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为什么要学习《史学概论》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而且，同一个学科中的不同的学派，都各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和方法。
如果不掌握那些理论和方法，就不可能系统地掌握该学科的知识，更无法从事该学科的研究。
无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盖莫能外。
《史学概论》就是讲述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的一门课程。
它的教学目的就是帮助初学者掌握学习和研究历史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人们往往直观地觉得，学习历史不需要专门学习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只需把有关中国史、世界史的各门基础课程和有关的通史、专史著作学好就够了；研究历史也不需要掌握系统的理论和方法，只需熟悉搜集、整理和编排历史材料的技巧就行了。
这样的想法很容易把历史的学习和研究引入迷雾，陷入无边无际的史事海洋，在层层叠叠复杂交错的历史人物、事件的漩涡中，看不出历史行程的轨迹和方向，而且自身陷入那些漩涡，犹如一团乱麻缠身，越来越心烦意乱，不堪忍受，以至最后完全丧失信心，放弃对历史学的科学真理的追求。
因此，有志于探求历史学的科学真理的人们，千万不要受那种直觉的误导。
实际上，人们读任何一本历史书，直观地看，都只能看见书中展示着一个接一个的人物和事件，那些人物、事件之间有没有联系呢？如果有，又是什么样的联系呢？有的书根本不讲这些问题，就靠你自己去分析，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去分析呢？有的书对那些人物、事件的相互关系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你读了以后，可能觉得有的解释能够使你信服，有的解释却使你难以接受，在这种情况下，你又用什么标准去判断各种各样的历史解释的是非得失并作出取舍抉择呢？例如，当你研读中国史和世界史的有关通史和断代史著作时，从一开始，你就会遇到一系列的问题迎面而来，诸如：为什么中华先民在仰韶文化（链接文本素材库：仰韶文化——距今约5000年至7000年前，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域的早期定居农耕村落文化，以磨制石器和彩陶为特色，因1921年在河南渑池杨绍村首次发现而得名）、龙山文化（链接文本素材库：龙山文化——距今约四、五千年前，分布在黄河、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域的早期定居农耕村落文化，有精致的磨制石器和轮制陶器，因1928年在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首次发现而得名）时代，在没有使用铁制农具和耕畜条件下，就开始进入定居农耕生活，而大多数希腊人直到荷马时代（链接文本素材库：荷马时代（Homeric Age）——相传为古希腊游方盲诗人荷马（Homer）汇集的史诗《伊利亚特》（Lliad）和《奥德赛》（Odyssey）反映的历史时代，多认为在纪元前11世纪至纪元前9世纪。
当时大多数希腊族群还没有建立城邦，过着频繁的迁徙和征战生活）以后的古风时代（约公元前8—6世纪）和古典时代（约公元前5—4世纪）（链接文本素材库：古风时代（Achaic Age）和古典时代（Classical Age）——古风时代是继荷马时代之后的古希腊历史时代，一般认为认为是在纪元前8世纪至纪元前6世纪这段时期。
那时希腊人开始比较普遍地建立永久性定居城邦，但与其后的古典时代（约为纪元前5世纪至纪元前4世纪）相比，生产生活和社会制度都显得十分简陋、古朴。
恩格斯认为西方文明时代的历史为2500年，他是把纪元前594年雅典的梭伦改革视为古希腊以至整个西方世界开始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卷，第97，113页）才比较普遍地建立永久性定居城邦，比较稳定地定居下来；而拉丁——罗马人大概到纪元前753年罗马建城之时才开始比较稳定地定居下来；至于日耳曼人，更是历经许多世纪的迁徙征战，实际上是在纪元后5世纪摧毁西罗马帝国之后，才最后在西、北欧广大地域定居下来。
可见，作为现代西方各民族先民的重要成分的古希腊人、拉丁——罗马人和日耳曼人进入定居农耕文明的时间比中华先民晚三、四千年以上；而在此以前，他们大都经历了充满迁徙和征战的游牧和游耕生活（链接文本素材库：游耕（shifting agriculture）——一种原始农耕方式。
其特点是，技术浅陋和土壤肥力消耗流失迅速，土地耕种一年以后就得长期休耕，才能恢复肥力。
典型的游耕制耕1年休7年。
这就意味着，一个族群必须占有比实际耕种的土地多7倍的土地，以备休耕，才能保证每年在1/8的实耕土地上获得一定数量的收成；这同时还意味着，为了占有大片土地，各族群之间不免要经常发生冲突、战争和迁徙流动。
游耕往往同游牧或半游牧并存。
希腊籍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和罗马政治家、历史学家塔西佗描述的纪元前后1世纪左右的日耳曼人的生活状况，看来就是游牧、半游牧和游耕、半游耕混合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写照。
参见庞卓恒：《中西古文明比较》，载《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4期）。
远古的中华先民却大都没有经历过游牧、游耕生活，而是直接从原始的狩猎、采集生活过渡到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那种定居农耕生活。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地理环境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呢？或者说，应该怎样估计地理环境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呢？而且，这种差异对于定居下来以后中国和西方形成不同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有什么影响呢？为什么夏、商、西周时期中国没有出现雅典、科林斯等城邦盛行过的那种奴隶制和斯巴达、特萨利亚、克里特等地盛行过的那种农奴制（链接文本素材库：希腊的农奴制——人们常常以为古希腊只有奴隶制，没有农奴制。
然而，这不符和历史事实。
例如，亚里士多德在他所著《政治学》一书中多次提到，斯巴达的“赫卢泰”[即‘希洛人’]、克里特的“贝利俄季”和特萨利亚的“卑奈斯泰”都是农奴。
（见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出版，第59，82，94，97，374等页。
其他一些古希腊著作家也有类似论说，而且十分明确地指出农奴是介于奴隶和自由人之间的阶层。
恩格斯也明确指出，斯巴达的希洛人是农奴[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61页。
]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还曾说道：“我很高兴，关于农奴制的历史，照实业界人士的说法，我们‘达成协议’了。
毫无疑问，农奴制和依附关系并不是某种特有的中世纪的封建形式，在征服者迫使当地居民为期耕种土地的地方，我们到处，或者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得到，——例如在特萨利亚很早就有了。
这一事实甚至曾经使我和另一些人在中世纪农奴制问题上感到迷惑而不解；人们很爱轻易地单纯用征服来说明它，这样解决问题又顺当又省事。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31页。
]）以及罗马盛行过的那种奴隶制和隶农制，而实行“井田制”那样的田制呢？为什么战国、秦、汉以后中国没有出现西欧中世纪盛行过的那种庄园农奴制，而主要实行国家编户农制（授田制、占田制、均田制等田制）以及宋以后逐渐盛行的那种与国家编户农制并行的地主——佃农制呢？在政治制度方面，为什么夏、商、西周时期中国没有出现雅典、科林斯等城邦和罗马共和时期盛行过那种共和——民主制和斯巴达等城邦盛行过的那种贵族寡头政制，而是实行以宗法性的天子——子民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分封君主制呢？为什么秦汉以后，中国也没有出现西欧中世纪早期盛行的以领主——附庸关系为基础的贵族民主制(链接文本素材库：贵族民主制——恩格斯把西欧中世纪早期日耳曼人建立的蛮族王国盛行的政治制度称为“贵族民族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卷第438页]。
它的形成和存在时间大约在5——13世纪。
其主要特点是：①国王和它的主要陈述、附庸之间的政治关系，也像经济关系一样，带有平等者之间的契约关系的性质，虽然国王被认为是最高领主，但也要受到一定的权利和义务规定的约束。
②国王被认为只是贵族中的一员，只是受到贵族们的拥戴才成其为国王。
例如，有一个时期，盎格鲁——撒克森的国王是由“贤士会”选举产生的，在其加冕词中必须写明他是“被推选和拥戴的”；杀死国王也统杀死普通人一样偿付罚金，只是金额较普通人为多，例如按《麦西亚法》规定，国王的生命同大主教一样，值7200先令。
在法兰克王国，即使像查理曼（768—814年在位）那样空前位尊权重的君主，在王位世袭制已经确立的情况下，他继承其父的王位时，也还必须在形式上通过“民众大会选举”和“全体法兰克人同意”；当他传位于儿子路易时，虽然他本人已经在十多年前经教皇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也还必须“召集全国的法兰克贵族，取得大家同意”[艾因哈德著、戚国淦译：《查理大帝传》，商务印书馆1979年出版，第7，8，31页]。
③国王往往不能单独行使权力，须同某种形式的贵族会议共掌权力。
④国王行政权力只限于王室直辖领地，在此范围之外，各领地自成政府，领主就是领地政府当然首脑。
参见庞卓恒：《中西封建专制制度的比较研究》，《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中期盛行的等级君主制（链接文本素材库：等级君主制——西欧中世纪中期盛行的一种政治制度，其特点是，由僧侣贵族、世俗贵族和市民阶层这样一些“等级”的代表组成的“等级代表会议”——即封建国会——与国王共同掌权，重大事项需经等级代表会议通过，才能付诸实行。
国王往往利用市民阶层要求消除妨碍商品自由流通障碍的愿望，拉拢市民阶层，支持国王抑制封建贵族割据势力，为逐步过渡到专制君主制准备了条件）和晚期盛行的专制君主制，而是实行仍然以宗法性的天子——子民关系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制呢？为什么政治制度会有这些差异呢？这与与中西方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有没有联系呢？还有，在价值观上，为什么希腊的柏拉图（链接文本素材库：柏拉图[Platon，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2年]，古希腊哲学家，认为“理念世界”是唯一真实的世界，“感觉世界”只是“理念世界”的“影子”。
在政治思想上，他认为城邦由3个等级组成：作为“哲学王”和智慧化身的统治者等级、作为国家卫士的武士等级，以及作为物质财富生产者的工、商和农夫等级。
3个等级、各安其分，各守其职，国家才能安宁。
她特别强调，要保证国家富强，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武士等级。
因此，柏拉图特别注重武士等级的培养和教育。
他强调武士等级必须由体格和智力健全并经过严格训练的全权公民组成；为了保证他们没有私心，一心一意为国家打仗，规定他们不得拥有私有财产，不能有家室，必须过集体生活，必须遵守严格的纪律。
）（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强调“野蛮人”“是天然的敌人”，（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出版，第210页）从而证明，征服和奴役“野蛮人”是天经地义之事，而中国的孔子（链接文本素材库——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中国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创始者。
倡导“仁”的学说，强调“仁”即“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要实践“仁”，必须遵守“礼”的规范，“克己复礼为仁”。
）（公元前551年——前479年）却强调“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