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贝克汉姆马尔科姆·贝斯当2004年欧锦赛四分之一决赛英格兰对葡萄牙的比赛刚进行到27分钟时，英格兰队球员韦恩·鲁尼就因伤下场。

虽然对他而言，欧锦赛已结束，但比赛实在太激烈了。

此次欧锦赛鲁尼射入四球，给全队带来了希望，连贝克汉姆也望尘莫及。

毫无疑问，18岁的鲁尼成了球队的头号射手，世界各地的足球专家——从伯明翰到曼谷——认为金童鲁尼将替代贝克汉姆。

但是，当谈到如何将足球偶像变为金钱时，对鲁尼的大肆渲染便消声蹑迹了。

一位评论员宣称，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鲁尼是一位优秀的球员。

但鲁尼有“卖点”吗？在贝克汉姆时代，成为足球偶像仅有足球天赋是远远不够的。

一位球员能否帮助俱乐部卖出他的球衣、剃须膏以及任何与足球沾边的商品已成为俱乐部能否成为足球豪门的关键。

在食物链的顶部是长相俊朗又有居家男人形象、明星相十足的贝克汉姆，他可以身着马来纱笼，卖出任何商品，从美国的吉列剃须刀到日本的明治制果巧克力。

但是，好日子总有到头之时，贝克汉姆时代也不例外。

29岁的贝克汉姆已进入其职业生涯的暮年。

足球产业正考虑如何填补贝克汉姆因影响力下降和日后退役留下的空白。

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俱乐部老板和市场营销经理的脑海，这些足球产业的巨鳄们2004年12月在阿联酋迪拜举办的年度足球贸易展览会上就透露过他们的担忧。

纽卡斯尔联队主席弗雷迪·谢泼德坦率地指出，2003年贝克汉姆转会皇家马德里后，曼联就因此失去了一些“星光”。

目前，整个足球界都在担心“星光”将完全褪去。

眼下尚无明确人选能替代贝克汉姆代言“Gucci”品牌男鞋。

在足球场外，19岁的鲁尼乏善可陈，这位长相酷似怪物史莱格的利物浦人只在当地球迷中拥有一些粉丝，而且缺乏明星相。

皇家马德里的迈克尔·欧文也是如此，尽管他很受女球迷的拥戴。

其他球星——如曼联的葡萄牙人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意大利罗马俱乐部球星佛朗切斯科·托蒂、摩纳哥俱乐部的阿根廷人哈维尔·萨维奥拉、阿森纳俱乐部的法国人蒂埃里·亨利——都具有潜质，但他们在全球的影响力被一个因素所限制。

“他们缺乏英语语言特点，”莱斯特大学体育经济学讲师、《足球的未来》一书作者多米尼克·马尔科姆如是说。

任何足球运动员若希望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曼谷都有自己的粉丝，那么会不会说英语就变得举足轻重。

一般认为，下一个贝克汉姆将会是英国人或美国人，就像绝大多数国际流行偶像来自英美一样。

由于缺少这样一位明星，欧洲足球豪门的掌门人及赞助商不得不考虑如何满足区域性市场尤其是亚洲市场的需求，而亚洲已被看作是一座能够将欧洲病入膏肓的球队带出赤字危机的商业金矿。

1998年英格兰俱乐部水晶宫队与中国球员范志毅和孙继海签约后，该俱乐部的产品在中国市场销售一空，并很快形成品牌认可。

去年托特纳姆热刺队与日本前锋户田和幸签约后也收到了相似的效果，类似的还有意大利帕尔玛俱乐部与日本球员中田英寿签约，目前中田英寿效力于佛罗伦萨队。

马尔科姆说：“由于亚洲球员能够带来商业利益，才使我们有可能与他们签约，这使足球俱乐部可以像一个商业品牌进入市场。

”想想看：当中国球星李铁所在的埃弗顿队与孙继海效力的曼城队交锋时，估计有3亿中国人观看这场比赛（而在英国只有区区不足1百万人观看——前提是默多克的天空电视台转播这场比赛）。

当然也有评论家批评说这些俱乐部是在以牺牲质量为代价建立国际品牌。

许多转会到欧洲的亚洲球员在球场上表现平平，比如，户田和幸仅打了四场比赛就被退回了日本俱乐部。

这使得亚足联主席默罕默德·本·哈曼今年早些时候指责欧洲俱乐部为了商业利益像剥削“奴隶”一样剥削亚洲球员，哈曼要求欧洲俱乐部应根据球员的技术水平来决定是否与亚洲球员签约。

不过也有一些俱乐部在不断提升自己声望的同时尽一切力量帮助亚洲球员提高球技。

英超斯托克港足球俱乐部每年到中国举办展览并为当地球员提供训练奖学金。

“与球员签约必须根据球员的天赋，”一位前英格兰豪门俱乐部行政管理人员说，“如果该球员具有市场价值，那是额外收获，而不是签约的理由。

如果仅为球员的市场价值与其签约，那就开始威胁竞技体育的原则了。

”此话也许不错，但近年来随着卫星电视把足球从比赛场地里的游戏变为数十亿美元的产业，这些原则已很少被人提及，因为在这个产业中，品牌的价值远远超过了球技。

随着足球产业进入了新纪元，俱乐部都在拼命寻找会下金蛋的鹅，再也没有哪家俱乐部或赞助商顾得上去听这些关于原则的老话了。

有些俱乐部还在寻找这样一只会下金蛋的鹅。

也许美国华盛顿特区联队出生在加纳的15岁佛莱迪·阿杜正是他们寻找的对象，阿杜得到了从耐克到坎贝尔汤料的赞助，关键是上个赛季只要阿杜出场，上座率就会高出平均上座率50%。

马尔科姆认为：“能够与贝克汉姆一决高低的人最有可能的是出自美国队，前提是美国队最终赢得世界杯。

”但是其他人却认为，这种情况不再会出现。

因此，当贝克汉姆最终慢慢湮没在历史书里时，利兹大学商学院体育管理与财务教授比尔·杰拉德说，“这就是‘国王驾崩，国王万岁！’的典型。

”新国王面临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王国。

《幸福终点站》影评（节选）A. O. 司各特斯蒂芬·斯皮尔伯格的新片《幸福终点站》今天在全国影院上线。

“航空终点站”的字面意思是旅客从甲地前往乙地的通道，人们只愿意在那儿花尽可能少的时间。

然而,“航空终点站”除了普通字面意思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内涵。

英语“terminal”的拉丁词根是“termini”，原意是古罗马时期的土著神，其神殿被用来当做界碑，暗示两极世界的交界。

现代医学更将该词与死亡联系在了一起。

因此，无限期地困在穷途末路，毫无逃生的可能，会给人一种生不如死、永久禁锢的无力感。

人们这些先入为主的观念，使得斯蒂芬·斯皮尔伯格的新电影更引人注目，他将典型的现代噩梦——即被中断的航程——转变成人间天堂。

导演（斯蒂芬·斯皮尔伯格）不断在他的影片中展示飞行会有多浪漫。

《第三类接触》（1977）片尾闪烁的飞船光、《E.T.外星人》（1982）中翱翔的自行车和《太阳帝国》（1987）都体现了斯蒂芬·斯皮尔伯格对飞行的兴趣。

《幸福终点站》继续呈现了斯蒂芬·斯皮尔伯格对空中航行的痴迷，这部电影讲的是被困航站楼后发生的浪漫故事，与他原来对飞行的诠释形成直接对比。

影片以维克多·那维斯基（汤姆·汉克斯饰）从虚构的东欧共和国克拉考次亚飞往纽约开始。

维克多降落在肯尼迪国际机场时，恰逢国内军事政变废除政权让他失去原来的祖国。

一系列复杂（有点虚构）的官僚制度使他滞留在机场近一年时间。

他既不能回国也不能乘计程车去曼哈顿。

维克多做事中规中矩，机场方面也找不到拘禁他的理由，他完全被禁足在机场航站楼内，但同时他又是完全自由的。

（该片根据一位伊朗游客的真实经历改编，沙哈国王政权垮台后，他在巴黎机场滞留了更长时间。

）斯蒂芬·斯皮尔伯格以及编剧沙查·盖华斯和杰夫·纳森强调的是自由而不是限制。

他们把重点聚焦在维克多处境的幽默上，而不是处境的严峻上。

这听起来就像惊悚片最后转变成充满友善和欢乐的童话故事。

致使维克多无法回国的种种原因通过机场电视里的新闻一笔带过。

孤寂、落魄的真实震撼融化在机场航站楼的空气中。

即使是最欢快的童话里也会出现个坏人。

《幸福终点站》中的坏人是充满野心、毫无幽默感的国土安全局官员弗兰克·迪克森（史丹利·杜奇饰），他噘嘴唇、细眼睛，有个巨大的晋升机会。

迪克森眼中的维克多不是个生活窘迫的人，而是他晋升过程中的障碍。

没能把维克多恐吓走，迪克森就跟维克多较上了劲。

在充满喜剧色彩的《幸福终点站》里，迪克森的报复心异常坚定。

不久，维克多就融入了一群随和的、来自于不同种族的机场非正式员工群体中。

他们是来自印度的清洁工古芭塔（库玛·帕拉那饰）、行李运送工乔（驰·麦布莱德饰）还有一个是有着甜美笑容的餐厅服务员安锐克（蒂亚戈·露娜饰）。

影片开始的轻松气氛似乎有点过了，有些情节还没什么意思，制片人似乎对影片中角色仅仅是单纯善良不是很满意。

凯瑟琳·泽塔琼斯延续了她可爱、精神饱满的风格，然而影片用她来做女主角更多是因为她的美丽，而不是幽默感，美丽是她作为一个喜剧演员对影片的最大贡献。

她这方面的特质也体现在罗伯·马歇尔的《芝加哥》、乔·罗思《美国甜心》中。

其他导演，包括斯蒂芬·斯皮尔伯格在内，似乎对如此美丽的女人扮演搞笑角色的想法不太舒服。

至于史丹利·杜奇是扮演具有权威官员角色的不二人选，但他在这部影片中的表现平平。

如果不是杜奇这个演技派演员来演的话，迪克森的冷漠、恶毒或许会有意思些。

迪克森和艾美利亚（泽塔琼斯饰）两个角色起支撑情节的作用。

整个故事甜蜜、幽默，但是斯蒂芬·斯皮尔伯格将氛围控制得当。

这部电影恰如其分地让我感受到了它的柔和与感性。

这一部分得归功于汤姆·汉克斯。

他的演技无需证明，表演恰到好处，只有在回放时才能发现细微差别。

虽然开始维克多看起来是个带着滑稽口音的十足傻瓜，但是他的眼袋和意志力注定故事不是那么简单。

后来，我们了解到维克多是个娴熟的木匠，一个热爱他父亲的儿子。

但当我们了解这些之前，或者说在他的英语好到能告诉我们之前，我们了解到他灵活、倔强，也很慷慨。

维克多和汤姆·汉克斯在《荒岛余生》中扮演的恰克·罗兰有共同点。

但是也有不同点。

维克多在影片一开始就是个斯多葛主义者，而恰克在荒岛上生活了四年后才变成斯多葛主义者。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维克多与恰克的经历刚好相反。

恰克是被现代消费社会抛弃后才学会利用有限的资源生存，而维克多从一个物质财富相对缺乏的环境，渐渐适应了超现实、物质无限丰富的环境。

我猜维克多的祖国应该是东欧的一个欠发达国家。

来自该地区的人们也许会指出《幸福终点站》描绘的是全球资本主义的美好幻境，但现实并没有那么仁慈。

这么说有道理，但另外一种说法是，这部电影将人际关系疏远的商业环境变成了有着乌托邦可能性的地方，同样，《E.T.外星人》将单调乏味、蔓草丛生的郊区变成了迷人之地。

这些电影的魅力来自于电影人物的欲望和不真实性，这些都是斯蒂芬·斯皮尔伯格思想的真实表露。

《幸福终点站》的魔力有点强迫性，也许是因为需求比较迫切。

曾经代表着自由、快捷的航空旅行，现在经常会和沮丧无力、焦躁不安、恐怖联系在一起。

有了约翰·威廉姆斯的音乐，贾努兹的摄影，阿历·麦道威尔的布景，斯蒂芬·斯皮尔伯格让观众忘记了现实航空终点站的种种不是，看到的是轻松的优雅与乐观。

《幸福终点站》尽情发挥人类想象力的极限，将可怕的现代社会变成有着电梯和饭店的友好的人造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