1%先令的收益也是值得的，因为他足以借此成为大多数人眼中伟大的人。

”企业家精神的丧失是一笔无法挽回的财富，它使英国失去了引领创新的核心力量，这一发生在电气时代晨曦中的社会变动因此显得代价过于高昂。

被遗忘的全民教育与蒸汽革命不同，电气革命时代的产业进步大多发生在实验室而非生产车间。

这个新的时代更强调劳动者的基本素质而非简单的生产经验累积。

英国对此本不应恐惧：工业革命发生时已建校600余年的牛津和剑桥，意味着英国拥有足以成事的优秀传统和文化底蕴。

然而，英国虽然是现代教育的发源地，但在很长时间内，精英化的主张却影响了教育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分享和全国教育水平的提高。

资产阶级革命未能实现的普及初等教育主张，因为工业革命的到来而变得更加紧迫，工人要求平等教育权的呼声几乎贯穿了整个工业革命。

从格洛斯特郡的报馆经理雷克斯为工人子弟兴办星期日学校的1780年算起，英国用了整整100年才完成初等教育的普及。

到19世纪80年代，英国全国学龄儿童入学率终于在资产阶级、英国政府和教会的共同作用下达到了90%，大部分儿童也能受到6年的正规教育。

但直到1924年工党执政并提出“人人受中等教育”的口号，普及中等教育的学制改革问题才得到重视。

1926年，工党发表《青年教育》报告提出，要使中等教育不再是10%儿童的特权，而变成所有适龄儿童的权利：所有儿童都要在小学毕业后继续接受小学后教育。

因此，英国的教育体系没能为新兴工业提供数量充足的管理和技术人才，合格工程师的缺乏一直困扰着英国社会。

英国也没有为中低水平的技术工人提供系统的教育和培训，英国的非全日制培训和在职教育传统当然适用于以机械技巧为基础的技术和边干边学的工业革命早期，但却注定无法满足与日新月异的新技术联系在一起的产业，比如电气产业的需求。

这与作为英国主要对手的德国颇有不同。

在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思想的影响下，普鲁士成为世界上最早设立国民教育体系的国家之一。

1810年，普鲁士引进的教师资格考试大幅提升了教师水平。

1812年，普鲁士设置的中等学校升学考试又推动了中等教育的发展，而这一制度早在1788年就已被设计出来。

到1871年，整个德意志都接受了这种制度。

在此过程中，德国独特的“双元制”教育体系也逐渐形成。

起源于12世纪的同业公会培训在19世纪从师傅扩大到学徒。

到19世纪70年代，工业革命的完成带动了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此时作为“双元制”另一元的职业学校也逐渐发展起来并于20世纪初期成为与企业培训相匹配的义务教育学校。

从1938年起，德国开始实行普遍义务职业教育制度。

在新兴的电气产业，正是这些变化导致了德国与英国实力对比的此消彼长。

因此，也只有在德国，中小企业才能成功转向那些更加依赖于工程技术的行业。

于是，数量庞大的专业化创新型小企业在多个工业领域横空出世，这就是德国经常引为自豪的所谓隐形冠军。

作为现代企业的核心，英国的管理精英们也未及时吸收到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技术。

到1914年，还没有一家英国本土电气制造商拥有超过10000名雇员，而最大的德国电气公司西门子公司已经拥有超过80000名雇员。

要知道，电气行业是贯穿了整个20世纪的经济领导产业。

非但如此，英国的企业家们甚至没有机会去领导一家规模尚算可以的电气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