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事诉讼上诉审制度之检讨与重构(1)上诉审是对下级法院已做裁判的案件，根据当事人的申请，由上级法院再行审理的制度。

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它所做出的生效裁判具有神圣的权威。

这种权威的基础一方面在于法律的强制性，另一方面在于裁判自身的公正性一一这种公正性非常重要，它是法律赋予裁判强制性的基础，因而成为裁判具有权威性的根本渊源。

为了保障裁判公正，各国民事诉讼法上都建立了上诉审程序，以其作为防错与纠错的机制。

可以说，上诉审制度建立和运作的效果直接影响裁判的公正性。

为此，本文拟探讨上诉审的功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我国上诉审程序，在功能发挥方面的利弊，提出建立三审终审制的理论构想。

一、上诉审之功能各国由于其历史、文化和国情不同，上诉审制度的内容存在差异，如有的国家实行二审终审，有的国家则实行三审终审；对上诉的称谓各国也有所不同。

笔者认为，上诉审制度应当如何建立和运作，这一问题取决于立法者对上诉审功能的期待。

基于诉讼公正这一最高价值目标，上诉审应当发挥以下功能：给审判者设立审判者诉讼公正实现的过程中，法官即审判者的品质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者，故此，现代各国对法官都规定了严格的任职条件，以保障审判者具有纯洁公正的人品。

但是法官毕竟是人而不是神，法官同样具有个人的利益要求。

“法官的利益要求并不是单值的经济或权力要求，而是多种要求的综合体，并且，各种要求在经历过若干次盘算或下意识的权衡后才能反映出来。

”［1］法官的偏私是不可避免的，但又是可以预防和减少的，为此，需要设立一种能够控制法官偏私的程序装置，即给审判者设立审判者，通过法官之间的相克关系，使其偏私受到约束和控制。

上诉审程序就是这样一种装置。

在上述意义上讲，上诉审是从审判者品质的局限性出发，建立起来的一种防错制度，其防错功能在于对法官偏私的制约方面。

对于具体的案件而言，可能只有一级法院的审理便告终结，没有上诉审的过程，但很难说对此案件进行审理的法官没有考虑过上诉审的可能性。

在这种情况下，上诉审对法官偏私的抑制作用通过法官的心理机制还是潜在地存在着。

西方国家学理上曾经存在这样的争论，即上诉审究竟是攻击原审法官还是攻击原审判决的制度，抑或二者兼而有之，主张攻击原审法官的人看重的正是作出错误裁决的法官常常是行为不检。

［2］上述争论不管其结果如何，建立上诉审制度决不能忘记其对法官品行的制约功能。

保证审判者认识的往复性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但是对事物的正确认识又不是一次完结的，认识的过程是一个往复进行的过程。

在诉讼中，审判者一一法官对案件的正确认识同样不是一次完结的，其中的阻碍和影响因素很多，比如法官精通法理的水平、理解与判断能力、主观偏好与情感禀性等等。

因此，法官对案件一次性的认识可能是错误的。

为此需要设计一种纠错的装置，以保证审判者认识的往复性。

这种纠错的程序不应当是法官个人的反复无常的自我否定，而应当是后置的法官通过法定的程序纠正前置法官的错误，上诉审制在这里发挥着显著的功能。

在这个意义上讲，复审制是从审判者认识过程的局限性出发，建立起来的一种纠错制度，其功能在于补救法官对案件既往认识的不足和错误。

保障当事人的正当权利法官由于品质缺陷或者由于认识局限造成程序不当和裁判错误都会使当事人的正当权利受到损害，上诉审制具有补救当事人的正当权利即权利保障的功能。

这种功能与上述两项功能实际是一体两面之物，实现了诉讼上的防错与纠错功能，当事人的正当权益也就有了保障。

这一功能的进一步心理作用机制在于增加当事人及公众对法院裁判的信任。

当事人对审判公正的判断既取决于“诉讼裁决对事实的认定与冲突主体感觉中的冲突经历相一致”和“诉讼裁决中实体权益的处置结果与冲突主体自认为正当的权益要求相吻合”，[3]也取决于当事人对审判的信任，上诉审制可以增强当事人对审判的信任，这对于当事人之间消除对抗冲突，缓解紧张，对于加大裁判由当事人自觉履行的可能性，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减轻法官责任负荷如上所述，上诉审制使审判者处于被审判的状态之中，审判权的自治性被淡化了，这种情况会引起另一效应的产生，即法官的责任淡化，其责任负荷减轻，这是上诉审的又一功能。

笔者同意法官判案应当有一定的责任负荷，以强化其责任心，使其注意保证诉讼的质量。

但是在缺乏上诉审机制的情况下，法官将对其裁判负全部责任，这种责任负荷太重，法官必然要采用请示、汇报等非程序的手段，以转嫁或减轻诉讼不公正甚至可能造成错案的责任风险，这样就造成了无规则司法，司法中产生人治等消极负面影响。

[4]有的情况下，法官对案件的处理没有把握时还可能采取宁拖不判的战术。

健全的上诉审机制不仅保护了当事人，也保护了法官。

上诉审程序使审判者处于被审判的状态，法官受到了程序的约束，同时也受到了程序的保护，对案件实施先审权的法官只要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对案件进行审理，即使诉讼质量存在瘕疵，上诉审程序仍给予了矫正和修补的机会，法官在这个意义上不致于久拖不判。

上诉审制对先前裁判即使加以修改甚至推翻，原裁判者也不会承担过重的责任。

因此，复审在减轻法官责任负荷、保护法官方面的功能是积极的。

统一法律适用各个国家的法院系统均有级别之分，较低级别的法院辖区较小，较高级别的法院辖区较大，级别较高的法院辖区内存在若干级别较低的法院。

法院系统如此设置与审级制度结合在一起，具有很重要的功能。

较低级的法院审理的案件，当事人不服裁判可以上诉至较高级的法院，较高级法院所作裁判对较低级法院具有示范作用，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实行判例法制度的英美法系国家，而且同样存在于大陆法系国家。

在上诉审实行法律审的情况下，较高级法院对案件实行上诉审，对较低级法院而言无疑是在示范如何解释和适用法律，这就在较大范围内起到统一法律适用的作用，最高法院的上诉审更能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法律的统一适用。

这是上诉审的又一功能。

综上所述，上诉审各项功能之总和在于通过程序的复合装置，保障裁判正确，实现诉讼公正。

二、二审终审制及其利弊我国的审级制度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各个革命根据地的法院，审级制度不统一，有的实行二审终审，有的实行三审终审。

解放初期，我国法院原则上采用两审终审制，但对个别特殊案件，允许对第二审人民法院的裁判上诉到最咼人民法院。

1954年公布的《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了两审终审制，二审终审从此成为定制。

1979 年和1983年先后修改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对审级制度沿用了两审终审的规定，1982年和1991年公布施行的民事诉讼法将两审终审作为一项基本原则。

确立两审终审制的认识基础在于从国情出发，充分考虑审级制度的可行性，防止和避免多审级所造成的不便。

我国地域辽阔，不少地区交通不便，如果采用三审终审制，一个案件可以两次上诉，劳民伤财，不利于生产和社会的安定团结。

审级多了势必造成缠讼不休，不利于及时确定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义务。

实行两审终审，民事经济案件一般可以在地方各地人民法院就地审判，方便群众诉讼，方便法院办案，并使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摆脱审理较多具体案件的负担，集中力量加强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业务指导和监督。

[5]如果以历史的态度和对中国国情务实的态度来看上述认识，无疑不无道理。

两审终审有其利，但也有其弊。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上诉。

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裁定的，有权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我国法院系统由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四级组成。

根据民事诉讼法中级别管辖的规定，通常情况下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故绝大多数民事案件由基层人民法院实行第一审，其上诉审即终审法院为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审法院即终审法院级别较低，这是我国上诉审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弊端所在，其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一，终审法院的审判水平相对较低，致使第一审不公正的裁判难以通过上诉审得以矫正。

其二，第一审法院与第二审法院之间通过经常的业务联络，不可避免地导致两级法院之间情感上的亲近，上级法院在第二审程序中有可能从情感出发，先入为主地轻信原审法院的处理，而对于某些非原则性的错误更容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其三，终审法院所在地靠近案发地，法院与当事人之间存在各种联系，使诉讼难以避免诸多人情因素，影响司法的公正性。

其四，终审法院级别较低是地方保护主义形成和难以克服的重要原因。

比如，某省两家公司分属甲、乙两市，发生了经济合同纠纷，在甲市进行终审诉讼，甲市主管政法工作的市委副书记指示，审判要合法，但甲市的钱不能判给乙市。

可以想见，按照这位书记的指示去做，审判很难合法。

这样的事例不是个别的。

如果终审法院是省高级人民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法院，地方保护伞便难以显灵。

其五，在适用法律方面。

因终审法院级别较低，常常因地而异，不利法律的统一适用。

其六，级别较高的法院由于较少实际处理案件的经验，对下级法院进行业务指导可能力不从心。

近年来最咼人民法院和咼级人民法院充实了不少法律专业毕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其专业知识水平较高而又较少实际接触具体案件，他们却负责对下级法院进行各种形式的业务指导，级别较低的法院常有怨言。

不能不说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之一。

总之，终审法院级别较低的状况能够引出诸多弊端，最终导致诉讼不公正。

这正是两审终审制的缺陷所在。

由上可见，实行两审终审制，上诉审的功能难以充分发挥，法官的偏私难以得到有效的抑制一一除了法官个人的私利难以由与其存在较近联系的上级法院制约之外，地方保护主义这种广义的偏私情绪也同样难以控制；终审法院级别较低、水平较低，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审判人员审判实践经验较少，这种状况导致上诉审难以充分地弥补原审的认识局限和疏漏；中级法院作为终审法院在法律统一适用方面几乎无能为力，充其量只能在其很小的辖区范围内对法律的适用问题进行示范，而这种示范本身可能就很危险，因为其本身的水平和权威有限，它对法律精神的理解有时可能是不正确的。

不同的中级法院在其辖区对法律做不同的理解，就全国而言，法律的统一适用就无从谈起。

笔者认为，我国实行绝对的二审终审制，难以保证审判质量，难以充分保障当事人的权利，最终导致上诉审功能紊乱和失调，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笔者认为应当对两审终审制进行改造，变绝对的两审终审制为有限的三审终审制。

三、建立有限三审终审制的理论构想二审终审制与三审终审制孰优孰劣，很难有绝对的答案，三审终审制比二审终审制更能保障案件得到公正的处理，但与诉讼经济的原则不相符合；二审终审制则恰好相反二者各有长短，一方之长恰为另一方之短。

基于此，一些实行三审终审制的西方各国一般都采用相应的补救性措施，以克服多审级所带来的弊端。

这种处理方案反映了各国审级立法的智慧与经验，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