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中的中国与世界形势与政策论文《对外开放与中国外交》摘要:将近30年前实施的开放政策不仅帮助中国走上了崛起的道路，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对中国的外交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对外开放促使中国放弃了外交上的意识形态模式，而是从现代化的现实需要出发，寻求与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在对外开放的同时，中国为改善，巩固和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努力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寻求共同利益的融合，扩大互利合作，努力解决。

通过对话相互之间避免分歧。

进入新世纪后，面对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关切和忧虑，中国提出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为此，中国将坚定不移地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关键词:对外开放中国外交和平发展一、对外开放是中国外交转型的动力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来，在冷战的影响下，中国一直处于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峙的状态。

1972年尼克松访华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僵局，并导致许多西方国家与中国建交。

但是目前，中国发展与西方国家关系的主要动机是维护自己的安全。

与西方团结，共同应对苏联的威胁。

在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看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然是中国的敌人，但它们的威胁程度要小于苏联。

他们的战略思想是压制次要敌人，共同对付最重要的敌人。

这是统一战线思想在国际舞台上的应用。

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质变是在1978年之后。

经过十年的动荡和两年的徘徊，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工作中心的转移。

她想领导中国人民全心全意地寻求发展和现代化，并向外界开放。

对外开放主要是对西方国家开放，因为对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开放问题已经解决或不突出。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1970年代末执政时一再强调：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

关上门，自己站起来，夜郎的傲慢将不会发展。

那么谁是先进国家？如果说中国领导人心目中的先进国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苏联，那么到1970年代末，邓小平的观点已经改变。

他所认为的先进国家（在经济，科学和技术方面）不是苏联，而是西方国家。

所谓的现代化水平接近或相对接近发达国家的当前水平，通常被称为西方水平。

他还坦率地说：过去，我们从许多方面研究苏联遭受了很多苦难。

1978年底，几乎同时发生了两个重大事件。

一是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二是成功谈判中美外交关系。

邓小平亲自照顾好这两件事。

中美建交几个月后，邓小平访美。

他访问美国时表示了良好的祝愿。

我们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可以为美国利用先进事物帮助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邓小平访美期间，陪同访问的一位资深国际专家问邓小平，中国为什么对外开放，为什么主要向美国和欧洲开放？邓小平回答说，紧随美国的国家是富强的。

如果我们与中日和平与友好条约的签署以及邓小平不久前对日本的访问取得联系，我们将更好地欣赏邓小平对发展与西方国家关系的重视。

不可否认的是，在1970年代末，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发展仍具有维护自身安全的动机，因为此时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尚未正常化，苏联仍旧构成对中国的严重军事威胁。

如果中国想将精力集中在现代化建设上，就需要依靠西方，特别是美国和日本的力量来对抗苏联的威胁并维持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

但是，与1960年代末相比，此时苏联的威胁已大大减弱，中苏边界沿线的局势相对稳定。

这表明，到1970年代末，安全动机只是中国发展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动力之一，而并非主要动力。

主要驱动力是向外界开放。

中国应该向西方国家开放，向他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并从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经验中学习。

为了顺利对外开放，中国需要与西方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

从1978年至80年代初，中国外交只是实现了转向;，并未转型。

转向是指改变了外交重点。

如果说中国外交的重点在一边倒时期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同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对抗时期是发展中国家的话，那么改革开放后则是西方发达国家。

这与中国将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直接相关。

然而，这时中国外交的套路或模式并未改变，仍然是敌友分明，当时所奉行的一条线战略，立意还是要联合朋友，对付敌人。

1982年9月召开的十二大确立了新的外交战略，强调独立自主，不做任何大国的附庸，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大国集团。

做出这种调整，固然与对国际局势的判断有关，中国认定苏联威胁进一步降低，同时国际总体局势更加缓和，和平与发展这两个时代主题突显。

这样的国际局势和安全环境可以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更加独立自主，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而过去的那种带有结盟色彩的外交战略，容易使自己受制于别国，甚至损害自己的利益。

邓小平指出:对外开放，我们还有一些人没有弄清楚，以为只是对西方国家开放，其实我们是三个方面的开放。

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那里来。

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还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这里有很多文章可以做。

这是辩证法在对外开放问题上的运用，既要抓主要矛盾，同时也要兼顾次要矛盾。

这里面也蕴含着战略思维。

如果仅面向西方这一个方面，很容易形成对西方的过度依赖，最终会受制于西方。

如果面向多个方面，则会增强中国在对外开放中的主动性和灵活性，更有利于对外开放的展开，同时也不会损害同西方的关系。

中国实现外交转型后，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不但没有倒退，反而发展得更加顺利，出现了一个蜜月期。

当然，对西方开放，发展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仍然是转型后中国外交的重点。

这一点从同中苏关系的对比中可以洞见。

如果从1979年10月中苏副外长级谈判算起，到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关系正常化用了10年时间。

而在当年中美建交谈判中，中国则展示了高度的灵活性。

再考虑到台湾问题，更可以看出中国在80年代的外交偏向。

尽管苏联一再明确表态，它完全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但是中苏关系却发展得相对缓慢，远没有中美关系顺利，而美国一直是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大外部制约因素。

二、对外开放是维系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的纽带对外开放是1978年以来中国发展同西方国家关系的强大动力。

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开放也是维系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强有力的纽带。

西方国家出于种种原因，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直持敌视态度。

从十月革命后对苏俄武装干涉，到二战前搞祸水东引从对苏冷战，到对新中国的封锁、遏制，都体现出西方从内心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敌视态度，试图扼杀、消灭之。

但是，西方国家又是现实的，它们的利益是多元的。

在扼杀不了之时，西方会考虑同社会主义国家打交道，或者获取经济利益，或者结成暂时联盟共同对付更主要的敌人。

西方还寄希望于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接触、合作的过程中，影响、塑造、和平演变它们。

基于多重动机，西方对中国的开放和以开放为导向的改革是持欢迎态度的。

它们认为，经过开放和改革，中国正在向它们所希望的方向演变。

用布热津斯基的话说是正在变成商业共产主义国家。

而这样的国家已经不同于苏联，不再是西方的敌人。

苏东剧变后，不仅西方联华制苏的战略动机不复存在，而且由于中国陡然成了惟一的社会主义大国，西方实施的意识形态外交的主要矛头也由苏联转向了中国。

受其影响，西方发展对华关系的动力锐减，对华政策中遏制的成份锐增。

然而，中国同西方的关系没有退回到50-60年代那种状况，新的冷战并未爆发。

中国同西方各国的关系不仅保持着正常状态，而且还建立起了各种伙伴关系或合作关系。

从中国方面讲，对外开放所形成的发展同西方国家关系的动力依旧;从西方国家方面说，中国的对外开放也依然是它们发展对华关系的动力。

西方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欢迎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而不是闭关锁国的中国。

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有利于西方在同中国交往中获取经济利益，更有利于它们有机会影响、塑造中国。

笔者2000年访美时的一个情景仍深印脑海。

当时美国国会正在激烈辩论中国入世问题，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反复播放一个公益广告:图片是半开着的紫禁城大门;画外音是，中国的大门已经打开，决不能让它再关上。

美国媒体正教育国会议员们:让中国加入WTO有利于促进中国的开放，这符合美国的利益。

实际上，当美国参众两院绝大多数议员投票赞成中国加入WTO时，他们的主要理由与CNN公益广告的主导思想是一致的，而经济利益只是其次。

不管西方各国在支持中国对外开放时出于什么动机，客观上，中国的对外开放构成了西方发展对华关系的强大动力。

也许是出乎西方的预料，对外开放使得西方与中国在经济上形成了严重的相互依赖和巨大的共同利益。

就拿中美贸易来说，1979年，中美贸易额仅为24.51亿美元，到了2007年，跃升到3020.83亿美元。

可以说，中美在经济关系上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冷战后中美关系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爆发像美苏之间那样的新冷战。

密切的经济关系起着维系纽带作用，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同日本及欧盟国家的关系也有类似的情况。

密切的经济关系也是中日关系和中欧关系的压载舱和强有力的维系纽带。

冷战后，中日政治关系趋于冷淡，到小泉首相执政期间，几乎冷到了极不正常的状态，两国最高层中断互访达5年之久。

然而，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却仍然很热，一直互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

冷战后，欧盟国家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时有摩擦，导致双边关系震荡。

最近的事例就有德国默克尔和法国总统萨科齐对西藏-奥运问题的不当表态及奥运圣火传递在巴黎受阻事件。

然而，这些领导人很快就做出姿态，愿意改善对华关系。

众人皆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受到了来自工商界的强大压力。

而且，经济利益对这些国家来说是更重要和实惠的，当所谓人权利益与经济利益撞车时，任何头脑清醒的政治家都会选择后者，而不是前者。

可以断言，如果没有中国的对外开放，无论中美，还是中日、中欧，经济关系都不可能如此密切，因此双边经济关系也就不能成为维系总体双边关系的纽带和压载舱。

三、对外开放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途径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

这也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高度关注。

许多国家担心:中国在崛起过程中或者崛起后会不会像当年德国、日本、苏联那样，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甚至向外扩张，引发国际冲突和战争?中国积极应对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反应，声明中国要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实现和平崛起。

走和平发展道路，除了坚持一贯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之外，中国还要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对外开放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必经之路。

中国曾饱尝闭关锁国之苦。

在工业社会到来之前，中国曾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在清朝鼎盛时期，中国人口和经济总量都占世界1/3。

但是由于封建王朝盲目自大，闭关锁国，拒绝同率先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发展正常的关系，从而错失跟上工业化、现代化步伐的良机，进而在全球化大潮中落伍。

而落后的结局就是挨打，被西方用炮舰打开国门，一步步沦入半殖民地的深渊，最后险些亡国灭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